是“引蛇出洞” 還是相時而動：再談流沙河其人其事（中）
—— 譚興國 先生訪談錄之二
溫靖邦
譚興國 先生在接受采訪時，幾次強調了雙百方針的提出及其后來不得不擱置，由是對四川所產生的影響。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未治蜀先治，四川自古以來就是一塊政治磁場特別敏感的區域，雙百方針的提出最早就是在蜀中引發了共振——積極的律動與破壞性的沖擊都出現了。
四川不像革命老區經過多次革命洗禮，組織系統相對純潔，而是把舊有人員不加裁汰地全部包了下來納入革命隊伍編制。有些在解放前與革命毫無淵源的人、甚至于對革命有著殺父之仇的人進了國家機關做了干部入了黨入了團，甚至有的還不大不小地做了官。這讓四川的工人階級、翻身群眾以及老區來的知識分子十分擔心，這種擔心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折射到這個階級的政權機構中來了。擔心，勢必敏感，有時還特別過敏。一旦過敏，難免草木皆兵，分辨不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從而采取不妥當的處置方式。
例如反右之前，成都二師學生因一件孤立的事件發生學潮。不可否認，這次學潮是受了匈牙利事件的影響，學生背后難免有壞人挑唆；但如果以毛主席當時的思想方法，當會以人民內部矛盾視之；的確，絕大多數是學生，也并未發現有推翻人民政權的訴求。但成都的工人階級和教師可不這么看了。他們的生活、生存剛剛在數年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保障，萬分熱愛新社會，對任何不諧和音都格外敏感，容易以敵視的態度去對待。所以后來發生了工人、教師自發地包圍成都二師的校園，敦促鬧事學生投降的事件。
《草木篇》事件也反映了類似現象。現在看來，《草木篇》充其量表現了作者與新社會的對立情緒，實在談不上反黨反社會主義。至于流沙河多年后為了抬高自己，虛構了毛主席的話，那就更離題萬里了。但當時的革命文學工作者就是一群認死理的人，高矮也要認為《草木篇》有大問題，非要鏟除不可。流沙河在如潮的口誅筆伐之下，迅速轉彎，不斷檢討、悔過；還為了“賺表現”，居然揭發了其朋友的一些“莫須有”。好在毛主席基于雙百方針的精神對批評《草木篇》的過火行為作出的批評很快傳到了四川，遏制了四川的教條主義傾向以及政治過敏癥。流沙河因而得以揚眉吐氣，徹底推翻了此前一切檢討，變本加厲地向批評過他的人發動了猛烈反擊。這是后話，暫時按下不表。
某網站載《流沙河首度口述反右先聲“草木篇詩案”》中說，雙百方針出臺后，“我就主動提出，我們來辦一個詩刊，把名字都取好了，丘原取的，叫星星。領導人李累也支持，就辦出來了”。
這其實又是一種自我吹噓的假話。真實的情況并非是流沙河倡議，而是著名“森林詩人”傅仇在1956年7月與成渝兩地幾位青年詩人商議后，由“我（傅仇）向文聯領導同志談了我們的想法。”“這個建議在文聯黨組討論，同意了；又送給省委宣傳部，也同意了。《星星》就這樣順利地誕生了。”傅仇的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當他和成渝兩地詩人合計辦詩刊時，當文聯與省委宣傳部的領導支持這個想法并批準時，流沙河還在北京文講所上學，不可能“主動提出，我們來辦個刊物”。后來確定的編輯部人選，流沙河也只是一般編輯，他的上面有主編白航和執行編委石天河。這雖是一件小事，但可說明流沙河為了某種目的，謊話是可以隨口拋出的，誠如他在《鋸齒嚙痕錄》里自況說：“我可以把白的說成黑的，黑的說成白的”。
對《草木篇》和另一作者的《吻》的批評，是四川省委宣傳部的兩位副部長李亞群、明朗發動的。明朗讀了《草木篇》的第一反應是“味道不正！”接下來，李亞群發表了一篇題為《百花齊放與死鼠亂拋》，打響了第一槍。但是，這篇文章以及后來別的人寫的批評文章，基本上沒有越出雙百方針的“度”；也就是說沒有亂打棍子扣帽子，只不過表達了一點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擔心。但是卻引起了自命不凡的流沙河強烈的反感。四川日報1957年6月14日、29日、30日載文，李累（文聯黨組成員）在其中描述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今年1月初，我曾將李亞群副部長對于《吻》的意見轉告流沙河，征求他的意見。流沙河立即反駁道：‘我根本反對！’接著在許多場合公開辱罵，‘這些部長老爺們，神經衰弱！……你怕《吻》，老子下一期還要發！……我不管你們這些正人君子部長老爺們，你干涉老子，老子就罷工！老子就造反！’”
這是《草木篇》事件的第一階段：兩軍對壘，流沙河對一切批評堅決反擊，不僅在相關的會上大鬧，還陸續發了一些火藥味很濃的文章。(待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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