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亡黨亡國十五論之八：搞歷史虛無主義是自掘墳墓

搞歷史虛無主義是自掘墳墓　　

——八論蘇聯(lián)亡黨亡國

蕭湘延

     蘇聯(lián)解體、蘇共亡黨亡國的原因很多。有內(nèi)因、有外因，有近因，有遠因，有經(jīng)濟、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原因。蘇聯(lián)解體前后，蘇聯(lián)國內(nèi)興起了一股強大的歷史虛無主義浪潮，全盤否定蘇共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搞亂了人民群眾的思想，對蘇共和蘇聯(lián)社會主義實踐釜底抽薪，對釀成蘇共亡黨亡國的歷史悲劇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　　

縱觀蘇聯(lián)歷史，曾經(jīng)出現(xiàn)了兩次大規(guī)模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1956年10月，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在所有人沒有任何思想準備，世界各國共產(chǎn)黨沒有絲毫討論的情況下，拋出了《個人崇拜及其嚴重后果》的秘密報告。在報告中，赫魯曉夫以輕率、武斷、野蠻的口氣咒罵斯大林是“混蛋”、“惡棍”、“強盜”、“俄國最大的獨裁者”。同時編造大量謊言，誣蔑攻擊斯大林“只是從電影上來研究國內(nèi)情況和農(nóng)業(yè)”、“按照地球儀計劃戰(zhàn)役”。赫魯曉夫根本抹殺了斯大林領導蘇聯(lián)人民同一切國內(nèi)外敵人進行堅決斗爭、取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家建設偉大成就的歷史功績。他不是從歷史、文化和體制上來總結(jié)蘇聯(lián)社會主義建設的失誤，而是極為簡單草率、荒謬地歸結(jié)為斯大林個人。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在國際國內(nèi)引起了巨大的思想混亂。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西方報刊公布后，立即引起了反對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巨大波瀾，西方國家在世界范圍內(nèi)掀起了反蘇反共狂風惡浪，再加上波匈事件，西方國家共產(chǎn)黨有1/3的黨員退黨。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在蘇聯(lián)國內(nèi)也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使許多青年一代喪失了社會主義理想信仰和馬克思主義信仰。后來這些年輕人執(zhí)掌了國家政權，在他們手里釀造了蘇聯(lián)亡黨亡國的歷史悲劇，比如戈爾巴喬夫、雅克夫列夫就是其中的代表。2001年3月，戈爾巴喬夫在接受俄羅斯一家電視臺采訪時說：“我們是蘇共二十大的孩子，蘇聯(lián)60年代的歷史對我們影響很大，年輕時我們是懷著對黨的信任和忠誠入黨的，但蘇共二十大以后，我們的思想發(fā)生了轉(zhuǎn)變”。正是在這幫“二十大的孩子”手里，毀掉了蘇聯(lián)。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在“宮廷政變”中被趕下臺。盡管赫魯曉夫在被“宮廷政變”趕下臺，但對他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言論以及他所宣揚的修正主義路線沒有進行深刻批判，當然對斯大林沒有給予正確的歷史評價，以及對蘇聯(lián)的制度缺陷和體制弊端更是缺乏深刻認識。相反，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想不斷蔓延，逐步成為黨內(nèi)占主導的看法。“對斯大林以及他所領導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時期采取嗤之以鼻甚至鄙視的態(tài)度，成為蘇聯(lián)人、甚至黨的領導人的一種時髦。”這就為以后掀起更大的歷史虛無主義浪潮埋下了伏筆。　　

   戈爾巴喬夫是高舉著改革的旗幟走上歷史舞臺的。為了顯示改革的急迫和重要，就選擇歷史作為突破口。1986年2月蘇共二十七大召開，戈爾巴喬夫提出 “民主化”、“公開性”的口號。1987年1月，蘇共中央全會召開，號召實行“最大限度的公開性”和“蘇聯(lián)社會不應有不受批評的禁區(qū)”。一個月后，在一次全國宣傳工作領導人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更加具體明確地指出，在蘇聯(lián)的“歷史和文學中都不應有被忘卻的名字和空白點”，公開號召對蘇共和蘇聯(lián)歷史進行重新審視。 據(jù)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透露，1987年5月，戈爾巴喬夫在與匈牙利共產(chǎn)黨領導人卡達爾的一次談話中說，蘇聯(lián)自1929年以來的經(jīng)驗全部都是錯誤的；實際上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有3/4是令人懷疑的，應該予以否定或糾正。1987年7月21日，美國合眾國際社發(fā)表評論說：戈爾巴喬夫把斯大林“暴露在公開性原則的聚光燈下。現(xiàn)在，接連不斷的文章、信件、回憶錄對斯大林的每一個重大行動提出了疑問”。　　

   在戈爾巴喬夫親自發(fā)動下，一場轟轟烈烈、氣勢洶洶的否定蘇共和蘇聯(lián)革命歷史虛無主義運動開始了。打頭陣和首先跟進的文學界和政論界。從1986年起，自從戈爾巴喬夫提出“民主化”、“公開性”的口號以后，一批過去被禁的和在西方國家出版的作品先后公開發(fā)表和放映。其中阿·雷巴科夫的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和格魯吉亞導演田·阿布拉澤的電影《悔悟》產(chǎn)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前者描寫了斯大林時期蘇共的黨內(nèi)斗爭，主要寫斯大林與基洛夫的矛盾，并含沙射影地說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劃的。后者以寓言的形式批判了斯大林時期的“專制制度”，是在謝瓦爾德納澤支持下攝制完成。戈爾巴喬夫在他的《回憶錄》中承認，這兩部作品的出版與放映都經(jīng)過了他本人的同意。一些作家、文藝評論家和政論家利用這類作品的問世，長篇累牘地發(fā)表文章，大肆攻擊斯大林的“集權統(tǒng)治”，誣蔑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制度是“軍事封建式的獨裁制度”。他們是這場歷史虛無主義運動的急先鋒。　　

戈爾巴喬夫等人明白，文藝作品只是給人以感性認識，要讓上升到理性的高度，還必須依靠史學著作，還必須“重新審視歷史”乃至改寫全部歷史。由于蘇聯(lián)史學界“反應遲鈍”沒有跟上形勢，戈爾巴喬夫?qū)κ穼W界的工作非常不滿。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qū)Υ颂岢鲆笳f：為了民主化、公開性和改革的需要，在反映歷史上的“痛苦”和“災難”情況時“應該表現(xiàn)充分的明確性和徹底性”。1988年6月，在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戈爾巴喬夫在一次強調(diào)，那種認為重新審視歷史“是取消社會主義原則和給社會主義抹黑是完全錯誤的”。同月，蘇聯(lián)官方報紙《消息報》公開發(fā)表文章對蘇聯(lián)中學歷史教材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它們充滿著“一代代流傳下來的謊言”，并要求編寫一本“誠實的”教材。當時，蘇聯(lián)中小學的歷史教學已無法進行，以致蘇聯(lián)教育部不得不取消當年歷史課程的考試。　　

    史學界的工作使戈爾巴喬夫等人感到著急。在蘇聯(lián)科學院召開的歷史學部的一次會議上，一些“激進”的改革分子甚至要求歷史學家們應公開向社會認錯承認沒有向國家和人民提供真實的歷史，從而使人民的思想受到極大的損害。當時的科學院院長馬爾楚克甚至說：“生物學家已經(jīng)走出了這一步，他們擺脫了過去的污垢，開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學科，歷史學家也應該這么做。”但與會者沒有積極響應這一建議。蘇共中央起先準備編寫一部新的多卷本蘇共黨史，后來覺得任務太重，決定寫一本簡明的《蘇共史綱》。為此，于1988年7月，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由戈爾巴喬夫任主席，具體的編寫任務落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的學者們身上。在斯米爾諾夫院長的敦促下，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的學者，主要是蘇共黨史研究室的成員們終于找出了蘇共黨史上的100多個“空白點”，但對如何填補它們卻感到茫然。對于黨中央交付的編寫一部新的蘇共黨史的任務，他們也沒有能完成。　　

面對著這場聲勢浩大的重新審視歷史的虛無主義運動，和出盡風頭的文學界、政論界不一樣，史學界經(jīng)過一段沉默才行動起來。直蘇聯(lián)解體，戈爾巴喬夫黯然下臺，歷史學界的工作都沒有讓戈爾巴喬夫滿意過。倒是蘇聯(lián)解體之后，歷史學界一些學者寫出了許多有深度、有價值的反思著作。　　

    面對社會上洶涌澎湃的虛無主義思潮，引起了許多正直之士的擔心和焦慮。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上發(fā)表了列寧格勒工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我們不能放棄原則》的來信，信中對當前報刊上發(fā)表的一些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對斯大林的批判太過分了，是給社會主義蘇聯(lián)抹黑。信中還明確反對“利用公開性散布非社會主義的多元論”。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發(fā)了軒然大波，“自由改革派”將其視為“保守勢力和蘇共舊勢力”的反攻倒算。蘇共中心政治局接連兩天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對策。最后，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1988年4月5日，《真理報》發(fā)表了反擊文章《改革的原則：思維和行動的革命性》，對安德烈耶娃給予全面反擊和打壓。《真理報》將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稱為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稱為“改革的敵人、斯大林主義分子、保守派、機關官僚、黨的權貴代表”。《真理報》的文章認為，安德烈耶娃是在為斯大林辯護，是蘇聯(lián)社會的保守勢力的聲音，企圖阻止改革的進程。批判尼·安德列耶娃的《真理報》編輯部文章發(fā)表以后，全國各大報刊發(fā)表了各種不同形式的文章一起對尼·安德列耶娃進行圍攻。它們按照編輯部文章的調(diào)子，把反對丑化蘇聯(lián)歷史、反對詆毀蘇共和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一概稱之為“改革的敵人”和“保守勢力的代表”。正如利加喬夫所指出的那樣，只要敢于反對戈爾巴喬夫的人“都將遭到來自上面（蘇共中央）和下面（大眾傳媒）的雙重打擊”。此次爭論后，蘇共領導人不僅開始揭批斯大林，而且進一步升級，批判馬列主義是空想和教條。從此以后，在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的直接參與下，批判斯大林、詆毀和否定蘇共和蘇聯(lián)歷史的惡浪便進一步高漲。　　

    為了進一步推動歷史虛無主義發(fā)展，戈爾巴喬夫?qū)σ恍┲匾膱罂s志進行了換血，把能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的人撤下來，換上自由主義的死硬分子。比如，被戈爾巴喬夫稱為“剛愎自用的哲學家”的理·科索拉波夫被撤去了《共產(chǎn)黨人》雜志主編，調(diào)到莫斯科大學任教，由自由派哲學家弗羅洛夫取而代之；任命自由派分子維·科羅季奇擔任著名的社會政治刊物《星火》周刊的主編等。從此，這些報刊便成為積極批判蘇共歷史和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的吹鼓手。　　

為了配合戈爾巴喬夫的歷史虛無主義運動，各種報刊、電臺和電視臺使出了混身解數(shù)。它們有時是無中生有，有時則利用歷史上出現(xiàn)的各種缺點和問題，對其加以歪曲、夸大，在讀者中散布對革命歷史和對社會主義的懷疑情緒，使他們失去對黨和國家的信任和對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的信仰。這些文章由于涉及了過去被認為是“禁區(qū)”的敏感問題，而且體裁多樣和有較強的可讀性，因而吸引了大量的讀者。　　

一些媒體除刊載大量批判斯大林和否定蘇共和蘇聯(lián)歷史的文章外，還開展各種群眾活動，為歷史虛無主義逆流推波助瀾。例如，被譽為“公開性的喉舌”的《星火》周刊曾在莫斯科搞所謂的“良心周”活動，內(nèi)容有舉辦各類講座、放映歪曲歷史的被禁影片、集資建造大清洗運動受害者紀念碑等。一些編輯部還通過與讀者的聯(lián)系，將收集到的大量有關大清洗運動受害者的資料，公開發(fā)表。很多雜志由于發(fā)表了各類解禁作品而發(fā)行量大增。例如，大型文學雜志《新世界》，因刊載了亞·特瓦爾多夫斯基為紀念他在農(nóng)業(yè)集體化運動中遭流放的父親而作的長詩《回憶的權利》而名聲大振。那一期雜志的發(fā)行量竟達到了68萬份之多。關于報刊和新聞媒體在歷史虛無主義運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在蘇聯(lián)解體之后不久所做的一次講話中有十分生動而又深刻的描述：“在（戈爾巴喬夫執(zhí)政的）6年當中，報刊實現(xiàn)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40年代入侵我國時用火和劍未能實現(xiàn)的目標。那支軍隊雖然有第一流的技術裝備，但是缺少一樣東西，這就是數(shù)千萬份帶菌的出版物。”　　

   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歷史虛無主義運動中，在全盤否定蘇共、否定蘇聯(lián)社會主義實踐的同時，沉渣泛起，一些曾經(jīng)被打倒、被推翻反動勢力又紛紛跳將起來，并吸引了不少眼球。1989年4月，作家格·利亞波夫在第4期《祖國》雜志上公布了尼古拉二世一家被革命戰(zhàn)士處決的事實，同時說早在十年前他就發(fā)現(xiàn)了沙皇一家人的遺骸。這一消息引發(fā)了一場對這些遺骸的真?zhèn)螁栴}的討論。顯然，這并非一般的考古活動，而是為了證明十月革命的殘酷無情和違反人道。當時，還有更多的人在追憶羅曼諾夫王朝的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并要求公開這位沙皇被害的真相。當時出版了一批以前被禁的有關著述，公布了一批關于尼古拉二世和二月革命的回憶錄。　1991年，《十月》雜志第1-3期連載了國內(nèi)戰(zhàn)爭時期白衛(wèi)軍將領鄧尼金的個人回憶錄《一個俄國軍官的道路》，第10-11期又發(fā)表了他寫的《俄國內(nèi)亂史》。在這些著作中，發(fā)動國內(nèi)戰(zhàn)爭的沙俄將軍成了傳奇式的英雄人物。此外，還公開發(fā)表了已經(jīng)被革命拋棄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大量資料。一些人便利用它們來詆毀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與實踐。 　　

1988至1989年，蘇聯(lián)意識形態(tài)領域最有影響的事件之一就是哲學博士亞•齊普科在《科學與生活》雜志上發(fā)表的長篇文章《斯大林主義的起源》。此文在表面上維護馬克思主義源頭的掩蓋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歷史。文章認為，十月革命是俄國激進主義的產(chǎn)物，中斷了俄國歷史的正常進程。文章將“好”的列寧思想與斯大林“壞”的社會主義對立起來。作者提出，1917年到1988年間蘇聯(lián)激進主義的思想和實踐是當今社會的重要障礙。現(xiàn)在看來，此文邏輯混亂、敘述繁瑣。但由于年輕的哲學博士齊普科是在蘇共中心機關工作，他的身份使得此文當時在思想界影響巨大。　　

 隨著“反思歷史熱潮”的深入和“禁區(qū)”的不斷被打破，列寧的形象遭到諷刺和丑化，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本身也遭到質(zhì)疑。人們開始失去方向、喪失信仰，各種思潮泛濫，使人無所適從。對黨的歷史、社會主義實踐的否定，為帝國主義者和敵對勢力攻擊共產(chǎn)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強有力的武器。他們正是利用共產(chǎn)黨對自己歷史的否定，要求把“共產(chǎn)黨排擠出歷史舞臺”，甚至要求審判共產(chǎn)黨、沒收共產(chǎn)黨的財產(chǎn)，宣布共產(chǎn)黨應該像法西斯組織一樣應予取締。正是利用共產(chǎn)黨對社會主義實踐的否定，要求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恢復本主義制度，進行階級報復、反攻倒算。而共產(chǎn)黨自的人的猖狂進攻面前，由于自我丑化、自我否定而理不直、氣不壯。很多人產(chǎn)生了對社會主義信仰和信心的動搖，一些知識分子和黨政干部因而開始向往資本主義。例如，著名社會學家塔·扎斯拉夫斯卡婭一開始還是主張在社會主義范圍內(nèi)進行改革，但到1990年，當她看到過去的社會主義社會原來是如此地“腐朽”時，她改變了看法。她站到了擁護資本主義的立場，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根本區(qū)別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資本主義具有“社會主義的特征”。又如伊·西拉耶夫原來是一名黨中央委員和政府部長，戈爾巴喬夫上臺后被任命為部長會議副主席。由于失去了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他于1991年退黨。他在1990年10月說：“和70年代相比，我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似的……我們向往財產(chǎn)私有化，我們向往的不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業(yè)企業(yè)在內(nèi)的私有制。”這些例子充分說明了歷史虛無主義所造成的惡果。既然一切光榮的歷史都被否定了，一切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都是罪過，那么蘇共還能得人心嗎？還有存在的必要嗎？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歷史虛無主義運動中，蘇共所做的一切，只有一個目的——給自己挖掘墳墓。　　

勿庸置疑，當今的中國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已經(jīng)坐大并覬覦中南海已久的新的資產(chǎn)階級，日夜都在夢想使中國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來一場像蘇聯(lián)一樣的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歷史虛無主義運動是非常必要的。近30年來，這種歷史虛無主義一直是在暗潮涌動，并不是地掀起風浪。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就有人提出要“告別黃土文明，走向藍色文明”，就有人無端攻擊革命是“令人嘆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就有人自命清高的指責用唯物主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是“偽史學”、“垃圾史學”。與此同時，他們又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斷為被推翻、被打倒的漢奸賣國賊翻案，比宣揚這才是真正的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才是人道主義。盡管他們的目的是十分卑鄙和陰暗，但是他們的表面裝得真誠而善良。盡管這股思潮尚未掀起滔天黑浪，但不時有風波襲來，令人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比如，那個曾經(jīng)在毛主席身邊工作，后來跑到美國，當了叛徒，拿了美元，炮制《毛澤東私人醫(yī)生回憶錄》,對毛澤東極盡污蔑攻擊之能事。還有那個跑到英國留學、以史學家自居的張戎杜撰出來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他們的伎倆，他們的手段，與蘇共亡黨亡國前，那些挖空心思、千方百計證明列寧有情婦，死于梅毒的人，手段何其相似。這股時刻準備興風作浪的暗流，他們把丑化的目標不僅對準了毛澤東，而且對準了周恩來，前幾年他們不是在千方百計捏造證據(jù)，證明周恩來有情婦，有私生女嗎？這股潛流還在處心積慮地丑化我們的英雄人物道，比如劉胡蘭、董存瑞。與此同時，他們打著客觀公正看待歷史的幌子下，大搞翻案文章。不知不覺地張愛玲成為偉大的作家，漢奸胡蘭成的書成為暢銷書。電視上，一些漢奸賣國賊、反動統(tǒng)治者的形象光明偉大起來，越來越有風度，為民族大義、為革命事業(yè)而英勇獻身的人倒是變得越來越矮小，甚至猥瑣起來。比如電影《色戒》中，漢奸英俊偉岸，而革命志士王佳芝則成了出賣色相的女子。這部電影要不是海內(nèi)外正直之士聯(lián)名抗議，早就在華夏大地熱播得不行了。與漢奸賣國賊的熱鬧繁華相比，革命烈士早就冷冷清清了。大家都在關心帝王將相、公子小姐、情婦妓女，哪有時間關心為國為民撒過熱血、拋過頭顱的革命烈士。建國60年都不到，在許多地方連他們的墳墓都扒掉了，蓋起了貪官污吏的別墅群。　　

清代著名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他又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尊重歷史，不僅是尊重我們的過去，更是尊重我們的今天和明天。蘇聯(lián)正是自己掀起的黑浪滔天的歷史虛無主義浪潮中走上絕路。但愿這樣的歷史悲劇，不要在中國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