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革命是在各種外國勢力利用和扶植下發展起來的。從英政府通過外交干涉清政府對孫中山的倫敦綁架案，打造了孫中山革命英雄的形象，到中國同盟會在日本侵華組織黑龍會牽線下成立并獲得日本政府的直接資助，無不體現了這一點。自1903年起，號稱遠東首富的中東猶太裔上海地產大亨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就對孫中山不時有所接濟，在哈同的介紹下孫中山結識了上海的猶太錫安主義者，并公開發文支持以色列建國，受到猶太人的歡迎。孫中山的侍衛長是一名被稱作雙槍馬坤Morris Cohen的波蘭猶太人，馬坤經歷堪稱獨特，他于1887年生于波蘭，幼時隨父母偷渡至英國，在倫敦東郊貧民窟長大。童年因盜竊被捕送入洛特希爾德家族開設的猶太兒童感化院，釋放后前往英屬加拿大。在這里他通過賭博結識了一些從事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建設的中國勞工，并通過幫助一家中餐館制服劫匪而獲取了中國人的信任，并進一步加入了同盟會，成為其中唯一的外國成員。1922馬坤為牽線鐵路建設事宜前往中國，并毛遂自薦擔任孫中山的貼身保鏢，從此直到孫去世。到蔣介石時期，他仍利用關系從海外為國民黨購買軍用物資和武器，抗戰時期在香港營救宋慶齡而自己被日本人拘捕，后通過交換戰俘獲釋，返回英國。
而令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真正開始擁有實權的政治資本則是在蘇共一手支持下通過建立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而獲得的。孫中山最早通過美國記者俄羅斯猶太人索科爾斯基George Ephraim Sokolsky認識了解了俄國的十月革命，索科爾斯基曾在十月革命期間擔任彼得格勒的《俄國每日新聞》編輯，并結識了列寧、托洛茨基等人。1922年8 月孫中山又與蘇俄駐華全權代表大使，俄國猶太人越飛Adolf Abramovich Joffe建立了間接聯系，與越飛達成了合作的初步意向。但是孫中山、越飛從未見面，索科爾斯基于是利用自己美國人的身份和十月革命時與俄國布爾什維克建立的友誼，在1923年1月幫助越飛秘密到達上海同孫中山會面。越飛是托洛斯基的親密戰友，在蘇俄以外交出名，此次到中國本來是想與北洋政府談判建交，但是收效甚微，通過索科爾斯基等人介紹，加上受到國內的新指示，才轉而秘密與孫中山進行會談。兩人于1月26日發表了《孫中山先生與蘇俄特命全權大使越飛聯合宣言》。在宣言中，蘇俄聲明放棄在華特權，對外蒙古也無領土野心，愿意以諒解的精神解決中東鐵路問題。宣言還指出：“當前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這項大事業俄國會堅決作為后援幫助中國完成。很快蘇俄向孫中山提供了近200萬墨西哥元的巨款軍援，并向中國派遣顧問。由于越飛的幫助，孫中山成功實現了聯俄，幾個月之后，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也達成了國共合作。1927年，越飛因托派問題在莫斯科的醫院自殺。
孫中山所聘請的俄國顧問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1923年10月來華的俄羅斯猶太人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鮑羅廷做過碼頭工人，與列寧一起在歐洲流亡過，此次來華支援中國，被任命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蘇俄派駐國民黨代表。孫中山與鮑羅廷相識不久，就非常欣賞鮑羅廷的組織才干和清醒的頭腦，將鮑羅廷稱之為自己的拉斐德，意思是鮑羅廷猶如美國總統華盛頓的杰出法國顧問拉斐德。孫中山對鮑羅廷委以重任，聘請他為國民黨的組織教練員、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高等顧問和革命委員會顧問等職，并為國民黨一大起草了重要的宣言。鮑羅廷在國民黨改組以及創建黃埔軍校活動中作用巨大。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逝世時，委托其轉達遺言和致蘇聯遺書，在此后實際控制了國民黨領導權。1927年四一二事變后，鮑羅廷遭到國民黨南京政府的通緝返回蘇聯，1949年受美國記者安娜·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間諜案牽連被宣布為蘇維埃的敵人流放西伯利亞而死。
在中共方面，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維金斯基等人來華，同李大釗、陳獨秀等聯系，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8月，陳獨秀、李漢俊等人成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任書記，這也是共產國際認定中共成立的時間。馬林Henk Sneevliet，荷蘭猶太人，1920年在印尼協助創立了印尼共產黨。1921年初受共產國際委托建立中國共產黨，并于7月出席了中共一大。馬林對中共的領導權多有操縱，主張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積極合作，并通過斡旋使中共加入國民黨，因此與陳獨秀等產生很大矛盾。馬林在華時籌劃了中共一大、二大、三大與西湖會議及國民黨一大的召開，因與中共領導人矛盾1923年10月被調回國。1927年，馬林與荷蘭共產黨決裂，自組政黨，并加入了托洛茨基組織的第四國際，1942在荷蘭被納粹德國處決。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的猶太人米夫Pavel Mif負責行政事務。他在會前不斷散布對中共負責人輕視和不信任的言論。他還指使人放出流言，說毛澤東在井岡山犧牲，準備開追悼會，從而造成惡劣影響。 1931年1月，米夫來到上海，他的學生王明等人突然要求召開中共四中全會，通過操縱選舉，他讓王明等人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等，制造了王明路線。 1931年8月米夫回國，1938年在蘇聯肅反運動中被秘密槍決。
國民黨在四一二事變之后，中共在遵義會議之后，兩黨才真正獨立，建立了各自的權力核心，擺脫了蘇共和第三國際的遠程遙控。而蘇共內部在此期間也因為斯大林的獨裁和托派分裂使自身性質發生了變化，更通過30年代的肅反運動肅清了黨內的猶太勢力。由于國共兩黨早期都受過蘇共的扶植和控制，這使得反猶和反共理論有了新發展。1938年，日本人在納粹德國的反猶宣傳組織Welt Dienst會議上提出了猶太人控制的中國將要攻擊日本，日本不是在與中國作戰，而是與共濟會成員孫中山及蔣介石控制的共濟會作戰的言論（Cohn, Warrant for Genocide, p. 242, citing H. Rollin, L'Apocalypse de notre temps, p. 514）。顯然這與事實不符，孫、蔣也并非有據可查的共濟會員。到了40年代歐洲的反猶宣傳中發展出猶太人控制了內戰雙方的國共兩黨，而兩黨領導人都為共濟會成員的理論（見THE JEWISH ROTTING OF CHINA，英國反猶主義者Arnold Leese發表于1949年2月28日第49期反猶雜志Gothic Ripples）。http://www.jrbooksonline.com/HTML-docs/chinese_communism.htm
實際情況是，國共兩黨都通過發展獲得了獨立地位，國民黨效法納粹德國奉行法西斯主義，中共則走上農民革命的傳統道路，而蘇共則回歸蒙古帝國模式，繼承了亞歐草原的霸主地位。猶太人的努力最終只落得為他人作嫁衣裳。
猶太金融集團之所以要扶植共產主義運動的意義在于，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不但包括了封建貴族階層，也包括了民族資產階級，這避免了各國在資產階級革命后造成本國民族資產階級借機壯大，從而造成對其壟斷地位的挑戰。這樣通過世界范圍內的無產階級革命消滅所有國家的社會上層階級，進而消滅所有民族國家，以共產國際作為新的世界政府對全世界進行統治。而計劃中的無產階級革命同時肩負了摧毀本民族文化傳統特別是宗教傳統的任務，從而徹底消除各種文化對猶太教文化的威脅。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消滅了社會上層，但空缺的上層地位必然為新的本土或外來的勢力所填補，這決定了底層人民無法成為最終受益者，這是猶太金融勢力敢于在各民族中發動底層革命的原因。然而共產主義運動的成果最終由各國內部勢力所占有，這主要是由于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像資產階級革命那樣在政治上采用民主制政體、削弱政府集權，這從根本上避免了革命成果被外部勢力竊取的結局，并使各民族最終成功驅逐了外部勢力的操縱，獲得了獨立自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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