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難忘江姐，一個令人敬仰的女人

    前不久，重慶28名女大學生以江姐的造型來到原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監獄參觀，她們將在“七一”建黨紀念日的慶祝活動中扮演江姐，這次參觀渣滓洞，顯然是一次親身經歷和體驗。巧的是，這幾天我抽空看了一遍30集電視連續劇《江姐》，去年曾在中央臺播出。與一集集分開看相比，我還是喜歡集中起來看完。這部電視連續劇拍的不錯，很值得一看。
    渣滓洞在成為國民黨軍統的秘密監獄之前，曾經是一個私人小煤礦，因為出煤的質量不好，煤渣較多，便被稱為“渣滓洞”。這個地方地形隱蔽，外人難以接近，后來被國民黨軍統占用，作為秘密關押政治犯的監獄。渣滓洞監獄不大，主要建筑是一個兩層樓房，以前是煤礦工人的宿舍，后來成為牢房。此外，還有一些附屬建筑，包括崗樓，監獄管理者辦公室、行刑室等。樓間的一小片空地，大約一個籃球場大小，是秘密關押的政治犯放風散步的地方。
    我去過渣滓洞監獄遺址，電視劇里出現的刑具，依然擺放在那里。行刑室與牢房相隔不遠，用刑時，如果受刑的人忍不住叫喊，牢房里應該能聽到。當我面對那些刑具和牢房，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問自己：如果我被這些刑具折磨，我會怎樣？在參觀的現場，我對同行的人說：我不知道自己會怎樣。聽著講解員講述的江姐等人的事跡，在那個現場，我確實不知道，如果那樣的結局落在我身上，我是否會像江姐等人那樣堅強。由此我認為，江姐那樣的人物，比我更了不起。拋開其他方面，僅憑不在那些刑具前屈服這一點，對照自問的結果，我不得不對江姐那樣的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更何況，她還是一個很普通的女人。
    江姐是個完美的形象，她為什么完美？就在于無私，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無私地奉獻自己的全部，哪怕付出生命。道理如此簡單，做起來并不容易。對于那些叛徒來說，為了自己而放棄為大眾的選擇，是那么容易。面對生命，在生死關頭，依然堅持為大眾而拋家舍業、拋頭顱灑熱血，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它需要文天祥那樣的精神：“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江姐是無私的，但不是無情的。無私者并非就是冷血動物，她的本質在于，當大眾利益與個人感情沖突時，個人永遠在后面。一千多年前，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正是這種“無私”加“有情”的體現。共產黨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接續了這一偉大的中國傳統。
    當今中國正在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下，步入個人至上的漩渦，一切崇高都在個人主義的泛濫下成為污泥。我們并不否認個人主義的價值和存在，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個人主義是他們最輕松的選擇。但是，2000多年前，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中國文化從來沒有要求消滅“小人”，而是主張不能讓“小人文化”成為主導。中國文化要求社會精英們成為君子，成為重義輕利的人。而當今中國的現實是，一大堆社會精英都拋棄了“重義輕利”的原則，以個人主義為榮，以個人主義為最高原則，他們只停留在“舍魚而取熊掌”的低級水平上。
    這個低級水平之所以極有吸引力，還在于它有一個強大的外部參照。電視連續劇《江姐》中有一個情節，叛徒提出的交換條件是：出賣了自己人以后，為了保命，要求移居國外。所以，我們很清楚地看到，趨利小人最大的根據地，就是西方世界。當然，有人會說，西方大多數人生活的也很幸福，至少比中國好。這一現象的確貌似存在，但它掩蓋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傷害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少數人得利，在西方社會內部的狀況不去多說，至少在世界范圍內，西方永遠是傷害其他國家的利益，而滿足自己的利益。如果看不清這一點，自以為同西方站在一起就能拯救中國，就能讓中國人普遍幸福，實際上就是做了西方掠奪中國的幫兇。以《江姐》中的叛徒來說，如果他真的去了國外隱居，誰給他錢？國民黨軍統給他的黃金、美鈔來自哪里？無非就是從中國民眾那里剝奪的。這一情形恰似當今中國某些精英，拿著西方基金會的錢，在中國為他們辦事，目的無非是在中國換取高額回報，資本的趨利性，早就說明了這一點。
    說起江姐，必然會說到“中美合作所”，它是國民黨軍統與美國軍方合辦的，渣滓洞監獄、白公館監獄都是合作內容之一。“中美合作所”涉及的內容很多，其中之一叫做“特種警察培訓班”，培養的學員，簡稱特務。其基本技巧，除了、跟蹤、盯梢、殺人外，還包括審訊、用刑。渣滓洞監獄、白公館監獄里的種種酷刑，至今我們依然能夠見到。它們經由美國軍方的傳統延續和發揚光大，在關塔那摩，在阿布格萊布，在阿富汗等地，繼續為美國軍方的情報工作做出貢獻。與重慶歌樂山下“中美合作所”類似的是，一，它們都以情報為目的；二，它們都為了獲得情報而不擇手段、濫用酷刑；三，它們都在美國本土之外，以顯示美國人權與別國人權的貴賤。從70多年前的渣滓洞到今天世界各地，美國這種踐踏人權的行為，一脈相承，依然如故。
    因此，當我看完電視連續劇《江姐》，對于種種酷刑，我有了新的看法。在渣滓洞參觀時，我看到的是那些冰冷的刑具。當我想象這些刑具用在我身上時，我說不知道自己會怎樣，其實是在肉體與物質化刑具的對抗中，有所猶豫和膽怯。然而，在電視劇中，在關塔那摩、阿布格萊布等監獄中，我能想象，受刑者所要面對的并不僅僅是那些無生命的刑具，還有那些動刑的人。當他們把一個5歲的孩子也關在渣滓洞、也送到刑場槍斃（美國法律的確可以對少年犯實施死刑），我意識到，在那種狀況下，江姐等人所面對的，已經不是無生命的刑具，而是活生生的人。那些人殘暴而沒有人性，那些人不把別人當人。因此，在那種時候，扛住用刑的力量，并非完全來自理想，有一部分來自于對那些人的嚴重鄙視——面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有時候我們不得不低頭屈服，但是，面對那些不把人當人的殘暴，我們永遠不能低頭認輸，這是一個人真正的高貴所在。一個高貴的人面對人性淪喪的殘暴，當他沒有其他抗拒手段的時候，只有用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武器，以自己的死亡作為刀槍，維護人性的尊嚴。這就是孟子所言的“舍生取義”。
    看完《江姐》更加相信，砸碎少數人得利的舊中國，建立一個維護大多數人利益的新中國，來之不易，有多少像江姐那樣的普通人為此付出了生命。今天的人們是否應該常常到江姐等先烈們的墓前站一會，反思一下：我們是否辜負了她們的希望、她們的付出？當中國社會再次將個人主義奉為最高理想和原則的時候，我們還能坦然地面對無數先烈嗎？我想，這也是重慶唱紅歌的意義所在——它希望當今社會的精英們，時刻不忘大眾的利益，時刻不忘“為人民服務”。先烈付出的生命，絕不應該是沒有意義的。扮演江姐的丁柳元，演得很好。但是，在當今社會，丁柳元的知名度和風光程度，遠遠不及那些各種“門”的女星，這樣的社會正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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