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靠總結經驗吃飯”令誰形穢？
1965年7月26日，毛主席在接見從海外歸來的李宗仁夫婦和他的機要秘書程思遠時，這樣問程思遠：“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飯嗎？”“不知道。”程思遠茫然莫明所以。“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毛主席告訴程思遠：“以前我們人民解放軍打仗，在每個戰役后，總來一次總結，吸取過去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發揚優點，克服缺點，然后輕裝上陣，繼續前進，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終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句“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話，生動而形象地揭示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中國共產黨人率領千軍萬馬打江山、搞建設的最基本的領導方法，充分體現了毛主席“調查不夠不決策，條件不備不行動”的光輝風范。
難道不是嗎？回顧毛主席波瀾壯闊的一生，哪一場戰役的勝利不是靠深入的調查研究呢？哪一項政策的出臺不是靠集中廣泛的群眾智慧呢？哪一條方針的制定不是靠實事求是的經驗總結呢？可以這樣說，倡導和注重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毛主席帶領中國人民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成功之道，也是毛澤東思想中熠熠生輝的重要組成部分。
毛主席在1917年到1971年長達五十多年時間里，他從對一村、一鄉、一縣的調查，到對幾個縣、幾個省乃至大江南北各條戰線的調查，有文字可查的就有上百次之多。在這里，我們不妨把毛澤東所從事的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分為三個重要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求學時期。其特點是調查研究與學校教育相結合，與游歷相結合，與鍛煉膽識及培養自己適應社會的能力相結合。在當時的《講堂錄》中，他寫道：“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2](P587)這一時期，毛澤東從事社會調查規模最大的一次，是1917年暑期“游學”，與同學肖子升徒步游歷長沙周圍五縣城鄉長達一個月之久。這種“游學”式的社會調查在1918年暑假同樣進行過。“游學”既了解了社會，克服了“閉門求學”的弊端，又培養了自己適應社會的能力，同時也完成了學校規定的“修學”任務，更為毛澤東后來從事的社會調查活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可以說，這一時期是毛澤東一生從事調查研究的起步階段。
第二個時期是大革命到長征前（1925-1934年）。這一時期，毛澤東常年從事農村工作，相對集中并系統地做了六、七年的農村調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的足跡遍及湖南、江西數縣，所做的調查也較為系統，形成的調查報告多達十余篇。僅1930年一年，他就做了八個地方的調查，寫出八篇約十四萬字的調查報告，還寫出一篇從理論上闡述調查研究的著名文章《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這一時期從事的調查研究活動在1930年達到高峰，《尋烏調查》與《反對本本主義》分別在調查研究的實踐和理論上成為這一時期標志性的作品，可稱“雙峰并峙”。
第三個時期是50-60年代。這一時期，新中國剛剛建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處于探索階段。毛澤東經常抽時間各處巡視，正式或非正式地做一些調查。這一時期，他除了利用巡視機會做調查外，還在1955-1956年，用四個半月時間與中央其他核心成員一起聽了九個省、市及中央各部委三十四個部門的匯報。1961年，又親自組織和領導幾個調查組，到浙江、湖南、廣東等省農村進行調查。他提出，把1961年當成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這一時期，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活動出現了三個新的特點：一是在視察中穿插進行社會調查，二是派調查組去做深入細致的調查，三是通過身邊的工作人員進行間接調查。繁重的領導工作使他難以像30年代那樣去長期蹲點、系統調查基層情況，但他仍然盡可能采取多種方式去了解各地的實際情況，并及時把了解到的情況運用到決策中。
什么原因，能使毛主席如此執著于調查研究長達50年之久呢？首先，從毛主席個人對調查研究的深刻認識和理解來看，他深知“對于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實踐論》中有這樣一段話：“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而“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就必須進行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 “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其次，也是最關鍵的，從毛主席改造中國的遠大抱負看，他自始至終把為人民服務作為他終生的最大追求。他曾經這樣說過：“調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為人民服務。”因此，他一再強調“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毛主席把作好調查研究工作，提到了為人民謀幸福的高度來看待。這既是他搞調查研究的精神動力，更是他總結經驗的思想基礎。毛主席“靠總結經驗吃飯”，給當代中國科學發展留下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
然而，時至今日，我們不能不十分痛心地看到，許多人已經完全抽掉了中國共產黨人“靠總結經驗吃飯”的思想精髓，徹底拋棄了我黨歷來倡導和奉行的先調查研究、后制定決策的優良傳統，致使改革開放中許多決策脫離了中國的實情，背離了人民的愿望，造成了許多難以彌補的惡果。
在這里，我不想展開著說，僅從國家發改委屢屢出臺石油漲價的決策看，就不是調查研究的結果，更不是經驗總結的結果，而完全是為了迎合特殊利益集團的需要。
我們且不說國家發改委的這些決策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就連鄧小平理論的邊也搭不上。鄧小平不是這樣說過嗎？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切工作成敗得失的重要依據，就是看“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答應不答應”。請問國家發改委，中國人民何時“滿意”、“高興”、“贊成”、“答應”你們的石油漲價決策？這類漲價決策哪里體現了鄧小平“滿意”、“高興”、“贊成”、“答應”的特色理論？完全可以這樣說，國家發改委雖然口頭上講要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實際上是在掛羊頭，賣狗肉，一切以特殊利益集團的“滿意”、“高興”、“贊成”、“答應”為著眼點、著手點，著力點。
在毛主席“靠總結經驗吃飯”的光輝思想面前，國家發改委難道就不感到臉紅？難道就不感到羞慚？難道就不感到形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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