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國思想界的左右之爭愈演愈烈了。隨著社會矛盾的不斷深化，大有走出象牙之塔進入政治廟堂之勢。
去年，溫家寶發表了一篇懷念胡耀邦的文章；今年，官方又隆重紀念華國鋒誕辰。這些都引起了那些關注中國政治風向的人許多猜測。網絡上，烏有之鄉和南方報系唇槍舌劍；現實中，對重慶模式的褒貶毀譽尖銳交鋒。中國的左派和右派立場越來越對立，語言也越來越自說自話。他們在各自的天空飛翔，對另外的世界越來越看不明白。
思想多元應該是一個健康社會的標志。但是，當社會形成兩大陣營，而這兩大陣營的距離又漸行漸遠的時候，就不是社會之福了。左派和右派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捍衛本階層的利益是他們的天職。如果他們在斗爭的時候能夠學會妥協和寬容，這個社會就獲得了寶貴的平衡。那些高舉民主和自由旗幟的右派們，往往忘記這樣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只有在分歧和斗爭的基礎上獲得寶貴的平衡，民主和自由才有實現的希望。當那些高舉民主和自由旗幟的右派們欲徹底掃除左派而后快的時候，民主和自由之門就被徹底關上了。 羅蘭 夫人說：自由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右派們應該知道，他們所追求的那種民主和自由不過是穿著華麗外衣的另外一種形式的專制和獨裁。
在左派和右派之間，我沒有成見。我喜歡左派所熱愛的文化傳統和革命傳統，我認同左派所捍衛的愛國主義，我欣賞左派為被侮辱和損害的弱勢群體吶喊的勇氣。同時，我也喜歡右派所熱愛的的普世價值觀，我認同右派所捍衛的民主和自由，我欣賞右派為中國民主化所付出的艱辛努力。現在，中國思想界最大的問題是，左派竭力妖魔化民主和自由，而右派又竭力妖魔化愛國主義。我們必須清醒地知道：當民主和自由成為貶義詞的時候，我們就失去了民族的未來；當愛國主義成為貶義詞的時候，我們就成了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左派是本土的，而右派大多是輸入的。左派是草根的，而右派大多是精英的。左派是單純的，而右派大多引經據典。左派是粗糙的，而右派大多精美而雅致。左派寄希望于共產黨現政府，右派雖然質疑現政府的合法性，卻對現政府的某些群體抱著希望，同時更加盼望著出現顏色革命，甚至外來干涉。中國政府是實務主義者。他們在專心地治理國家，而對主義并沒有太大的興趣。強調穩定可能有掩蓋社會矛盾的嫌疑，但是，我們必須明白，一切社會矛盾必須在穩定的政治環境中才能得到比較好的解決。當左右兩派以犧牲穩定來追求自己的政治訴求的時候，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就被用來為他們的事業殉葬。我知道，穩定現在經常被一些人拿來做為壓迫人民的借口。盡管如此，我們也決不應該讓穩定也變成貶義詞。考慮到左派曾經遭到比較徹底的清算，我認為，右派在中國有著更大的誘惑性，也最容易讓社會充滿風險。
讓右派不理解的是，這樣一個不民主的專制獨裁政權為什么能夠如此長期存在？為什么這樣一個和所謂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的政治體制能夠創造出令全世界驚嘆的經濟奇跡？為什么這樣一個剝奪人民自由的政府卻能夠得到這么多民眾的支持？當然，反對者大有人在，不滿現狀者更多。一個政權有百分之二十的堅定反對者就會變得非常危險，但是，這個政權如果還有百分之二十的堅定擁護者就不會垮臺。一九八九年的事件后，海外民主派不斷預言著中國政權的垮臺。結果呢？這些預言一次一次都破產了。為什么呢？就是因為這百分之二十的堅定擁護者的存在。讓右派不理解的是，為什么會有這百分之二十的堅定擁護者？為什么另外百分之六十的人民對專制統治麻木不仁？因為他們思想的局限，他們實在找不出合適的解釋。于是，他們就借來了一個心理學上的詞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1973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兩名歹徒搶劫一家銀行，劫持了四名銀行職員。在警方和罪犯僵持了六天之后，因歹徒放棄而結束。奇怪的是，四名被劫持的職員對兩名歹徒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對歹徒沒有傷害他們并且照顧他們充滿感激，卻對警察采取敵視態度。更有甚者，人質中的一名女職員還愛上了其中的一名劫犯，并在他服刑期間與他結婚。這個案例引起了心理學家的極大興趣。他們把這種心理現象稱作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在右派看來，那些熱愛中國革命傳統甚至文化傳統的人，那些仍然信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人，那些擁護政府或者對政府抱有好感的人，患上的就是這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他們遭受迫害，卻對迫害者產生好感。他們和迫害者同命運，把解救者當成了他們的敵人。記得中國性學大師李銀河也曾有這樣的感慨。她主張同性戀合法化，聚眾淫亂非罪化，婚外性行為道德化，極力在中國推行性自由。在遭到一些人的抨擊之后，她非常委屈地說：“我在為你們爭取權利，你們卻反對我。”中國政治上的右派大概也有同樣的感慨。
但是，右派這種把不同觀點的人歸入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做法是幼稚而簡單的，就像攻擊在網上發帖支持政府的人都接受了政府五毛錢津貼的做法一樣是幼稚而簡單的。歷史是紛繁而復雜的，任何標簽式的理解都會產生盲人摸象式的偏差。1949年以后，執政黨曾經有過這樣的偏差。他們認為只有自己的時代是偉大的，幾千年的歷史都是黑暗的，世世代代的人民都處在悲慘的壓迫之下，享受不到一點生活的樂趣。現在，右派們又犯了同樣的錯誤。只不過他們更加極端，把黑暗的歷史繼續延長，從毛澤東時代，一直延續到現在。他們認為，任何生活在中國仍然感覺幸福的人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殊不知，以他們所謂普世價值的標準，西方國家也不過在最近幾十年才取得較大的進步。按照右派的邏輯，西方歷史也應該暗無天日。這就掉入了歷史虛無主義的陷阱，甚至滑向了邪教思維模式的深淵。
固然，每個時代都有不可避免的災難。但是，每個時代也都有其他時代無法替代的輝煌。我們當然需要對存在的問題保持足夠的清醒，我們當然需要不斷和歷史一起走向更加光明的未來，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像掰玉米的狗熊一樣在收獲的時候把原來的一切都統統拋棄。這就像一個人的成長一樣，長大之后的成熟固然令人敬佩，懵懂無知的童年同樣讓人懷戀。在這個貪污盛行、物欲橫流的時代，人們懷念毛澤東時代的清廉和單純完全可以理解。在這個弱肉強食、以鄰為壑的世界，人們因為熱愛自己的國家而抵制外侮不僅正當而且必要。這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而是在捍衛自己神圣的權利。
相反，我倒覺得很多右派人士很像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飽受西方列強掠奪和欺凌，西方科學和文化的優勢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但是，正是這些災難讓很多中國人在骨子里對西方人產生敬畏，對庚子賠款留學式的恩惠充滿感激。他們因為喜歡美國的制度而喜歡美國的國家利益，因為接受美國的文化而接受美國的立場。在激烈的國家競爭中，他們完全放棄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完全根據美國的好惡對當今發生的一切政治事件進行評判。他們把自己的國家描繪得一團漆黑，對西方國家存在的任何問題都視而不見。這些人往往是一些很有學術背景的知識分子，在海外享受著巨大的名聲。當然，美國的民主制度很好。但是，對于被滅絕的印第安人來說，他們寧可生活在原始落后的前哥倫布時代。當然，美國的制度對人權保障得也不錯。但是，美國大兵一旦走向世界就完全擺脫了美國制度的約束。因為他們認為，只有美國人才是人，也只有美國人才配享有天賦的人權。QQ37716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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