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問題至關重要

立場問題至關重要。如果是站在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站在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立場上，國內政商精英所描述的“匯率政策兩難問題”，“外資政策兩難問題”，“房產政策兩難問題”，“食品安全兩難問題”等諸多兩難問題都不是問題。這里引用幾位名家之言來佐證：盧麒元先生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一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邏輯。外資蜂擁而入中國，是因為中國可以提供其他國家無法提供的高額投資回報。這才是我國匯率問題的關鍵。抓住這個關鍵，辦法其實很簡單。　　

盧先生認為，生產要素價格的調整，需要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政府不宜過度干預。但是，在生產要素價格調整到合理水平之前，政府有責任通過二次分配來保障國家利益和國民福利。簡單一點兒說，我們必須對環境和特種資源予以保護，我們必須對高額資本利得實施累進制征稅，我們必須對外匯結算進行平衡管理。我們有必要通過稅費調整，對嚴重受損的國家利益和國民福利進行補償。同時，我們必須降低高額外商投資回報的巨大吸附效應。因此，我國應該開征三稅一費：第一，環境補償稅；第二，特種資源稅；第三，資本利得稅。一費：外匯損益補償費。我們應當讓外商投資利潤回報恢復到國際平均水平。　　

如果有些人又拿國際慣例說事，盧先生告訴他們，崛起的中國必須創造國際慣例，而不是被國際慣例所束縛。此外，必須讓外資及其代理人稍息。外資及其代理人在我國干政的局面早就應該結束了。　　

在經濟學上，貨幣政策是社會分配的工具之一。匯率政策當然不能例外。所以，匯率政策幾乎毫無例外是國家財政管理的范疇。以稅治匯，根本不是發明創造。這是宏觀經濟管理復位。中國金融當局強橫介入社會分配是很不正常的現象。筆者必須強調，國家經濟主權的主體是財政主權，財政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貨幣政策管理權。國家經濟主權不容分割。金融管理權不能凌駕于財政管理權之上。我們不能允許金融利益集團強橫介入社會分配，獲得制度和政策安排的非法暴利；我們無法接受金融利益集團制造兩級分化、激化社會矛盾、扭曲國民經濟結構的嚴重后果。我們必須讓金融利益集團受到有效約束。一句話，我們必須對貨幣政策實施正常的、規范的、有效的管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主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郎咸平舉例說，“希臘的債務危機，高盛沒有直接跳出來，它是讓南非標準銀行出面。這個銀行我們之前很少聽到，但是這一次它跳出來了，說希臘跟愛爾蘭等國可能會因為它的債務問題退出歐元區。這個是很可怕的。為什么我說高盛是在操縱？因為高盛是中國工商銀行戰略投資的最大股東，現在依然持有中國工商銀行133億股股票，而中國工商銀行同時又持有南非標準銀行20%以上的股份。當初工商銀行收購南非標準銀行就是高盛做的首席財務顧問。這一次南非標準銀行站出來一說，歐洲人馬上就受不了了。然后他們循線一追，發現中國工商銀行是南非標準銀行的大股東，開始懷疑中國了，然后又開始制裁中國了。這就是我們中國人愚蠢，幫高盛做替罪羔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確實在向資本主義轉變。而且正在從人人平等的社會風氣，朝向上尊下卑、普通人無尊嚴、金錢論的趨勢發展。“沒有4000萬的身價，就不要說是我的學生”。北京師范大學董藩教授之言是對現實社會的真實寫照，他用瘋狂言語表露了主流社會的價值觀。現在確實有些人唯恐中國不亂，他們用油價上漲激起民憤嫁禍共產黨引發內亂用通貨膨脹激起民憤嫁禍共產黨引發內亂； 用消滅國有企業激起民憤嫁禍共產黨引發內亂；用在網絡上突然大肆鼓吹“打倒”“推翻”之類所謂革命派的文章激起民憤嫁禍共產黨引發內亂；派專人攜帶錢款專門尋找“革命派”從事“革命活動”激起民憤嫁禍共產黨引發內亂；用房地產和轉基因主糧來回挑撥激起民憤嫁禍共產黨引發內亂；用美國國債和兩房債券來回挑撥激起民憤嫁禍共產黨引發內亂；用藥家鑫案激起民憤嫁禍共產黨引發內亂，等等。　　

中南民族大學教授孫錫良在《有關“主義”的閑聊》中說：中國人不談“主義”總不是無緣無故的，前面談了幾十年，突然說不談就不談了，一定是有個節點和有與之相應的原因，節點大抵都是知道的，原因多數知識分子也很清楚。現在，談多了“主義”，大人不高興，資本家不高興，地主富農不高興，美國人不高興、歐洲人不高興，中國青年人也不高興，沒有一處討好的“主義”，怎么談？找不到市場。現在時興“市場主義”和“自由主義”，你跟市場作對，那“主義”注定是不值錢的，沒錢，你談“主義”，那你連茅廁的擦尾股紙都不如。“工農聯盟”是不是就喜歡“主義”了呢？也不見得，今天的工農階級恐怕連一百多年前那陣子都不如，麻木得讓你心都可以死掉，誰讓他們麻木的我不知道，知道也說不得，我只清楚他們現在整體上是沒有思想的，即便被罵得狗血淋頭，我也是這個觀點，咱也是農民出身的，咱家人都還在農村當農民或在外打工，情理上講本不該說他們思想覺悟低，然而實事上，工人、農民比我期望的覺悟真要低得多，比幾十年前還不如。有人說，工農階級正忙著共同致富，哪有時間談“主義”啊？我得清清楚楚地告訴他們：一個幾億人的大群體連自己的主子是誰都不知道，你怎么共同致富？是靠在土里挖金子還是在機床上加工金子？不談“主義”哪有工農的共同富裕？　　

作為執政者，人民相信他們能夠給國家建立一個和諧的、文明的、有信心的生存環境，執政者注定不能與普通百姓一起發牢騷，他們的一切行為都必須是圍繞大眾需求服務，放任甚至是縱容道德滑坡惡性膨脹，就從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從而就會引起“國家道德”的滑坡，“國家道德”一旦走向滑坡之路，社會環境必然發生從有序到無序的變化。檢討中國社會整體道德滑坡的主要對象不是普通民眾，而應當是政權機構和各層次權力執行者，近幾十年，中國道德滑坡的速度之快令人痛心疾首，金錢剝削道德的現象比比皆是，權貴階層是“金錢剝削道德”的主要執行者，百姓則是這場災難中的最大受害群體，如果不認識清楚道德滑坡的責任方和原因，中國人就不可能讓道德滑坡的方向實現逆轉。“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等惡性食品安全事件出現了不可怕，斬草除根就得了，怕就怕在對毒食品網開一面，用“發展過程中的代價論”來糊弄消費者，沒有法律不可怕，怕就怕在法律被閑置，中國的食品安全根子不在道德，而在于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　　

孔慶東教授說，　4月24日　，清華百年校慶，袞袞諸公東逝水，浪花淘盡現原形。媒體朋友問前總理朱镕基同志向學生贈送中宣部禁書《中國農民調查》，意欲何為？孔和尚說，大概是挽回形象，兼攻后任吧。出來混的，早晚都要還滴。　　

　2011年4月11日　《朱镕基答記者問（ZhuRongjiMeetsthePress）的英文版進行全球首發在倫敦市中心的賓利酒店舉行。朱镕基錄制了一段視頻，在儀式的一開始就進行播放。他說：“我不敢說這本書立論如何正確，更不敢期望每個讀者都會同意我的觀點。我只想說，我在本書中的講話都是真話。這是我一生堅持的原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作序評價說：“這本書中的采訪為朱镕基在某一段時期的工作提供了豐富的記錄。那時他不但是中國國內經濟事務改革的領導人，也是一位頗有激情的為中國爭取國際支持的外交官。這些采訪從這兩個方面展現了一位稀有的干練的官員：他機智，溫文，非常聰明，堅韌地面對各種挑戰，有時坦率得令人忍不住對他敞開心扉。”　　

他目光如炬，神色冷峻，是位干練之臣。在高位十年，干了很多實事：砸三鐵，賣國企，引進高盛。在WTO大幅讓渡國家經濟主權，令西方列強嘖嘖稱贊。力排眾議，舉薦更有甚者，占盡虛名。　　

    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站在什么立場的問題，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砸三鐵，賣國企，引進高盛，為加入WTO而大幅讓渡國家經濟主權，過度開放放棄保護，一再放任推高房地產價格，以市場化為借口取消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國民福利，等等，核心問題都出在是否為人民服務，是否站在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立場上。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人民就看不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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