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歌不能只是唱唱而已》想干什么？——評《雜文報》的又一篇怪文（修改版，并附原文）

《紅歌不能只是唱唱而已》想什么？　　

——評《雜文報》的又一篇怪文　　

楊景水　　

2011年4月26日《雜文報》第一版，這個自稱為只發表精粹之作的頭等版面，又拋出了一篇龔德明的怪文《紅歌不能只是唱唱而已》。說它是怪文，因為它陰陽怪氣。何謂陰陽怪氣？陰的、陽的都有是也。只看標題，似乎作者并不反對唱紅歌，只是不能只唱不行動，從而給自己披上了一層薄薄的偽裝。其實遠非如此。不信，請細細看來：　　

怪文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唱著紅歌長大的。但是，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幾十年賦予紅歌的表情、激情、熱情基本上是白費了；我們寄托于紅歌能唱出的希望落空了；我們沒得到紅歌中讓我們向往的生活和愿望。比如《社會主義好》分明說‘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可我們中的不少人唱來唱去，沒唱高自己的地位，卻唱高了干部的地位，老總的地位，公務員的地位。比如我們最愛唱，唱得最多的紅歌《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對它的歌詞可謂爛熟于心：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我們是懷著最激動、最虔誠的心情唱這歌的。但是，我們中的不少人卻下崗了。而在這最關鍵的時刻，我們這些人卻沒有團結。因此，我們沒有力量。我們非但不是鋼，不是鐵，我們簡直比豆腐還不如。我們一個個怪怪就范……”了。　　

怪文作者似乎是代表“一代人”說話，但我不禁要問，真正在紅旗下長大的有幾個感到唱紅歌的感情“白費了”、“希望落空了”？事實勝于雄辯，背叛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代表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利益的人民公敵蔣該死，夾著尾巴跑到了孤島上，中華民族自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全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無不歡心鼓舞。當年唱紅歌，正是這一真實情感的流露，對黨的恩情最樸實的表達；如今唱紅歌，是對那激情歲月的懷念，是對今日繼續革命的鼓舞。對這活生生的現實，怎么怪文作者視而不見呢？怪文作者說，《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詞“可謂爛熟于心”，其實，說他沒有真正用心唱過，我倒信。根據是：歌詞本來是“……這力量似鐵，這力量如鋼……”怎么到了怪文作者的嘴里卻成為“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呢？把歌詞都搞錯了，還說“爛熟于心”，難道這還沒有暴露他內心的虛偽嗎？這不能不使人想到，他之所以拿此歌說事兒，其用心之處只不過是抱怨“下崗”職工在“最關鍵的時刻”“沒有團結”起來，“簡直比豆腐還不如”，“一個個怪怪就范”了。那么，他所說的“團結”起來，要干什么？便不問自明了。　　

從標題看，他雖不反對唱紅歌，但文中卻說：“紅歌不唱也罷。”污蔑重慶唱紅歌“像全國各地的許多婆婆姥姥那樣，只唱，根本不通過大腦，那也不是唱紅歌。那叫什么呢？那叫亂叫。”顯然，怪文加入到“反紅歌”的行列。　　

你說他反對唱紅歌吧，怪文最末一段卻在重復了《團結就是力量》錯誤的歌詞后又說：“讓我們高唱‘紅歌’，不只是口唱，更要用心唱，更要用實際行動去實踐‘紅歌’的歌詞內容，在紅歌正確的輿論導向指引下，摧毀所有貪官污吏，‘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里‘死亡’……”　　

怪文所說的“正確的輿論導向”是什么？難道是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唱著紅歌，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并維護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要的那種輿論導向嗎？從怪文無視這一偉大勝利所拋出的幾十年來唱紅歌“白費”論、“希望落空”論，要干什么，便一目了然了。　　

不過，怪文也從反面給我們上了一課。這一課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正確的輿論導向是什么？這些年，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多元化，導致了意識形態的多元化；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又必然出現了輿論導向的多元化。《雜文報》的這篇怪文，就是輿論導向多元化的明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但客觀上公有制經濟已從國民經濟所占有的比重中失去了“主體”地位，《憲法》所規定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所需要的輿論導向也隨之失去了“主體”地位。輿論導向的多元化向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發起了挑戰，而所謂主流媒體卻聽之任之。　　

腐敗是亡黨亡國的現實危險。多年來，黨和國家對反腐倡廉不能說不重視，可說是“高度重視”。但為何腐敗屢禁不止呢？于是，對于導致腐敗的根源，眾說紛紜。有的衷心擁護共產黨，希望她重新擁有毛澤東時代那樣的清正廉潔，在人民群眾中永遠享有那樣崇高的威望。希望黨嚴懲腐敗分子，并從源頭上鏟除滋生腐敗的根源。源頭在哪里？“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鄧小平說：“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但實際上，多年來我們只抓了一手。經濟雖上去了，腐敗卻有增無減，從經濟腐敗到思想腐敗，到官場腐敗到社會風氣腐敗，進而到學術腐敗！與此相反，有的則借反對腐敗這一響亮的無可否認的話題，妄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名為反腐敗，骨子里卻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為此，他們千方百計地美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那種在我國已經證明并不適宜的民主制度，說“專制”是產生腐敗的根源。于是主張改革制度，走西方總統競選的那樣的所謂的“民主”道路。怪文不就是狂呼“摧毀所有貪官污吏，‘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里‘死亡’”嗎？　　

正因為我們存在著不少的“弱勢群體”，怪文才借題發揮，說什么“《社會主義好》分明說‘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可我們中的不少人唱來唱去，沒唱高自己的地位，卻唱高了干部的地位，老總的地位，公務員的地位。”僅此，你能說他是污蔑嗎？我們確實應該反思，在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工人階級本是領導階級，為什么被淪為“弱勢群體”了呢？為什么“群體事件”屢有發生呢？當年，推翻擁有八百萬美式裝備的蔣家王朝，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依靠的基本群眾是廣大的工農兵，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那么，如今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難道就可以只依靠哪些“高管”、總裁、精英、外商？基本群眾哪去了？近年來，雖說出臺了不少惠民措施，也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如何回歸他們的主人翁地位、主人翁精神，還未見起色。所以，才給怪文作者提供了口實。　　

看來，怪文《紅歌不能只是唱唱而已》作為一篇反面教材，還是滿不錯的。　　

附：怪文如下

紅歌不能只是唱唱而已 李遜達薦文，原載《雜文報》

我們這一代人，是唱著紅歌長大的。但是，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幾十年賦予紅歌的表情、激情、熱情基本上是白費了;我們寄托于紅歌能唱出的希望落空了; 我們沒得到紅歌中讓我們向往的生活與愿望。比如《社會主義好》分明說“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可我們中的不少人唱來唱去，沒唱高自己的地位，卻唱高了干部的地位，老總的地位，公務員的地位。比如我們最愛唱，唱得最多的紅歌《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對它的歌詞可謂爛熟于心：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著太陽，向著自由，向著新中國發出萬丈光芒!我們是懷著最激動、最虔誠的心情唱這歌的。但是，我們中的不少人卻下崗了。而在這最關鍵的時刻，我們這些人卻沒有團結。因此，我們沒有力量。我們非但不是鋼，不是鐵，我們簡直比豆腐還不如。我們一個個乖乖就范，就像一只只蛋殼子，老總想捏碎誰就捏碎誰。理由就是人多了。我們連反問一句“為什么你不多呢?”都不敢。非但不團結，我們還和老總穿一條褲子。如上海盛祿有限公司讓我們往饅頭里隨意摻防腐劑、色素等添加劑，多年來，我們除了自己“餓死也不吃”、“打死也不吃”之外，沒人給外面的工人同胞透個信。面對某些地方法西斯式的強拆，我們固然也有唐福珍等個別人敢于“開火”，只可惜這“火”的“槍口”瞄準的是自己;我們中有的人舉報貪官，面對“不民主制度”，受傷、“死亡”的可能是我們自己;我們中有的人為“向著太陽、向著自由”上訪，結果沒準被關進精神病醫院接受電療，既曬不到太陽，連原有的自由也沒了……

　　紅歌不唱也罷。可現在重慶又開始唱紅歌了。想重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少唱過紅歌。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起了什么作用當是心知肚明。這紅歌并不新鮮。他們之所以重新撿起這唱了幾十年沒起到多大作用的紅歌來唱，我想，不可能毫無新意———那就是真正以紅歌為號召，并樹立“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的信心。像井岡山的婦女靠為游客唱紅歌致富，不是我們的目標。像全國各地的許多婆婆姥姥那樣，只唱，根本不通過大腦，那也不是唱紅歌。那叫什么呢? 那叫亂叫。是歌舞升平，粉飾太平，或商女不知亡國恨(當然，她們在唱技上根本不能跟商女相提并論)。溫總理都已經公開承認“當前最大的危險在于腐敗”，你還在邊扭著那圓滾的腰，邊干嚎“多么溫暖，多么慈祥，把我們農奴的心兒照亮”……現在哪還有什么農奴?只有房奴!江西等六省市監獄欲用革命思想“武裝”犯人頭腦，江西省豫章監獄副政委郭錦輝說：“用紅色主旋律占領監獄改造陣地，用紅色革命思想武裝犯人頭腦，將紅色革命精神內化為犯人積極改造的動力”。在我看來，這位政委的思路就是文革思路，在他的心目中，“紅歌”比守法意識還給力。如果是這種目的唱紅歌，那就真印證了偉人所說的“文化大革命幾年要搞一次”。

　　“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我們高唱“紅歌”，不只是口唱，更要用心唱，更要用實際行動去實踐“紅歌”的歌詞內容，在紅歌正確的輿論導向指引下，摧毀所有貪官污吏，“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里“死亡”，“向著太陽，向著自由”昂首闊步挺進!

　　李遜達短評

　　不容置疑，今天號召重慶高唱紅歌的紅二代是別有用心的。他們知道要登上中國北京的高座是需要借民間力量來呼風喚雨。目前最弱勢的群體恰恰是文革唱紅時代的強勢者，造反派、工宣隊、貧下中農們，在黑社會惡勢力猖獗的前重慶，他們的日子過得一定很糟糕，不是被打壓就是活受罪，不是下崗就是吃低保，要不除了退休，極大多數人早已隨老人家見上帝了;而他們的后代也好不到那里，總之是當前地位是最低的落伍者。現在領導給他們一點微妙的回憶，頓時會有一點感覺，一旦興奮起來，免不了是要高唱紅歌，猛跳忠字舞的，借此來發泄三十年來受侮辱和損害的怨氣，全國應當給予無奈理解。但他們恰恰忘了當年是被利用作為打倒劉主席的一種工具而已，今天同樣被他們的后代再次利用，你唱了紅歌而他們的官職就可以直線上升了。你的命運依然是在最低層，不可能被拔高，不可能被尊重。幾十年都過去了，早幾年紅二代們為何不把你們當回人，現在又突然想起你們要助他們一臂之力，這不是老毛一貫使用的卑劣手段嗎?

　　唱紅是假，要權是真，有了大權要為誰服務這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至今，老百姓要反腐敗，重慶用運動式的一招，表面看來是起了一點轟動效果，但骨子里腐敗的根依然存在，如不在體制上動手術，不搞政治改革，腐敗的死灰還不因為搞運動領導人的官職升遷而復燃嗎?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凡是搞政治運動的，都會留下嚴重的后遺癥，在急風暴雨般的打擊過程中，難免會有過火過激過度的行動而傷害一些無辜者，如果執法者又不愿及時認錯糾正，只認方向對頭，不講方法正確，如此不嚴格依照法規的程序來治案，不出問題才怪呢。李莊一案難道不是深刻的教訓嗎?如果法界沒有那些有良心者勇敢地站出來大喝一聲：重慶!你該清醒了!一起冤案不是又要滋生嗎?

　　唱唱紅歌畢竟是那些政治人物(不是政客)所玩弄的一場政治游戲，但玩得過火了，玩到那封建的一套主義又復辟了，那么中國政局無疑是不會和諧太平的，而這樣的折騰所換來的代價很可能是換代了，這應當是對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氣的考驗，但這樣的政治家中國不具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