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寬容的心態來看范跑跑，他不顧學生安危而一溜煙跑出教室也許無可厚非。畢竟，當我們對英雄表示欽佩的時候，還不得不容忍庸人的現實存在。但是，讓人不能容忍的是，這個行動的矮子卻炫耀自己是思想的巨人。他竟然以自由和民主的名義挑戰人類的道德底線。自然，見義勇為是一個人的選擇，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在面對歹徒的時候都挺身而出。但是，我們應該因為那些用鮮血和生命維護人類正義的英雄而感動。而范跑跑卻對那些因為保護學生而犧牲的教師非常不屑，用貌似高深的理論把自己包裝得冠冕堂皇。
過去，我們曾經攻擊自由和民主是極端的利己主義；現在，范跑跑也把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理解為極端的利己主義。自由和民主先是遭到反對它的人曲解，現在，又遭到了熱愛它的人玷污。如果我們身邊都是范跑跑這樣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我們與自由和民主的距離將越來越遠。自由和民主如果不以對社會和他人的責任為前提，就不會給任何人帶來幸福。自由和民主如果不以人類長期積累的道德文明為基礎，就不會給任何社會帶來進步。范跑跑象許多專制土壤孕育的自由主義者一樣，在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走火入魔。范跑跑全部脫下了自認為非常虛偽的衣服，在大庭廣眾之下開始了瘋狂的精神裸奔。
為什么說范跑跑不顧學生安危而一溜煙跑出教室也許無可厚非？因為在突然到來的危險面前，范跑跑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不一定正常。出于自我保護的本能，他也許是條件反射式地逃離了教室。但是，無可厚非的意思并不是范跑跑的做法是正確的。作為教師，在危機情況之下保護學生的安全是職業道德的基本要求。即使沒有法律條文的具體約束，也應該是最起碼的人類良知。而這樣的職業道德是超越任何時代甚至社會制度的普世價值。
泰坦尼克號就要沉沒的時候，船長和水手們完全有能力放棄乘客自己逃生。但是，他們并沒有因為“一個人不能要求另一個人為其付出生命代價，因為生命無價”而那樣去做。他們先救婦女兒童，然后是其他乘客。其實，在海難中，在最后一個乘客逃生之前，船員不能離開。在所有船員離開之后，最后一個是船長。這已經是社會契約式的職業操守。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才對克拉瑪依火災中那句“讓領導先走”無比憤怒，我們才對擅離災區的中央電視臺女記者極度輕蔑，我們才對地震中冒死救出罪犯并轉移到安全地帶的警察十分贊賞，我們才對危難時引領全校學生走出險境的教師充滿敬意。
一位澳大利亞教師說：“如果做老師的在這種情況下真是第一個先跑出去，雖然不會受到法律追究，但學校應該有所交待（這樣的老師不應該留用——至少要以家長的名義辭退），而他自己如果事后竟然出來為自己的行為如此辯護，那就是‘羞恥了’。”而范跑跑最大的錯誤就在于以“自由”和“民主”的名義為自己辯護。其實，說辯護還不準確，應該說是涂脂抹粉。他已經背離了作為普世價值的道德基礎，但是，他本人卻認為自己站在了人類道德的制高點上。所以，他被稱為“地震中最無恥的教師”并不冤枉，而他的“真摯和坦誠”雖然沒有說謊危害更大，卻完全可以印證他的無恥。
人類的希望在于懺悔，而范跑跑缺乏的就是懺悔。所以，如果從他的文章中“產生了當初看盧梭的《懺悔錄》后的感覺”，那一定是一種錯誤的解讀。如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都變成徹底的道德虛無主義者，中國的民主事業就沒有了希望。二十世紀，中國激進的精英階層曾經以階級的名義武斷地否定了一切傳統道德的價值，從而讓整個一代喪失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礎；二十一世紀，中國激進的精英階層又以自由的名義再一次走上了同樣的歧途，我們將要付出的又會是什么樣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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