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法治孰大孰小? 評賀衛方致重慶法律界的一封公開信
近日,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先生在自己的博客發表了致重慶法學界的一封公開信。在這封公開信中,賀衛方先生為李莊鳴冤叫屈,指出重慶司法界執法不公,指責重慶司法界「在李莊案的審判過程中,我們分明看到,法庭基本的中立性已經蕩然無存」。
重慶在唱紅打黑之前,黑幫勢力已經滲透到了司法界,重慶司法面對黑幫勢力已經形同虛設,重慶司法似乎成為了黑幫勢力對于平民百姓實施黑道專政的工具。因此要想改變重慶黑暗的社會面貌,只有而且只能依靠政治力量。而政治力量來自于群眾,通過唱紅打黑,只有發動群眾運動,大打一場人民戰爭,動員群眾揭發社會黑暗勢力,讓社會黑暗勢力暴露在群眾運動的洶涌大海之中,正義才能戰勝邪惡的力量。
對于重慶的唱紅打黑,賀衛方先生強調司法的中立性,強調法制,這絕不是以法學專家的角度單單從法制的觀念提出的建言。事實上,賀衛方先生是一位有著很強的政治意識的「法學專家」,這一點在他的文章『法治與所謂大國崛起』可以看到。
在『法治與所謂大國崛起』這片文章中,賀衛方先生說,「即便以強國而論,一個悖論式的道理也可以從歷史的事實里發現,那就是,一個國家的強大往往不是來自于統治者或政府的強權;恰恰相反,它更多地來自憲法和法律對于國家權力的全方位限制。而其他一些國家之所以國大力弱,原因并不在于那里缺少專制政府或強勢的領導人,而恰好是因為政府雷霆萬鈞般的權力的存在,以及始終無法將這種權力納入法治的軌道的事實。」 「法治的基本目標之一便是馴服政府。如何讓一個權力本來不受限制的君主——當然也包括其他權勢機構或人物——愿意接受法律的約束,循規蹈矩,這卻是一個大挑戰。」 「民主本身正是這種限權努力的一部分。統治者由人民選舉產生,并接受人民監督,自雅典開始的這種民主實踐的效果便是與君主制下全然不同的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系。」
賀衛方先生在這里談的是法治,而不是法制,是依法治國。賀衛方先生設想讓「權力納入法治的軌道」,在他看來,不客氣地講,法治是馴獸師,政治是猛獸,他說「法治的基本目標之一便是馴服政府。」在賀衛方先生看來,民主甚至是法治的一部分而已,他說,「民主本身正是這種限權努力的一部分。」
法治在賀衛方先生看來是多么的崇高,多么的神圣而不可侵犯,法治似乎超越了政治本身,國家的強大來自于依法治國,來自于法律對于國家權力的限制。
在馬列毛主義者看來,國家是階級的產物,當階級矛盾激化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時,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國家于是產生了,法治不過是國家暴力工具的一部分。法治是治國之器,政治是治國之魂,法治要為政治服務。治國之魂即政治之魂,政治之魂一點也不玄奧,政治之魂就是階級之魂,哪一個階級是國家的統治階級,那么哪一個階級之魂就是國家的政治之魂。
商鞅變法,就是依法治國,但是商鞅變法絕不是什么「司法中立」。商鞅變法是依法保護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制,依法破除奴隸主階級的土地國有制,商鞅變法是地主階級壓迫奴隸主階級的法治。商鞅變法之所以得以實施,是因為得到了政治力量的支持,商鞅得到了秦國國王秦孝公的支持,而秦孝公代表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地主階級的利益成為了秦國的政治之魂。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對于神權和君權的革命,是資產階級對于教士和貴族的革命。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實現了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政治理想。資產階級的依法治國絕不是什么「司法中立」,資產階級的依法治國是資產階級對于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專政。法國革命的成果『人權宣言』宣布,私有財產神圣而不可侵犯。資產階級利用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推翻了神權和君權封建統治之后,作為政治交換,資產階級承認了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財產神圣而不可侵犯。但是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財產無非是生活資料而已,生活資料除了作為生存的必須消費品之外,不會給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者帶來任何經濟利益。而資產階級的財產是資產,是生產資料,資產可以使資產階級享有奴役剝削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特權,即資產階級天生享有奴役剝削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資產階級法權。私有財產神圣而不可侵犯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法權神圣而不可侵犯,資產階級法權受到資產階級法制的保護。借用賀衛方先生的話講,資產階級法治是讓權貴精英納入資產階級法治的軌道,資產階級通過法治馴服政府。賀衛方先生或許不明白或者裝著不明白資產階級通過法治馴服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通過法治馴服政府的這一政治要求其實一點也不過分,資產階級的這一政治要求其實正是反映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之魂。治國之器之法治,是資產階級出資維持的,治國之魂,是資產階級之魂,法治再崇高,也沒有資產階級利益高貴。
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以無產階級專政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無產階級專政反映了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意志,無產階級專政反映了宇宙的意志。在無產階級專政看來,法治是人治,依法治國是權貴精英專制,依法治國是極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具體表現為群眾運動和法制建設,群眾運動是本,法制建設是末,群眾運動和法制建設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群眾運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法制建設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群眾運動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群眾運動是罷工自由,群眾運動是游行示威自由。無產階級專政的法制建設不等于法治,依法治國更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僅僅從法制或依法治國的角度以司法知識對于無產階級專政指手畫腳,是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的行為,是資產階級專政的行為。
賀衛方先生崇尚法治,視司法中立為依法治國的生命。那么賀衛方先生是不是一位超越了階級的具有人文情懷的圣人呢?不是那么一回事。賀衛方先生致重慶法學界的一封公開信,明明是談論法制的問題,可是他偏偏談政治問題,賀衛方先生說在重慶「這座城市里卻發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時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淪喪」。在賀衛方先生看來,文革是無法無天的時代,他為什么對于文革會有這種認識呢?
賀衛方先生說,「促成我寫這封公開信的另一個因素是,重慶是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學的所在地,是我魂牽夢縈的一座城市。一九七八年,經歷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歌樂山下的這座校園里,自己開始了此后的法學生涯。當年上學的時候,我們的老師們也剛剛從『十年浩劫』中備受壓制的狀態里回到校園,談起文革期間無法無天、生靈涂炭的一幕幕,一些老師不禁淚灑講壇。其實,我們這些學生也都是文革的親歷者,所以每個人都是何等地珍惜法學這門專業。我們憧憬著祖國法治建設的前景,盼望著能夠早日投身到這樁偉大的事業中,為保障公民權利與自由作出貢獻,并下定決心,絕不讓文革悲劇在這片土地上重演。」
賀衛方先生的表白說明了什么呢?說明了賀衛方先生對于在文革中備受壓制的反動精英們予以深深的同情,那些反動精英們的眼淚激發了賀衛方先生參與祖國的法治建設的人文情懷。賀衛方先生為什么不問一問究竟是誰壓制了他的老師呢?有些人專門與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為敵,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壓制一點也不冤,但是在文革中很多人其實就是受到了今天高喊依法治國的口號的人的壓制。那些高喊依法治國的人,過去壓制死老虎黑五類,欺負沒權沒勢的知識分子,今天反過來壓制弱勢群體,用金錢名譽喂飽曾經被自己踩在腳下的讀書人,一些讀書人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做了為虎作倀的反動精英。
文革是文化的革命,文革只觸及人們的靈魂,不傷及人的肉體,要文斗,不要武斗,這些都寫在文革憲章十六條里。文革中的武斗是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為了轉移斗爭方向挑斗起來的,目的是讓群眾斗群眾,以達到保護走資派的目的。文革是文化的革命,文革借助群眾的力量清除共產黨內的反動官僚,建立大眾政治的民主文化。階級的存在是客觀的,是無法超越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階級矛盾不是賀衛方先生的司法中立所能解決得了的。看看今天權貴欺壓勞動人民,反動精英為虎作倀喪失人性,這些社會矛盾不是階級斗爭是什么?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人類要想解放,要想爭得自由,就必須建立新的文化,這種新的文化和傳統的剝削階級的文化是有根本區別的。社會的階級斗爭,必然反映到黨內的政治斗爭,其政治斗爭表現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所以黨內兩個司令部之間的斗爭,形式上是權力斗爭,本質上是路線斗爭,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權力斗爭,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路線斗爭。
地主階級的文化是通過否定奴隸主階級的文化而來的,資產階級的文化是通過否定地主階級的文化而來的,無產階級的文化也必然是通過否定資產階級的文化而誕生,這種否定是革命,是文化的革命,文革的偉大歷史意義就在于此。
對于文革的認識,不能左右于個人利益的得失,要從人類歷史的發展趨勢來分析判斷。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從一人君主之民主,到資產階級的小民主,從資產階級的小民主到全人類的大民主,這是人類歷史的發展趨勢,任何人都不能阻擋,而文革恰恰探索了人類的大民主。只有像賀衛方先生那樣自私自利的人才會反對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如果賀衛方先生生在地主階級革命時代,賀衛方先生很有可能支持奴隸主階級反對地主階級。如果賀衛方先生生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賀衛方先生很有可能支持地主階級反對資產階級。賀衛方先生生在了社會主義革命時代,賀衛方先生正在支持資產階級而反對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否定文革的結果是什么?看看當今吃人的社會,就是一個很好的回答,賀衛方先生的司法中立無非是為了維護這個吃人的社會。
正因為賀衛方先生否定文革,所以賀衛方先生把重慶打黑的「群眾來信和檢舉」污蔑為「社會密告」,把轟轟烈烈的卓有成效的重慶打黑行動,譏諷為是數百個『專案組』突擊工作,以『重慶速度』批量化地逮捕、起訴和審判。賀衛方先生還指責公檢法「不分彼此聯合辦案」,「完全違反了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所明確規定的檢察權和審判權獨立的準則」。
重慶打黑,公檢法究竟怎么個「不分彼此聯合辦案」,不清楚。但是,公檢法應該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公檢法應該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公檢法應該是保護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利益的政治力量。因此,公檢法本身就是一家,公檢法本來就不分彼此,公檢法只有司法分工的不同,公檢法是人民公安,是人民檢察院,是人民法院,人民是公檢法的主人。如果公檢法離開了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如果公檢法離開了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支持,如果公檢法沒有了「群眾來信和檢舉」的呼應,公檢法必然異化為權貴和反動精英欺壓老百姓的工具。如果賀衛方先生所推崇的「審判獨立、程序正義」僅僅是為了維護黑幫和權貴精英利益的法制,那么這種法制對于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對于弱勢群體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
賀衛方先生對于打黑英雄王立軍說了四句話。
賀衛方的第一句說,「對于你主導的這場雷霆萬鈞的運動,我頗有一些擔心。一是指導思想上如果存有凈化社會的觀念,結果可能是危險的。人性總有某些無從改變的特性,一個健康的社會也許只能對于某些人性的弱點采取容忍的態度。況且秩序與自由有著內在的緊張,過于重視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自由受到減損。」
很難相信這是一位法學專家說的話,如果賀衛方先生和王立軍談司法程序問題還合乎賀衛方先生的身份,賀衛方先生大談抽象的指導思想問題,人性問題,人性的弱點問題,秩序和自由的問題,賀衛方先生怎么看怎么像一位思想家。在這里倒想問一問賀衛方先生,您究竟是法學專家還是思想家?難道唱紅打黑凈化社會是危險的指導思想嗎? 既然要「對于某些人性的弱點采取容忍的態度」,那么您的 「審判獨立、程序正義」的法治還有什么存在的意義呢?您說「過于重視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自由受到減損。」 ,難道法治不是為了保證社會秩序而存在的嗎?您說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難道是權貴精英的自由嗎?難道是有錢人的自由嗎?難道是黑幫強盜們的自由嗎?
賀衛方的第二句說,「盡管我們都痛恨黑社會,也贊成以法律制裁這類犯罪行為,不過還是要看到,黑社會在重慶能夠發展到你們喜歡聲稱的那種可怕程度,那一定是我們的『白社會』出了嚴重問題。例如司法不彰,企業界只好依賴法外手段保證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卻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義的相關制度。」
賀衛方先生說得是,是我們的『白社會』出了問題。您不僅僅是一位法學專家,您還是關心政治和思想的具有人文情懷的人士,您應該知道法律是誰定的。法律是『白社會』定的,不分東方的『白社會』還是西方的『白社會』,再好的法律也要由『白社會』操控,『白社會』總不能要受制于自己定的法律吧?什么三權分立也好,什么司法獨立也好,都不能解決這個『白社會』的問題,『白社會』的問題只能借助于『白社會』之外的群眾力量才能得以解決,您被『白社會』問題所困擾,是因為您對于文革有階級偏見。
賀衛方的第三句說,「政府用非法手段打擊犯罪令人產生某種不好的感覺,那就是『以黑制黑』,強權即公理。而且,過于嚴厲的懲罰損害了人們的平等預期,對國家心存怨恨的已決犯親屬以及將來出獄的人們將形成一股可怕的反社會力量。」
賀衛方先生的這第三句更不像是一位法學專家應該說的話,賀衛方先生不但思維邏輯混亂,視打擊犯罪為非法,賀衛方先生還亂用資產階級的平等概念,資產階級的平等概念只適用于資本,誰擁有了資本,誰就擁有了平等的權利。黑幫分子自走上黑幫之路開始,黑幫分子就已經失去了享受社會平等的權利,您給黑幫分子平等預期,首先資產階級都不會同意。在叢林社會,強權即公理,在階級社會,國家即暴力,以國家之暴力治黑幫之暴力,就是您所說的『以黑制黑』。對于暴力難道能以您貌似平等的虛偽的人文關懷來化解嗎?為什么現今社會的黑幫勢力如此猖獗您想到沒有?就是因為像您這樣的法學專家的話語權過于強大的緣故。賀衛方先生的話語權究竟強大到什么程度?據說,賀衛方先生曾建議司法人員脫掉專政色彩的制服,后來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
賀衛方的第四句說,「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警察權要受制于司法權;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權,要接受檢察機關獨立的監督和審查,要維護法院和法官的獨立性。」
賀衛方先生要求「警察權要受制于司法權」,按著賀衛方先生的邏輯,司法權又該受誰的制約呢?您要求警察權受制于司法權,又要維護司法權的獨立性,難道法治是獨立于社會獨立于政治的存在嗎?政治與法治究竟誰大誰小?法比天大嗎?
賀衛方先生末了還大發感慨重慶的唱紅打黑是紅色恐怖,面對紅色的海洋,賀衛方先生不禁產生了復雜的聯想,即山城紅旗之「滿目赤色」是由唱紅打黑中的死刑犯的鮮血染紅的。
五星紅旗是由為了建立新中國而犧牲的烈士的鮮血染紅的,這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常識。賀衛方先生通過侮辱五星紅旗的紅色,侮辱了無數的革命烈士,通過侮辱革命烈士,賀衛方先生推翻了新中國的合法性。
賀衛方先生的依法治國究竟為誰而治?賀衛方先生為什么為山城黑幫喊冤?賀衛方先生的心究竟是紅色的還是黑色的?
萬里雪飄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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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衛方致重慶法學界的一封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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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衛方:法治與所謂大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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