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文化問題---答飛龍在天網友的“天津，你何時再崛起?”一文

 

天津的文化問題---答飛龍在天網友的“天津，你何時再崛起?”一文

對飛龍在天網友的這個問題，大多數人(包括本人以前也是一樣)都是從經濟角度，特別是從地緣經濟的角度去回答的。許多人認為，天津距離首都北京僅百里之遙，由于首都效應，北京把這一地區能得到的資源都占用了，或者說，是都吸引走了。但是反駁的意見會說：天津距離北京近，也可看做是天津的地緣經濟的優勢嘛。

 

我看是不是換個思路，從天津的文化角度去想想。因為如果你對天津的社會文化及其發展歷程分析一下，也許你就會覺得，經濟問題還在其次，制約天津“再崛起”的最大障礙，是天津的文化問題。

 

什么是天津的文化問題？簡單講，就是上下階層相互缺少文化認同。或者說，天津近代以來(確切講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一直存在著兩個以階層為基礎的，相互隔絕，互不認同的文化圈子。這種隔絕和互不認同對社會交流，互動，和合作構成了障礙。我認為，社會階層之間互動，交往，流動多的，在社會文化發展上更有活力。例如，中國自秦始皇“廢分封，立郡縣”之后，階層之間的流動要比秦以前的分封世襲農奴制增加了許多。到隋朝開始科舉制度之后，這種流動空間更加擴大。這對中國在秦之后的封建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比歐洲農奴制封建社會，在經濟文化上更為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天津由于歷史上的特殊原因，形成了上下階層之間相互隔絕的文化現象。因此，建立在社會內部互動基礎上的發展活力，天津受到很大制約。

 

我聲明，本人絕對不是要鼓吹階級合作。階層之間的最重要的互動，毫無疑問是馬克思所說的那種斗爭，那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然而這至少要以階層之間不隔絕為前提，至少要發生關系。但天津的情況是兩個文化圈子相互隔離，是不發生多少關系的一種特殊情況。

 

西方殖民主義者于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在天津建立了租界和洋場，天津成為西方列強壓迫中國，控制清朝政府的重要據點。此后，天津又成為李鴻章，袁世凱興辦洋務和發展北洋勢力的主要基地。于是滿清貴族和北洋要員們紛紛到天津安上一個家，以便于政治活動。洋人也好，權貴也好，還有許多大文人(如嚴復，梁啟超等等)，這些人跑到天津，但他們的眼睛和心都不在天津這塊地方上。他們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和政治活動的實際范圍，也根本不在天津。由這樣一群外來人形成的天津上層，自然與天津的底層百姓沒什么關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兩個相互隔絕的社會文化圈子。在中國的其他大城市，上下階層至少操著相近的語言。北京王府的王爺，和駱駝祥子見面都撇著京片子。上海洋場的太太小姐們，與住在閘北“滾地籠”的女工們也都要吳儂軟語發發嗲。唯獨天津的上層階層和底層百姓見面時最為尷尬，天津上層的人們大都討厭天津方言(實際是由安徽淮北一帶的方言演變而來)，或者只會對其進行滑稽的模仿。而底層百姓們也困惑于怎么樣用天津方言與上層打交道。這樣的語言文化氛圍，更堅定了雙方互不來往的決心。天津底層百姓對上層的不屑和憤恨，上層對底層的無奈和刻意保持距離，都是其他地方所罕見的。雙方缺少文化認同的結果，是天津干脆沒能發展出大家都認可的天津文化。馮冀才說天津文化是“鹽商文化”，真是有些杜撰，如果有，也只可能存在于鴉片戰爭之前。從曹禺的“雷雨”到龍一的“潛伏”，都是非常好的藝術精品，都是以天津為背景的。可是那里面有什么可以稱得上是“天津文化”的東西嗎？沒有，完全沒有。不是作家寫不出來，而是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天津文化”。天津社會生活的大千世界，最終沒有整合出一個統一的文化符合。

 

不錯，清末和北洋時期天津確實有些所謂的“輝煌”。但那是畸形的發展，只是單方面洋場和上層的輝煌，沒有對本地文化有多少促進，甚至根本不認同本地文化。天津的底層百姓自然也不可能認同那些外來的上層文化。解放后的前二十多年好了一些，因為洋人和北洋都煙消云散，社會進入差別最小的時期。那時的天津人制造了中國第一塊手表，中國第一臺電視等等，天津人有了一點共同的光榮感。但是即便是那個時候，大概由于傳統習慣的影響，那個文化隔離問題也還存在。

 

所以天津要發展，首先要想辦法把社會能普遍認可的“天津文化”建立起來，使其能抓住人們的心。就像中國要前進，也是大家先要有一顆中國心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