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延講》指導我為工農寫作40年
陶 冶
在懷念親人的時節，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也快69周年了。我的生命是父母所給的，我的成長是毛主席所為（靠毛澤東思想哺育）的。因此，我的一生注定與這3位先人有關系。1942年對我很敏感，在電視上，經常聽到1942年如何如何，但是，最讓我不能忘懷的是1942年5月23日。這一天，毛主席在延安解放區文藝協會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了具有指導意義的總結講話。1962年，我讀《文學概論》時，知道了解放區文藝協會和毛主席的這篇講話，但是，對于這個講話究竟有多么大的重要意義還不甚了解。到1966年讀毛主席著作時，才逐漸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記得最深的是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要寫工農兵，給工農兵看。文藝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文藝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家、藝術家要深入人民群眾中去，接受勞動人民的教育，要跟工農大眾相結合。在結合中改造自己，體驗生活，豐富創作素材，創作出好的作品，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問世。
1972年我踏入縣文化館門之后，才真正理解了毛主席指示的“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也就從那時開始了我的文學之路。但是，我到今天也不認為自己是作家，只能認為自己是個寫手。因為，我寫的東西太雜了，而且創作的成分不多，大部分是紀實的。不過，現在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時候要成個“家”可不簡單了。那時候有作家、藝術家（包括畫家、音樂家、舞蹈家、曲藝家），再就是科學家和專家。而現在思想家、理論家、政治家、革命家、教育家、藝術家、電影家、攝影家、漫畫家、書法家、醫學家、藥學家……之外，還有企業家、慈善家，等等。叫“家”都不夠口了，于是就又稱“大家”、“大師”了，動不動就冒出個“大師”來。所以，作家也不算珍稀了，把自己那點兒私秘事寫出來，攢成一本書也成了作家。于是，我偶爾也接受了“作家”的稱謂，只是在前面不忘加上“業余”倆字。因為到現在也沒聽說有“寫家”的行當，我還是比較認可的稱謂是“寫手”，這也和“歌手”相似，與真正的“家”還有一定的差距。
其實，我開寫的時候比較早，自己瞎寫，僅僅是練筆。少不更事的年代總是愛幻想的。讀了臧克家的《有的人》就想當詩人，讀了巍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就想當記者，讀了趙樹理和丁玲的作品（節選）就想當作家。農民的孩子初中畢業在1957年就算是文化人了，農民是要拿身子當地種的，國家又號召初中、高中畢業生回鄉務農，也算是響應國家號召，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嘛。于是，什么科學家、工程師的夢就不做了，專做農民作家夢，因為有趙樹理的樣子，初中文化也就夠了。回鄉勞動了一年，就被作業區領導派到小學校當不屑干的“孩子王”了，是民辦教師，還是公社社員。小學二年級的課程，太簡單太容易了，于是就有大量時間讀書了。讀了詩人田間的詩歌感覺很順嘴，覺得比臧克家、艾青、郭小川的詩好寫，于是就寫詩。后來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讀《青春之歌》、讀《林海雪原》就認為長篇小說有分量，多咱能寫部長篇小說那才夠勁兒。這對于還未成年的小青年來說，簡直是異想天開！
1961年，當地駐軍舉辦毛主席軍事思想報告會，公社領導不怎么聽說我寫字快，就派我去縣城駐軍師部大禮堂聽報告。因為我是帶著使命去的，我就把一個學生用的白紙本給記滿了。回來向公社領導（黨委會）匯報（實際是傳達）時念了一下午，前后連貫，語句通順、意思完整，就跟現在用錄音機錄的一樣。在領導們的一片贊揚聲中，認為自己有當記者的天分了。后來由于在職進修大學中文系，明白了當作家是要有生活積累的，光有文字功夫是不夠的，于是就想，能當個記者也就滿足了。
1971年冬，由于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我被抄家了，我的日記和文藝習作（有劇本）都被專案組審查了。我的反動思想沒審查出來，卻審查出我的“寫作才能”了。到需要宣傳縣“雙先”會議精神，組建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時候，公社領導就想起我了。我從被審查，到送回生產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再到接受黨委的“重要”安排，這不是“大翻身”有了用武之機了嘛！我白天上班教課，晚上趴在土炕上寫了一部獨幕話劇《挖山鑿井》，宣傳好書記（大隊）劉景山的事跡。因為在這之前，一個在縣委工作的函授大學同學下鄉采寫劉景山的事跡找我幫忙，結果我竟然成了“主筆”，所以，我就把我占有的資料用上了，寫得很順，一夜之間就完成了。但是光獨幕話劇不夠一場演出，我就寫小演唱，小歌舞、快板、對口詞、相聲、歌曲等等，各樣形式都用上了。一個半小時的晚會節目全是我自編的。全公社巡回演出完了，就趕上縣里舉辦文藝匯演，我們公社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是獨一份，被特約參加了。于是，我被縣文化館發現了，借調去搞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征文活動。
這時，毛主席的《延講》我讀了一遍又一遍，其中重要語句都熟記于心：
“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
“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
“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我把這些毛主席的話作為我工作的依據，作為我邀稿的由頭。于是，都成了我的“口頭禪”了。
搞征文活動向別人發邀請函，征集別人的文稿，自己必須帶頭寫稿子，而且要拿出至少是比較上乘的文章來。于是，我就硬充好漢不自量力地“操刀”了。從此，開始了我文學創作道路的征程。因為是紀念毛主席《延講》的文章，我必須對《延講》有較深的理解，才能跟業余作者（其實發表作品的很少，大多是文學愛好者，還未發表作品，充其量是個文學青年）約談。這就是有水浮船了，隨著“教學相長”就有了后來的“水漲船高”了。等我接觸（他們承認我是“啟 蒙 老師”）的文學青年發展成業余作者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并不比他們高多少了，就把接力棒交給比我有能力、水平高的同事。等他們發展成省作協會員的時候，由于我的一篇文藝評論（《評沙葉新的兩部劇作——社會效果要放到社會實踐檢驗》）遭來無端的批判，我則賭氣改行到總工會搞職工思想教育了。因為我沒有別的能力，只能在“寫”上有點兒用武之地，雖然棄文卻未擱筆，仍然不忘《延講》精神，下廠礦，跑基層，積累工人方面的素材。因為領導知道我是個“寫手”就把我當秘書用了，凡是舉辦什么活動或召開什么會議，需要請市委領導到場講話的時候，都是我給寫講話稿。我寫講話稿從來不現找材料做參考，我就根據會議的主題結合我占有的第一手資料按我的想法來寫。因為我經常下基層跑工礦和企業，對各單位的熟悉比領導還清楚，所以我寫的“報告”真地能報告好多一般人不知道的真實情況。又因為我的認識比較深刻，所以，我歸納的幾點意見都和符合領導意圖。我的講話稿到市委領導手里都不改動，偶爾的頂多是有點兒補充而已。因為我發現了一些很有意義的先進典型，我就寫文章宣傳他們，積累多了就編印小冊子發到基層。能發表的上面就采用了。這期間我寫的東西說不上是文學作品了，但是都是寫工人（職工）的，其中不乏轉業到工礦的抗美援朝老戰士。我寫他們都是真實的，并不滿足于事跡材料的程度。所以我寫的“材料”頗有可讀性，屬于報告文學之類的。我在這個崗位一干就是8年，別人都認為我是浪費了、屈才了，為我惋惜；可我不這樣認為，我覺得自己是大有收獲的。我是農村長大的，我熟悉農民，但不熟悉工人。毛主席讓我們為工農兵寫作，就要寫工農兵，不熟悉怎么寫，寫什么？
對于農民，我是熟悉到骨頭里了。我的祖輩是農民，而我自己也當了農民。參加工作（當時添表時是“參加革命”）后，被送回生產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差倆月就是一年，1975年底到1978年初又當了兩整年（基本路線教育和落實承包責任制）工作隊。當時是作為提拔對象被選進工作隊的，可我對提拔并無興趣，我是作為“深入生活”的機會和途徑接受的。我白天跟社員一起勞動，晚上跟社員們一起開會、學習（讀報、學習中央文件、批判資本主義傾向，批判“唯生產力論”，學大寨以及后來的落實中央1號文件），睡覺前就記錄心得和素材。遇到雨休時便就著行李卷寫作了。我寫的都是農村題材的稿子。由于，我有個致命的缺點，不能按責任編輯的意圖修改自己的稿子，不善于“答卷”，就寧肯不發表，也不忍痛割愛，致使一些當時很有發表價值的稿子變成了廢稿。去年夏天回老家，由于當地電視臺采訪我，我把那些陳稿翻出來了，看見了那么多的抄得一遍又一遍的稿子（其中《她有顆金子般的心》上萬字竟然有3份手抄稿，由于我宣傳她的勞動成就，因而她獲得“五一獎章”），我都不知道都花費了多少精力，哪來的那么多時間？粗略地看看，我寫的東西盡管未能如愿面世，但是，我不后悔，那些東西作為我的文學營養，早晚是要被吸收到我后來的作品里的。
我曾接觸的文學青年都陸續發展起來了，都入了省作協了，而我卻進京搞起新聞，當了編輯。雖然這也是青年時期的夢想，但是，已經搞了文學的人再去搞新聞當記者或編輯，總是覺得意義不大。由于所在的雜志社是理論性的，編起來覺得枯燥無味，尤其是看了一些所謂的教授、專家、領導的文章把一個很簡單的所謂“思想”論述得“重要”得沒法了，覺得可笑又無聊。我就主張即使是理論刊物也要有人民性，也要反映工農兵的意志。我還是用毛主席的《延講》精神指導自己的編審工作。但是，雜志要創收，要把經濟效益放在第一位，我無可奈何了。心里暗罵：“如果給錢就干，那成什么東西了？”但是從家鄉漂來北京，總得有個工作干吧，委曲求全也好、適應潮流也好，我寫不了工農兵了，就采寫比較好的能代表工農兵意志的領導干部。可是，我畢竟已經飄到“上邊”來了，與基層脫離了，不甘心又有啥辦法？直到到2002年正式退休時，我可以自己支配時間了，才得以寫出60多萬字的長篇紀實文學《鄭培民》。我以前發表的所謂“作品”匯集到一起，也比不上這一本的分量重。我為什么要不顧一切、不惜一切寫這部書？原因跟我在搞職工思想教育時是一樣的。自己無權無勢，人微言輕，對于那些貪官污吏沒有懲治的能力，我就樹立正面的典型，給他們提供鏡子。我在老家那面寫了一撥又一撥的先進典型，文字上宣傳了，得到社會的承認，就樹立他們為“職業道德標兵”（我在本省開了這個頭，全國當時還沒有）。我可是“創造性”地開展我的職工思想教育工作的。我的想法都超出了常人所想，竟然力排眾議把一位我看好的（在處理“雙突”干部時免職的后來又上來了）本市領導給命名為職業道德標兵由市總工會給表彰了。我把這種辦法叫做“播種榮譽”，一般情況下，人若得到了肯定接受了贊揚后，多是嚴以律己再接再厲好上加好的。這個表彰對象從市到省一直是廉潔自律的好干部，現在這個人已經成為國家反貪局領導了。
2002年剛剛轉入退休生活，我的老鄉、校友湖南省省委副書記鄭培民的事跡被中央領導肯定之后，我就進行了倆月的采訪，3個月的寫作，完成了60多萬字的書稿。有人稱奇，有人發問：“鄭培民到各地各單位的講話你在場嗎？你怎么知道的？”有個教授朋友說：“看你寫的書，你就能當省委副書記了！”其實，這里面的“竅門”還是毛主席《延講》里說的，作家必須深入工農兵中去，才有創作的源泉。我能那么順利地寫出鄭培民，就因為我對生活的積累有了一定的基礎。農民想什么我清楚，工人想什么我也清楚。鄭培民是人民群眾需要的好干部，他自然了解農民和工人，心里裝著農民和工人。這樣，他在群眾跟前怎么做、怎么說我是知道的。所以，我能把他在場該說的話都從我的心里想出來，落到紙上。這個，如果我不熟悉農民和工人，就想不到鄭培民的心事。因為我曾給當地領導寫過講話稿，我就能給鄭培民寫“講話稿”。這沒有什么不可能的！鄭培民是“做官先做人”。做官我沒做過，做人總還是做了吧。在做人方面，我跟他有相似之處。年齡，他比我小一歲；家庭，他是城鎮的小市民家庭，我是農村的莊稼院。我們的經歷都是那個如火如荼的毛澤東年代，我們怎么成長起來的，都一樣。所不同的是他上大學了，我沒上正式大學，但我也享受了高等教育。他所經歷的各個時期，我都經過了。就是當工作隊，我也是有生活的。所以，在寫他大學期間參加農村社教工作隊時，帶隊的老師跟我說，進點當天晚上，大隊召開歡迎會，干宣隊代表講完了，工宣隊代表也講了，帶隊老師臨時叫鄭培民代表大學生講話，他二話沒說，軍宣隊代表講完他就開口了。講話不到10分鐘，掌聲好幾遍，也不知道他反應怎么那么快、講得那么得體、那么恰到好處。我就根據這位老師的簡單介紹，寫出了鄭培民在當時的講話，從心里淌出來一個字都不用改。若不是我熟悉那段生活，若我不是也當過工作隊，我能這樣隨心所欲嗎？
至于2006年寫的80多萬字的長篇紀實報告文學《皇天后土》就更說明問題了。主人公是比我年長9歲的翻身農民，是從1957年打井抗旱開始興修水利工程，1959年就當上全國勞模的。他在1958年帶領社員修運河的時候，正是我在當地修共安水庫的時候。挑雙土籃子運土，往堤壩上登的生活我都有的。他身處的那個場面我都仿佛就在眼前。他對社員的感情，尤其是對“五保戶”的感情我都能想到。他跟妻子晚上去參加夜戰，把4個孩子撂在家里，等他倆收工回家，大兒子躺在房門口睡著了，這樣的場面我是懂得的。不到10歲的哥哥盼著爸爸、媽媽回家，坐在門檻上等，一是為了防止妹妹弟弟們跑出門外，二是防止家畜闖入門里，所以就在門口處堅守，結果夜太深了，竟然睡著了。如果我沒有1958年大躍進時搞深翻的生活，我就不知道怎么寫了。
主人公紀英林同志從大隊書記干到第十一屆候補中央委員，他卻始終跟社員兄弟們在一起，不離開紅石嶺，拒絕到公社當一把手，拒絕到縣里當主管農業的副書記，拒絕到省農業處當處長。他就是要守住農民的根本。直到1976年后，他還是想把紅石嶺的大隊書記的擔子擔下去。他是陳永貴式的模范人物，他沒“上去”，也就沒有“下來”。他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一直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按毛主席的指示，為體現共產黨的宗旨干到現在，仍然受表彰、掛獎章。我特別理解他，贊成他、欣賞他。因為我也是屬于他這樣的只想為國家做貢獻，而不是想拼命往上爬的人。我們也都屬于忠于黨、忠于毛主席、忠于社會主義的共產黨人。我們的心是相通、志是相同的。若不是這樣，我才不寫他哩！
我寫了《鄭培民》后，有人請我寫所謂的“企業家”，說可以先給一半勞務費，出書的費用不用我管，稿子寫完就全部兌現。我謝絕了。我的理由是，現在的企業家不偷稅漏稅的太少了，多是做假賬應付國家。他們要發展，要找靠山，要打通關節，不行賄是不可能的。再就是他們有錢了就什么事情都干了，不說“五毒俱全”也差不多了，能潔身自好的是鳳毛麟角。如果真的是這樣的，也就輪不到我給寫了。
現在沒有人代表工農兵了，因此我也就自然寫不出工農兵了，即使我寫了，也沒有地方發表，也沒有人看的。你看那電視上，報道的幾乎全是企業家和種田大戶的發展和發達，再不就是個人奮斗的“創業”成功人士和一夜成名的演藝人才。就是這些“人物”正在把我們的青年學生引導到出校就想掙大錢的邪路上去。我們當初的“從腳下起步，從小事作起”的信條已經被看成“老掉牙”的處世準則了。現在是發展資本主義，頌揚資本家的時候了，無產階級文藝沒法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了，社會主義文化陣地已經失守了。我還寫嗎？有個寫作能力比我強的高水平的作家同事，給我發來個30集電視劇《太陽從這里升起》的梗概，寫一個有心計的青年農民“改開”之后到城里闖蕩掙了點錢開了眼界，回村把土地集中到一起合作經營，可以機械化耕種，省下勞力搞多項開發。這也就是時下流行的組建農民合作社，是歌頌土地流轉的。我說土地連片機械化耕種，那是新鮮事嗎？我在《皇天后土》里寫的紅石嶺大隊早就是（1976年）土地連片機械化耕種了。我告訴他，咱們不給修正主義做注腳！他認為我說的有道理，就偃旗息鼓了。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我就不寫跟現實走的、為修正主義抬轎子的小說和電視劇。我看不起那些違心的或出賣良心的御用理論家和作家。有的宣傳部門和黨校的理論家們，除了給人家做注解，自己還有什么？可是我不贊成人家又能怎么樣？他們就是干那個的，是要靠那個吃飯的。我就是自己做到不被御用而為工農所用就算了。最近，在看到郭明義之后又看見了楊善洲先進事跡的電視報道，我認為這才是應該大肆宣傳的典型人物哩！
紅石嶺大隊在紀英林同志的帶動下，全體社員經過千辛萬苦改造、平整、連片的9塊“三保”（保墑、保肥、保水，也稱“海綿田”）高產田，農村改革分田到戶后被分成了一檔幾壟的單干田，他心里難受極了。我特別理解他的心情，那等于把他們的孩子給支解了一樣的。我在每年回老家時，因為給父母上墳而路過五奎山的宏偉電灌站處，我心里感到無限悲哀。那是我在借調到縣文化館之前，公社修宏偉灌渠，就是要把大柳河水引到五奎山跟下，用三級揚水站把水調到到山半腰，通過30多里的渠道罐入共安水庫里，冬儲春用，以保證我們公社水稻的種植。共安水庫就是1958年上半年我參加興建的中型水庫，它的蓄水量是有限的。修了宏偉電灌站和宏偉灌渠，就把這個水庫跟我們縣最大的磨盤山水庫連接上了，保證了水源。而30里宏偉灌渠也在經途當中把那些很不起眼的小水庫也灌滿了，這叫“長藤結瓜”。公社領導這樣一番規劃是很受縣委和地委賞識的，所以很快就上馬開工了。當時我剛被“解放”，公社黨委就跟學校領導說好，讓我參加工程指揮部工作，負責戰地宣傳。我跟一位“五七戰士”辦《戰地快報》，他字寫的好，鋼板字尤其地道。我就寫文章，他就搞刻印。我倆得心應手，《戰地快報》辦得很有作用；但是，我并不滿足，還用連環畫的形式，把好人好事，把火熱的戰地場面，畫成圖片（那時沒有照相機），一幅一幅地展出，或者像“拉洋片”似地，到各工地段現場展出做宣傳、鼓舞士氣。這樣的工程是造福于后代的，我是盡我所能了，可以說是使出渾身解數十二分努力了。心想，這樣浩大的工程我能為之做點宣傳鼓動工作，留給后人是多么有意義的呀！可是，誰能想到后來會走回頭路又單干了，那30里長的灌渠廢了，擺在鐵道邊上的電灌站也廢了，那（直徑有2尺）粗大的鐵制管道還趴在山腰，山下的機房就成了遺址。我現在是一個跟農村已經沒了關系的人，還這樣惋惜，紀英林同志他能不為他30多年前的30年時間的努力而惋惜嗎？我特別理解他當時（從農村改革起挺到1984年）被迫接受分田的痛苦，寫下了他癱臥土地發問蒼天、呼喚毛主席時撕心裂肺的悲愴場面。
什么叫感情？什么叫懂得“三農”，沒生過孩子的女人，懂得做女人的不容易嗎？為什么說“養兒方知父母恩”？毛主席為什么那么理解農民？為什么他要為農民的翻身解放不惜一切？就因為他曾經是農民。而我們黨后來的領導人，有誰是毛主席那樣的出身？有誰跟農民有那樣深厚的階級感情？
盡管說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但是，領導人也有“一言可興邦”的可能性。既然可以“興邦”，也可“毀邦”的。這樣的例子古今中外是都有過的。
因為毛主席《延講》指示我們文藝工作者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我就不能為資產階級服務。所以，我放棄了文學創作，不寫小說了，也不寫劇本了；我寫正面的紀實文學。再就是，我很欣賞魯迅筆法，我也曾寫了不少雜文。在前30年我沒少寫，但是發表的也很少。我不是個目標集中的“寫家”，我是搞文學輔導的基層文化干部。發表作品是為了增強輔導能力，不是為了自己當作家。我可以說是“樣樣通樣樣松”。散文、小說、故事、報告文學、文藝評論、雜文，甚至歌曲都搞了。如果，我定向了，專攻一種，也許成功得快些。但是，我是不拘一格的，任其自然發展。
到北京后，寫的東西就更雜了，訪談、通訊、簡論、隨筆、漫談，遇到什么寫什么，想到什么寫什么，但還是注意要寫對人民大眾有益的。至于無益也無害的休閑、無聊的所謂“娛樂”性的東西我一概不寫。自從接觸毛澤東旗幟網和烏有之鄉兩個網站之后，自然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導：“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我很崇尚魯迅，他是新文化的一面旗幟。以前，我寫了不少雜文，但是未能全部發表，主要原因是共產黨執政已經不是魯迅所在的那個年代了。而今天，面對現實，我就覺得又有學習魯迅的必要和機會了。于是，我把寫文章在網上發表當成匕首和投槍，像當年的魯迅那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小時候，每當我過生日的時候，媽媽就給我煮兩個雞蛋吃。到我走向社會了，開始獨立生活了就不用媽媽給這樣過生日了。有一次，我翻看了《萬年歷》，發現自己的生日是公元1942年5月22日，就覺得我的出生是迎接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做總結講話的。于是，對毛主席的《延講》感情更深厚了。現在，不妨用小品節目里白云的臺詞仿說，“我就是專門為這個《延講》而生的！”這樣一想，更覺得有一種使命感了。在跟敵人短兵相接的時候，忘我奮戰。在戰斗間歇，我還要寫我已經排入計劃的志愿軍回國后的生活，以便完成我“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使命。我佩服丁玲（還有陳企霞）先生在被重視的時候不飄然，在被錯誤批判的時候不記恨；像劉紹棠同志那樣理解黨媽媽的錯打，浩然同志那樣甘于被冷落，一如既往地不變信仰，熱愛毛主席，堅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守社會主義文化陣地；像魏巍老那樣不畏強權打壓仍然追求真理，繼續戰斗永不投降！
這就是我對毛主席的懷念和對老人家《延講》發表69周年的紀念！
2011年清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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