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建生：愛是永不止息----與相波的愛在一起

愛是永不止息

----與相波的愛在一起

像放電影一樣，這兩天，與相波在一起的影像不斷地從腦子里閃過，吃飯的時候，上廁所的時候，開會的時候，上網的時候，他好像就在旁邊的樣子。他去世頭一天晚上，我還夢見他穿著白衣服，一身的白，在找教室聽課。早上醒來，隱隱感覺這個夢不是什么好夢，晚上，在天津武警醫院的十樓樓梯口，就聽到了相波心臟停止跳動的消息。上帝終于還是沒有聽我的禱告，這么多天不住的禱告，上帝沒有挽回我的好戰友的生命，這么年輕的，這么富有力量的生命。相波不相信上帝，但我祈愿上帝祝福他的靈魂的生命，他在上帝的樂園里。

上個世紀后半期，我完成了從革命青年到改良青年的轉變，幾度上京尋找同道。在我第二次進京時，與相波認識，第三次進京，與相波成了同事。在中國改革雜志社這個平臺上，我們一道參與農村版的創辦，舉辦鄉村建設沙龍，組織大學生支農調研，到矛盾重重的農村采訪。直到2003年夏天我到河北籌辦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我的精力重點放在了學院的建設上，相波則繼續組織大學生支農調研工作。在農村版遭遇變故后，他在京注冊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將大學生支農調研工作向前推進了一步，開始農村發展人才的培養工作，同時其鄉村建設的視野有了更廣的拓展，農村合作社人才培養和推廣，生態農業，公平貿易，工人權益，他把農村發展人才的培養和大學生涉農社團的培育與上述各項工作有機結合在一起，他在青年與農村，城市與農村之間架設了一座橋，這座橋的暢行無阻將使中國“這棵老樹上長出希望的春天來”。

創辦農村版的時候，相波剛開始到天津教書不久，我則先在雜志社呆了幾個月。那時候農村版的籌辦是在北京皂君廟的一個套間里進行的，社會上的三教九流，如相波和我，因對農村的共同關注而擠到了這個小小的套間里，相波還住那。那時候，我們都有一種興奮的感覺，好似在培育一個新生的幼兒，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徹夜討論刊物的方向使命，到處尋找拜訪有志于為農村服務的人，相波三天兩頭就往北京跑。要知道，這可完全是墊錢的活兒，沒有一分錢收入的。在以后鄉村建設的各項工作中，相波基本上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全力參與的。這最初的交往，相波純粹的理想主義令人印象深刻。

這個時候，相波是一個憤世嫉俗的青年，他對農村的惡的討伐是很厲害的，有時候甚至到了咬牙切齒的程度，但同時他對農村的弱勢人群的愛則是相當地深切，他的這種愛促使他帶著支農的大學生奔赴鄉村。在三農問題正成為社會熱點的時候，相波作為一個行動者的本色體現出來，他不再坐而論道，而是走在了尋找解決問題的實踐之途上，他的這種視野和行動力在當時即走在了絕大多數學者的前面，以后更是把許多行動者也拋在了后面。

農村版創刊完成后直到他離開雜志社，相波在名份上都是一個兼職編輯，因他同時還是天津科大的教員，但他在這平臺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卻強于我們任何一人，他同時身兼三職：記者部主任，上訪接待負責人，大學生支農調研項目總協調。相波是一個事必躬親的人，盡管事情那么多，但啥事他都要親歷親為，直到現在，我都還會感慨他那使不完的精力，換作是我，早就累趴了。

九十年代后半期，農村各方面的矛盾深化，大量從全國各地來的上訪農民云集北京，而各種媒體是他們重要的伸冤通道，當時農村版打出“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口號，吸引了很多四處投訴無門的上訪農民，雜志社的走道里和會議室里經常擠滿了前來求助的農民朋友，而相波是他們最知心的朋友，他帶他們去吃飯，領他們到宿舍來住，有時候，他還做飯給大家吃，他最拿手的大塊頭土豆燉肉，至今讓我印象深刻。更多的時候，相波幫著大家聯系法律界的志愿者，到實地去采訪了解情況，相波的整個心思都用在了怎么切實地為農民解決現實的需要上。這個時候，相波是農民權益的一個堅強捍衛者。

相波在設計大學生支農調研項目時候，強調的是大學生到農村去塑造自我，先有大學生自我意識的重塑，才有支農的可能。他剛到大學教書的時候，對大學教育還是有所幻想的，但他的這種幻想只存在了一年就在現實中破滅了，傳統的大學體制視他為異類，他只能尋找其他的平臺引領青年學生到現實生活中去尋求真知。在農村版，他找到了，這個平臺給了他動員全國各地大學生到農村去與農民為伍尋求真知識的機會，他充分利用了這機會，到2004年他離開雜志社，全國各地的大學已建立了將近兩百個涉農社團，一萬余青年學生投身到“塑造自我，建設農村”的洪流中。

2002年國慶期間，相波帶著北京和武漢幾所高校的學生到湖北房縣調研，他的愛人和我亦一同前往，我在這里認識了我未來的妻子，他則在這里認識了三岔村以向昌海為代表的幾個農村精英，以后他從大學生利用假期開展支農調研向扎根農村進行切實的鄉村建設實踐，就是從三岔村開始起步的。一個多月后，我們沿湖北的潛江、枝江、宜昌，穿過神農架到房縣，采訪農村的民主選舉和“三農人物”，我則順道看了一下我的心上人。這一路，我們在大巴上縱談古今，我還有印象的，是我們在神農架的盤山彎路上，爭論過關于信仰的話題，我那時候在慕道階段，他則對我的關于信仰的追求不以為然，為此，我們大大地爭論了一番。以后，我們關于信仰的爭論一直沒有間斷過，他這個學哲學出身的政治經濟學教師，要轉變他的唯物論思想還真得費點功夫。

2003年的這個春節，我們是一起在河北的翟城村度過的，一塊的還有來自全國十七所大學的二十個學生。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的創辦緣起，可以追溯到這個時間點。我在大年三十晚上坐火車前往房縣把心上人接到北京，相波則在大年初三以后帶著學生在周邊縣市農村開展調研工作。我們再一次回到翟城，是在四月初，非典之前，我們到河北衡水采訪農村土地問題，回京的時候路過翟城，我們頭一次看到日后晏陽初學院掛牌的那所廢棄的中學，那時，晏陽初的塑像正在安裝中。

我們回到北京后不久，就發生了非典，我們躲在四道口附近的出租屋里，兩個月不怎么出門，我忙著談戀愛，他忙著整理各地的上訪材料。非典后過不了多久，我就搬到了河北農村，他則繼續在北京指導各地的支農調研工作，接待上訪人員，同時開始在農村建立支農調研的根據地，原來進京上訪的農民，在他的感召和引導下，回到家鄉開始新鄉村建設工作。他們從“哭著維權”向“笑著鄉建”的轉變，相波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往后，我的大部分時間呆在了基層，從河北到海南再到福建，回北京的時間少了，我們一年中的幾次見面都是在開會的時候，或者在北京，或者在其他的什么地方，他的攤子越鋪越大，工作越來越有深度，他本人則越來越淡然，不再輕易和人爭論地面紅耳赤，但保持著孩子般的對人的好壞判別，用誰是好人誰人壞人來評斷，他去世前一個星期我還說他在這方面像三歲小孩呢。但他的真實和坦誠恰恰體現在這。今天早上還看《圣經》，剛好翻到耶穌為小孩祝福的話，耶穌說：在天國的，就是這些小孩。這么幾天來，我都在祈禱，愿上帝接納相波的靈魂。相波雖然不是基督徒，但他如孩子一般的性情，他的大愛，是上帝所喜悅的。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永不止息。相波是這個時代愛的象征，他對這片土地的深厚的愛促使他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學生和農民中間，他以他的堅忍和如火一般的熱情感染著改變著周遭的一切，他的愛的種子也已在全國各地發芽，有些已結出豐碩的果實。在我們這個什么都不缺唯獨缺少精神的時代，相波超越家庭朋友族群的博大之愛是這個時代的光，我們沐浴在這光里，將他的愛傳遞下去，是對相波最好的紀念，愿我們在他的愛里攜手，與他的愛一同前行。

                                                      邱建生

                                                     201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