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開始強調“社會主義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固定模式”，不同國家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因此社會主義的理想實現模式不可能一摸一樣，紹光老師提出了三階段社會主義模式，匱乏階段、溫飽階段和小康階段的社會主義探索被稱為1.0,2.0和3.0版，49年到78年，按照1990年國際不變價格計算，中國人均GDP從500美元到1000美元，可以稱為物質匱乏階段；從78年到2001年人均GDP增速9.5%，進入4000美元，稱為“溫飽階段”；現咱中國的發展進入小康階段，必須探索新的模式，重慶就是探索的開端。
匱乏階段并不是說一無所成，建國后三十年人均GDP增速也有6.5%，死亡率、文盲率下降，健康程度提高，毛澤東的時代成就不能抹殺，改革前的中國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會變化都對改革后的成就做出了貢獻，只是整體上物質相對匱乏；因此改革開放前20年其實是先解決物質的匱乏，所以強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激發發展的活力，激勵所有人先千方百計擺脫貧困，通過私人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帶動社會整體福利；但是從1958年加爾布雷斯的《豐裕社會》發表后，有一種聲音，私人產品和服務的豐裕不能代替公共服務和產品的匱乏，私人財富的提高不再是社會福利提高的主要動力，必須在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給之間尋求平衡，進入豐裕社會，社會必須加大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投入。中國改開前20年其實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會公平、職工權益、公共衛生、醫療保障等，3.0版的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探索公共住房、安全、交通衛生、教育、基礎設施的公共投入。
這就是重慶探索新模式的理論依據和背景，紹光老師重視重慶不僅是因為重慶火，而是因為重慶很多數據和方面和中國很類似，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市和農存家庭恩格爾系 數、城鎮化水平、HDI這些指標重慶都和全國平均水平很類似，分析重慶就是在分析一個很好的中國的樣本。
紹光老師介紹重慶四個方面經驗：五個重慶，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國民共進、群眾路線。案例和數字翔實，是學習重慶經驗最全面的資料。
五個重慶中宜居重慶是重點，居住條件、公共空間和服務設施三個方面，居住條件的改善是一系列工程，保障住房、商品住房、住宅品質、社區服務構成了分層次分人群的政策，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限制，重慶強調居者有其屋，而不是居者有其產，10%高收入人群去購買高級商品房，但是征收房產稅，這一點已經在近期的搜狐網站報道了，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購買普通商品房，重慶嚴格控制房價，均價低于成都、貴陽等附近城市，只有6000元每平米左右，城鎮雙職工6年半的收入購買得起中小套型，而30%左右低收入群體由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公共租賃房和廉租房是重慶今年年來的重點。
平安重慶不能不提，人們為打黑所吸引，以為平安重慶僅僅是打黑這一舉措，其實重慶的平安包括“社會安全、生產安全、食品藥品安全、交通安全和居住安全”，各種指標和數據都顯示，重慶近年來治安、事故防范、生產安全都逐年提高。
健康重慶更是一個亮色，重慶強調2012年人人享有基本醫療保障，安全食品，清潔飲水，健康身心，建設公共衛生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基本藥物制度，體育、健身等設施進一步發展，不僅如此重慶更強調身心健康，在精神和心理層面提高重慶人民，麻將和斗地主曾經在重慶流行，重慶市2008年一次調研顯示一些人理想信念淡漠、價值觀扭曲、精神萎靡和腐敗墮落。現在開展唱讀傳講，就是從精神和心理上振奮人心和團結人心，希望得到群眾和干部的大力支持與積極參與，薄熙來說“唱紅不是搞左的一套，紅說到底就是為人民服務，這是共產黨建黨時的本意，唱紅說到底就是為人民服務”。
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是重慶一圈兩翼格局的發展要求，兩翼是重慶的偏遠區縣、山區，受自然和歷史因素，人均收入地下，貧困人口集中，重慶認為社會主義必須實現共同富裕，一圈作為重慶的中心城區和區縣，在產業、人才、技術、資本和管理上有優勢，而兩翼在自然資源、勞動力方面有優勢，因此在一圈和兩翼之間建立產業、投融資、基礎設施和人口轉移四個對接聯動機制，這些聯動已經帶來效果，但重慶還是不斷加強，2010年提出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年均收入增長18左右，有勞動力的農戶實現萬元增收，這種增收主要依靠森林相關產業，林禽養殖、林下養畜、林地種植、林果產業、森林旅游等。
國民共進，對重慶的理解最有可能理解為極左的路線，淡化市場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簡單發展國有經濟，與中國改革開放主流不符，而重慶的經驗證明，國進，民也可以進，重慶國有資產實現了連續的增長，國有資產總額全國排位第四，而重慶私有經濟直轄之初只占全市GDP26%，2010年這個指標是60.5%，真正實現了國民共進。
重慶的公共服務和產品投入主要靠財政，其實也就是靠執政黨和政府，五個重慶建設平均每年投入超過3000億，而每年重慶的財政預算支出只有1300億左右，多余的錢哪里來？這是重慶3.0版社會主義探索的核心問題，發展公共產品和服務，資源來自哪里呢？紹光老師這里高度贊揚了薄書記和黃市長，他們以當年大連和浦東的城市經營以及以土地地權收益作股本向銀行貸款等方式為基礎的國有資產做法，都引入了重慶，城市、土地都可以視為國有資產，政府以民生為出發點進行合理經營，反過來再投入民生工程，這不是社會主義的集中體現么？重慶成立八大投，政府通過國債、規費、土地、存量、稅收等作為注入資本，然后八大投再通過銀行、債券、股市、信托和海外等市場融資，放大國有資本，八大投本身還加大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更是納稅大戶，直接幫助重慶把更多資源投入教育、衛生和社保等領域。
群眾路線：重慶一直強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并突出了大走訪，要求機關干部更加程度更加規范地下基層，如貧困農村，貧困家庭，并形成具體制度和數字指標，結窮親，幫助困難家庭，體會群眾的疾苦，傾聽群眾的呼聲，回應群眾的訴求，感知群眾的智慧，增進與群眾的感情，拉近與群眾的距離，摒棄脫離群眾的衙門作風。
全文數字翔實，豐富，是學習重慶模式的極好文獻，重慶的探索在紹光老師筆下充滿了希望和光明。
我覺得有幾點和網上一些說法的差別要澄清，
1、重慶不是極左，不走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唱紅薄熙來說了不是極左，不能搞文革時樣板戲或者破四舊等的東西，國進也不是民退，也不是讓先富的人把財富拿出來再重新分配，更不是整個社會財富的重新平均分配，重慶求的是增量，不想剝奪任何人的利益，在針對高收入群體的收入、住房等方面重慶是調控而不是打壓，用的是稅收等政策工具，而不是武器的批判。
2、重慶的3.0模式不是對2.0改革開放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否定而是發展和開拓，重慶從來沒有逆改革開放的潮流而動，私有經濟、市場經濟在重慶發展的有聲有色，而重慶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也沒有限制私營經濟，五個重慶的建設，農戶增收計劃，都是充分利用了市場、資本、技術、勞動力、產業等改革開放后大力推進的方面，只是把收益更加向民生傾斜，五大重慶等系列民生建設被很多人稱為回歸毛時代，我卻覺得這是發展而不是回歸，符合錦濤總書記說的不折騰，一心一意求發展。
3、現代化潮流不可逆，改革開放是3.0版的基礎。看重慶的探索，人們會感嘆市場和商品經濟的力量，在改善民生的進程中也是一樣，重慶用市場和商品經濟的力量促進民生建設，3.0版的社會主義也是在此基礎上去探索，而不是逆這股潮流。所以是改革開放基礎上進行，中國在78年文革之后選擇改革開放，越發在現在顯現了超越時代的意義。薄熙來都說重慶不是極左，那么中國不能也不應該再折騰回極左的路線。
4、領導的創新和強勢還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源動力，重慶人喜歡說中央的財政撥些來，這個諧音人人知道其意味，雖然重慶模式不是主要靠中央財政撥些來，但是誰能否認薄書記的意愿、能力和影響呢？薄書記加上黃市長，一個是紅色的政治合法性代表，一個是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踐權威，如此結合豈不是重慶之福？重慶能探索3.0版的社會主義模式，市領導是關鍵作用，而非黨和國家整體布局中有計劃有制度的試點探索，不知道是否能形成規律性和長效性的東西供其他地方去參照。
5、于是重慶模式緊接著就是這種發展趨勢的下一步探索，區域經濟發展依靠領導，而不是靠制度，這是中國區域發展的一個特點，那么薄書記能在重慶多久？論語說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重慶的模式下面會堅持么？重慶的未來是繼續探索么？重慶的房價還會堅持低于成都、貴陽等城市的水平么？其他省份想發展也想探索，能得到一樣的支持、資源么？這是重慶模式帶給人的思索。中國改革開放這么多年，有時候想想，人治的因素還或有之，知我罪我在孔子是春秋，在我們黨不也是靠實踐么，我們的模式下，只有未來能告訴現在了，這一點不僅是重慶。
坐在書桌旁，看重慶模式，會讓人有一種自己投身其中的沖動，鮮活的實踐永遠大于任何的理論和思索，紹光老師說重慶實現了華麗轉身，他這個報告也有自己轉身的味道，學者多深入實踐總是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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