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以普世之名行亂世之實--“偽普世價值”批判

莫以普世之名行亂世之實　　

——“偽普世價值”批判　　

引言　　

W先生是一位頗有思想見地的網友，也是《智本論》一書的一名熱心讀者，我們日前在交流的過程中，談到了普世價值之爭，于是有了一場關于這一系列的對話，由于他的問題頗具代表性，特將此對話整理出來，公之于世。　　

鑒于本人做過《中國企業報》的評論員和記者，這一對話啟發我將未來的寫作形式改變為問答式的對話體，以使得觀點更有針對性，在此對W先生表示感謝，今后本人對話類文章的W先生將是所有網友的代稱，歡迎廣大網友提問任何問題。　　

普世價值的唯一進步性在于反封建　　

W先生：現在中國對于普世價值的爭論異常激烈，甚至出現了一個普世價值派，對此，您怎么看待？　　

相曉冬：為什么一個哈姆雷特，在一千個人心中，就產生了一千個哈姆雷特？對于同一個事物，不同的人卻可以產生不同的認識，這種認識上的差異是產生爭論的根源，但爭論也有其存在的價值，那就是再讓這一千個哈姆雷特不斷接近那一個真實的哈姆雷特。　　

這里面存在一個名和實的辯證法，由于事物自身的深刻性和復雜性，人們的認識難以深入到事物的本質和真體，即難以深刻而準確認識到事物的實，但人們總會各自對事物產生參差不齊的認識，并在各自的頭腦中形成一定的概念語言體系，這構成了事物的名。隨著認識的不斷進行以及爭論的深入，名向著實無限接近，人們逐漸取得對事物的更為深刻全面的認識。因此，爭論也好、討論也罷，都是互動認識論的基本規律，是群體認識所產生的必然現象。　　

普世價值的爭論也是一樣，很多的人都在大談普世價值，但普遍的情況卻是都在大談自己所認為的普世價值，這樣就會停留在各說各話的層面上，達不成一個公認的普世價值。　　

因此，我認為，普世價值的爭論應該升級，即上升到更高的層次上，首先我們要弄清楚什么是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是否是否要區分西方的普世價值和東方的普世價值？是否還有舊的普世價值和新的普世價值？　　

W先生：您的觀點很有新意，但目前的主流認識是，普世價值之爭更多的是一種東西方意識形態的沖突，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一種思想之爭，大多數人也將普世價值理解為西方所倡導的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等方面的內容，在其背后可能隱藏著諸如和平演變之類的政治目的。對此，您又怎么看？　　

相曉冬：是的，這是這場所謂普世價值大爭論之中最為主要的一對矛盾，如果處理不好這一矛盾，這場爭論就會對中國的思想界和輿論界造成思想認識的混亂，從而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因此，我們對普世價值的分析可以首先從西方和東方這的兩大思潮的矛盾沖突開始。　　

西方社會在幾百年的工業發展中創造了輝煌的物質文明，也可以稱之為資本文明，與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他們也在思想上產生了一整套價值觀體系，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專制的革命過程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就是資本主義初期的普世價值觀，這一思想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的革命的過程中發揮出社會啟蒙的價值，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無疑具有重大的歷史進步性。　　

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張，這種價值觀也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以至于民主、人權等各種進步的觀念也都被納入其中，逐漸形成了西方的主流價值體系，然后這種思潮又伴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而被推廣至全球，如今在中國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交匯之勢，目前這場席卷中國社會的大爭論就是這幾股思潮交匯所激起的浪花。　　

但我們在看到西方普世價值觀在世界歷史發展中所取得的積極性和肯定性成果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其消極性和否定性的一面，相對于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具有其歷史進步意義，但它絕不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形態，它在自身發展中所產生的諸多矛盾也不是自己所能克服的，因此，我們不能盲目的全盤接受，而是辯證的吸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為我所用。　　

普世價值的本質是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　　

W先生：那您認為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又有哪些精華和糟粕呢？　　

相曉冬：人們的價值觀來自世界觀，世界觀又包括自然觀和社會觀，其中社會觀決定價值觀，有什么樣的社會觀就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如果你認為這個社會就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那么你的價值觀就必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如果你認為這個社會就是每個人應當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那么你的價值觀也必然是利己主義或自利主義；如果你認為這個社會就是存在人種和民族的優劣，那么你就會導致如希特勒之流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民族自大主義；如果你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制度，那么你就會主張中國全盤西化，照搬照抄西方社會的硬件和軟件設施。　　

正如整個西方經濟理論都建立在“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一樣，西方的普世價值觀也一樣將個人主義和自利主義作為自己的核心內涵，這種價值觀誕生的土壤正是以物質商品的生產和交換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物質生產方式，這就是馬克思所講的是物質生產方式決定著社會的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又反過來促進推動著這種物質生產方式。　　

由于西方社會普遍認為自己的資本主義是人類最為理想的社會制度，他們于是將這種價值觀冠以普世的名義推廣到世界各地，就像他們千方百計將自己的產品推廣到世界各地一樣。因此，西方社會所打出來的普世價值一詞在本質上是一套思想體系的廣告詞，而所謂的“普世”一詞也是他們自認為的“普世”罷了。　　

而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中國傳統文化都是在根本上反對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的，譬如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而孟子則又是把“舍生取義”的浩然正氣作為一種價值觀而傳向千秋后世。“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中國的歷代先哲們不反對取利，但更強調“義”，他們已經將“義”的精神注入到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而馬克思主義也是強調“義”的，而反對階級剝削和壓迫以解放全人類便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魂魄，而這正是“義”的精神體現。　　

所以說，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生根發芽是整個人類歷史的必然，因為在思想精髓和理論目的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是一致的，他們都以追求人類終極正義構建理想社會為根本目的，他們永遠反對以強凌弱、弱肉強食，永遠站在廣大被剝削、被壓迫的大多數人民的立場上。　　

而中國先哲們所追求的世界大同的理想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也是一致的。差別只是在于，因為中國社會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沒有在自然科學上引領整個人類社會，造成的結果是中國的先哲們沒有提出關于社會發展的系統科學理論，而值得慶幸的是，這一空白被馬克思主義填補了。所以，馬克思主義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在資本主義初期階段的延伸，馬克思主義盡管產生于西方社會，但在其精神實質上，其思維方法卻是東方的辯證法思維。　　

因此，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是一脈相承的，經過了上百年的融合交融，它們已經構成了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中國傳統文化是古代的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則是現代化了的中華傳統文化，于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中國傳統文化，整合吸收批判西方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文明成果，開創能夠指導中國乃至全人類發展追求人類終極公平和正義并實現天下大同的理論體系，正是中國乃至世界的思想界所面臨的偉大歷史使命。　　

所以我們說，馬克思主義當前需要第三次中國化，而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也正是這次中國化的應有之義，這次的中國化不僅要開創能夠指導中國未來發展的理論體系，而且也將為全人類開啟通往未來的時代之門，正如重慶模式成為中國探索未來的一塊試驗田一樣，而中國則可以成為整個世界未來發展的一塊試驗田。在這一偉大的歷史實踐過程中，中華民族將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而對于目前的普世價值之爭，中國的思想理論界則可以將其當成一種向世界產生和傳播新思想的契機，我們不能唯西方這種現成的普世價值觀馬首是瞻，但也不能純粹帶著階級斗爭的思維將其當成敵人而全面排斥，即使是真的敵人，我們也可以繳獲其彈藥以補充壯大自己。　　

由于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天生具有反對封建專制的本能，所以，這種普世價值觀在中國的傳播可以沖擊落后的封建主義思想殘余，可以沖擊中國社會的官僚主義，這是其積極的值得肯定性的一面；但同時，普世價值的傳播又會導致極端自由主義、利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就像吃西藥可以治病但同時又會造成負面作用一樣，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　　

普世價值大合唱是四面楚歌的新版本　　

W先生：您對普世價值也進行了一分為二，那您是否認為普世價值那積極的肯定性的一面可以作為未來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呢？　　

相曉冬：以普世價值取代馬克思主義，取代中國傳統文化，而將其變成中國社會的指導思想，這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最樂意看到的一種局面。他們不僅想用鼓鼓的口袋支配中國的經濟，而且也企圖用自以為鼓鼓的腦袋支配中國的思想，這是大多數富人與窮人打交道時共同的精英意識，即不僅讓你在行動上服從，還要讓你在思想上認同，不僅讓你變成身體的奴仆，還要讓你變成精神的奴仆。　　

對此，我有一句名言——所有口袋鼓鼓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們紛紛認為自己的腦袋也是鼓鼓的。這一觀點不僅適用于人與人之間，也適用于國家和國家、民族和民族之間。事實上，這是一種典型的暴發戶思維，是暴發戶的精神自大癥，這種暴發戶的精神自大癥與貧困戶的精神陽痿癥是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　　

越想越覺得是個笑話，區區一個普世價值僅僅是個價值觀層面的東西，它怎么可以代替世界觀，代替方法論，代替整個馬克思主義這個博大精深并且還在不斷發展的理論體系呢？就像一個西藥，怎么可以代替人的養生之道呢？持這種觀點的人，要么是別有用心，要么是膚淺之極！　　

目前普世價值叫囂得最響亮的是民主和人權，其目的在于借助中國三十年改革形成的個人利益至上的社會思潮而召集民意，進而在民間形成一種社會力量，以向上逼宮的形式主張政治體制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社會主義，將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徹底引向資本主義道路，將中華民族納入西方的資本主義體系。所以說，目前西方思潮對這種所謂普世價值的大合唱的確有其背后的政治目的，這就像當年韓信對西楚霸王項羽唱起的四面楚歌一樣，為的是瓦解人心、解散斗志，最后好一擊制勝。　　

但中國共產黨絕不是西楚霸王，中國的思想界還有很多如何新這樣視通萬里洞燭其奸的明智之士，中國的民間還有很多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愛國者，西方資本在中國發起的這次普世價值的大合唱必定破產。　　

當前的普世價值是以普世之名行亂世之實　　

W先生：為什么中國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如果不搞西方民主模式，中國又應該走什么樣的民主道路呢？　　

相曉冬：資本是逐利的，盡管資本主義取代了封建專制具有歷史進步性，但資本主義本身也無法逃脫自身的局限，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其在市場上追求壟斷地位，西方資本主義從分散的自由競爭時代不斷發展成產業領域的壟斷寡頭和資本市場上的金融寡頭，這就是一大明證。　　

而壟斷正是市場競爭領域的新型專制，是披著自由競爭外衣的經濟獨裁，他們依靠對資源的占有和規則的制定消滅并擠壓著大多數民眾的發展機會，因此，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并沒有徹底實現公平正義，而是以新的不公平掩蓋了舊的，以貌似的公平掩蓋了真實的不公平。　　

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社會管理的最終目的是能夠產生效率和公平可以兼顧的決策與政策，只要能實現這一目標，手段可以通過創新而實現多樣化。　　

很多人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選舉頂禮膜拜，而這種所謂的民主選舉其實不過是形式而非內容上的民主，如果大多數人都不是具有公心和社會責任感的公民而是利益的奴仆和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大眾的話，這種民主也不能必然產生真正正確的決策，比如解決金融危機以及經濟領域的滯漲問題是無法靠選票來實現的，選票的積極作用只能是通過政黨競爭而限制公共權力的腐敗，因此，西方的民主選舉為社會管理創建了一種糾錯機制，這是其進步意義的體現。　　

但能夠糾錯絕不等于必然發現正確，馬克思主義從來認為真理首先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中國傳統文化也主張決策過程中有時需要力排眾議，如果放任民主選舉的話，就會有一些爭權奪利的勢力混入到政治決策中，從而也會歪曲決策的公平。所以，毛澤東才創造性的提出民主集中制，這其實是管理學上的決策過程，即博采眾議斷之在獨，決策前就是要聆聽各方意見，以正確認識問題，而決策拍板就是要獨斷，而這要求決策者具有很強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判斷能力，具有圣人的特質，但由于圣人不常在，所以這種民主集中制也會出現失誤，而隨著決策的實施，這種失誤也可以最終得到糾正，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的歷史失誤都是這樣糾正的，沒有什么人永遠正確，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無不是一個不斷從失誤走向正確的辯證運動，這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也就是說，中國可以探索一黨執政下的民主制度，而在互聯網帶來的信息時代，這種嶄新的民主制度又具備了硬件設施，各種民意和民情都可以直接反映到決策層，從而對決策過程施加影響，這種現象本身就是信息時代提供給人類社會的嶄新民主形式，即從用手投票的民主走向心靈和精神的民主，走向眼睛的民主、耳朵的民主、鼠標的民主、嘴巴的民主和大腦的民主，如果人民代表大會能夠建立一個民意民情的信息收集和加工處理系統，再通過對新聞媒體的駕馭和管理，實現整個社會大眾對各種問題的討論和辯論機制，并將認識的成果向整個社會公布，這種一黨執政下的大眾民主形式就指日可待。　　

而西方社會的民主模式則是擺在中華民族面前的一大陷阱，根本原因在于，整個人類社會并沒有進入徹底消滅戰爭的大同世界，階級斗爭的經濟根源雖然正在逐步消滅，但由于歷史發展的慣性以及人類思想認識的慣性，階級斗爭還會在一定時期內長期存在，這種斗爭已經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的疆界，它不僅表現為國家內部貧富階層之間的矛盾，也表現為世界范圍內富國和窮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　　

西方資本所追求的目標是按照他們的規則管理整個世界，繼續維護他們對整個世界的統治地位和支配地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完成其霸權的全球化。要實現這一目標，他們就必須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自己才能當老總。顯然，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成為他們的心頭大患。　　

為什么西方給中國扣了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大帽子？就是因為中國的國有經濟妨礙了他們在中國市場上的壟斷地位，唯利是圖的資本其最大的本性就是貪婪，它們從來沒有感恩之心，所以，三十年來中國對外資的優惠政策非單沒有贏得資本的認同，卻不斷滋生起他們的貪婪欲望，使得他們得寸進尺，繼續蹬著鼻子上臉。　　

他們在中國社會已經聯合起來一大批民營資本，正在一批對國有資產圖謀不軌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配合下，一起對國有經濟發難，其在國內學術界和傳媒界的一大批代理人已經毫不掩飾的提出了私有化的主張，為的就是拆分瓦解中國的國有經濟，然后通過兼并收購等形式支配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不僅將中國徹底變成經濟的殖民地，而且也企圖變成政治和文化的殖民地。　　

別看他們吆喝著把國有資產分給大眾，那不過是為了收買民心召集民意而打出的利益旗幟罷了。而一旦分給大眾，這些資本大鱷們則紛紛通過股市和資本市場收買這些私分了的資產，從而徹底掌控中國經濟命脈。這種私分國有資產的思潮在本質上就是拆社會主義的臺，其目的就是為了瓦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以便各個擊破。　　

所以，當前的普世價值觀一邊在政治上叫囂著民主和人權，一邊在經濟領域主張私有化，他們控制著一大批專家、精英和大眾傳媒，不斷召集民意，打著憂國憂民、為民請命的旗號，而在其暗處，還有著一大批混入權力決策層內部的權貴精英的配合和掩護，不斷在中國社會制造矛盾，并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經濟勢力，而這股勢力的總后臺則是圖謀搞垮搞亂中國以繼續謀取利益最大化的西方資本，只要時機一到，他們甚至會發動起政治風波甚至社會動亂。　　

這種圖謀不軌的普世價值，不過是打著普世的名義，以行亂世之實罷了，對于這樣的普世價值，每一個有責任感和正義心的中國人都應該擦亮眼睛，給予深刻的批判和堅決的斗爭。如果非要我在民主問題和私有化問題上做出抉擇的話，我的選擇是——寧要圣人的獨裁，不要奴才的民主；寧要繼續壟斷的國有經濟，不要任人宰割的私有化；寧要國家的安全，不要個人的資產。　　

真正的普世價值觀應以“義”為時代內涵　　

W先生：您在上面提到當前的普世價值其實是亂世價值，這個觀點非常深刻獨特，而我的問題是，這個社會到底有沒有普世價值？如果有，什么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　　

相曉冬：西方這套所謂的普世價值觀其實是打向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糖衣炮彈，看看“普世”這個詞多好啊，多甜啊！乍一看上去，多像是一副普渡眾生，拯救世界的靈丹妙藥啊？　　

但在其本質上，仍舊是資本所主導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其核心內涵仍然是以“利”為根本成分的。為了追逐自身利益，資本必然反對封建專制，所以他們高呼民主；為了自由競爭，他們又打起了自由的旗號；為了將資源分散化以便自己形成壟斷，他們不僅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寫進憲法，而且還企圖私有化整個世界的一切資源。　　

他們在政治上主張多黨制，卻不知道所謂的多黨制也不過是王八、烏龜、鱉和甲魚之間的輪流坐莊；他們在文化上反對一元而主張多元，卻忘記了多元也要遵循社會責任這一更大的一元；他們鼓吹自由，卻沒有發現這種對利益的自由追逐正使得世界大多數人口陷入物質和精神的不自由；他們鼓吹民主，卻開著航空母艦在整個世界擴張著霸權；他們鼓吹自由競爭，而自己制造的壟斷卻讓大多數人無法無力也無能參與競爭；他們高舉著慈善的招牌，卻讓慈善變成炫耀財富的婢女——這個叫做資本的魔獸所從事的一切活動，都在讓整個世界更虛偽，更狡詐，更洋溢著珠光寶氣，他們在整個世界鼓噪著拜金主義、拜物主義和拜名主義，他們用金錢的價值取代了人本身的價值，他們將個人利益至上變成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赤裸紋身，他們讓那些衣冠楚楚的富人和利欲熏心的窮人都變成奴隸；他們正在將整個人類社會變成一個血腥、肉欲和銅臭氣味的動物世界！　　

真正的普世價值是真善美之光的美麗綻放；真正的普世價值永遠是正義、責任和美德的全球性張揚；真正的普世價值所朝向的永遠是眾生平等、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真正的普世價值是全人類在物質和精神上的共同解放；真正的普世價值是拆除橫亙在人類心靈之間那一堵堵相互提防的心墻；真正的普世價值首先要讓航空母艦變賣成索馬里和海地苦難人民的給養。　　

站在歷史的高空俯瞰當前的人類社會，資本主義在向著全球的擴張中又為整個人類孕育出嶄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全人類正在從民族和國家的孤立分割而走向全球化的大融合，伴隨著互聯網這一偉大的革命性的技術工具，人類勞動正從體力勞動而發展為腦力勞動，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也正從物質生產而發展到精神生產，從工業文明發展至智慧文明。　　

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背景下，真正的普世價值觀應該以“義”作為自己的時代精神，而所謂的“義”，正是全球社會責任，這才是現在乃至未來真正的普世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將使全人類從以物質為中心的社會而步入一個嶄新的以精神為中心的社會。　　

用以義取利解決個人和集體的矛盾　　

W先生：您提出真正的普世價值應該以“義”為內涵，而不是以“利”為主導，可是整個社會都普遍認為，人性是自私的、利己的，這與“義”的精神則是矛盾的，在市場經濟時代，我們能夠改變如何改變人們逐利的本性呢？　　

相曉冬：這個問題問得好！但我用一句反問就可以讓你茅塞頓開——如果“義”更能讓人得“利”的話，你說人們是追求“義”還是追求“利”呢？當然是追求利，因為那樣“義”就反過來成為“利”的本原了，有義就能有利嘛，如果義為利之本的話，誰還會見利忘義呢？　　

這就是我策劃為汶川地震捐款的義丐徐超以義取利的根本動機，即只要證明了義能取來利，就說明義為利之本，也就是使“義”戰勝“利”，降服“利”，這樣，也就能為消滅個人利益至上的落后思想找到一條新思路，那就是用“以義取利”消滅“見利忘義”。　　

這個道理從理論上也是可以講通的，“義”之所以能取“利”，是因為信息社會讓“名”變成了一種無形資產，我們不是常說追名逐利嗎？但對于名是什么，很多人并沒有搞清楚，而我的研究發現，“名”正是企業界和營銷界津津樂道的品牌價值，是人人都可以擁有的一筆無形資產，是人的腦力勞動即精神所創造的，這樣“名”就在“義”和“利”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梁，它使得“義”可以先取得“名”，“名”再變成“利”，這個過程就是我所倡導的智本運營，即把無形資產當成一種新型資本，通過智本運營的方法，實現無中生有。　　

W先生：這件事情聽你說起來很有意思，也很有意義，但給人的第一認識就是炒作，這與社會上吸引眼球各種的炒作現象非常相似，人們大都非常排斥，這是為什么呢？　　

相曉冬：做媒體的人都知道，炒作其實是信息社會帶來的一種傳播現象，是出名必然采取的方式和方法，人們對于炒作出名的排斥就像對于其他人賺錢的排斥一樣，都是出于一種看到別人有名有利而自己卻沒名沒利的嫉妒心理，再加上目前大多數炒作都是不負責任的惡炒，只要吸引眼球產生關注就不顧其他了。　　

事實上，對于炒作現象應該一分為二的加以看待，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名都有義和不義之別，只要合乎社會責任，符合社會整體利益，我們應該鼓勵個人和企業揚名取利，這正是社會和集體對個體行為的激勵和管理，個人和企業只有在乎好名聲進而才會在乎公眾利益，這樣，我們就能化解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之間的矛盾——誰對社會有義，社會就反過來給個人以好名聲，誰對社會不義，社會就反過來給他以壞名聲，這樣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才能通過名的給予而真正實現。　　

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要媒體負起社會責任就可以得到解決，對于那些有義的人和事件，應該加大傳播力度，讓好人通過好名而得到好報；而對于那些不義的人和事，也要把握輿論導向，使公眾擦亮眼睛，讓不義得惡名。要知道，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也是新聞報道的報。而在名聲的約束下，社會個體才會更加自覺約束自己的行為，為的是不斷維護自己的好名聲，而這不正是社會對個人的一種嶄新的管理手段嗎？　　

W先生：你的這一思想確實很有新意，但我很擔心，這是不是會讓人們從個人利益至上而轉變為個人名聲至上呢？是否會鼓噪起整個社會追名逐利的心理呢？　　

相曉冬：你的這個擔心也并不多余，因為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也陷入過同樣的困擾中，直到我在《中國企業報》從事的新聞工作中，越來越多的發現“社會責任”這一概念的時候，我才豁然開朗，因為所謂的社會責任，不正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所強調的“義”嗎？　　

這樣，我們進而找到了名的約束力量，那就是“義”，而真正的“義”，必然是個人對社會有益，這樣個人也才能從社會真正得到好名聲，因此可以說，信息社會和市場經濟的環境給個人和社會的矛盾創造了全新的解決辦法，即通過名，個人利益和社會群體利益可以真正的實現的和諧統一——誰對社會有義，必然有好名，進而對自己有利；誰對社會不義，必然得壞名，進而對自己不利。　　

不要小看這一理論，它不僅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個人和集體的矛盾問題，還能顛覆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使得人們脫胎換骨，從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變成追求社會責任的社會人，從“物質人”變成“精神人”，因為義能有名，名能生利，這樣，自覺踐行社會責任就可以成為一項利人利己的事業，就像王海打假一旦出名就可以發展成一項對社會有利也對自己有利的正經事一樣，否則，人們即使整天玩牌打麻將，也不愿意關心這個社會的環保事業，原因就是對他個人沒利。　　

我自認為，這一思想的重大意義在于，它在人的本質這一重大的理論問題上將馬克思主義、西方經濟學以及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的結合在了一起，實現了三種思想價值體系的無縫連接，使得這幾種理論體系可以兼容并包。　　

西方經濟理論對人的認識是沿著人性道路前進的，從經濟人假設到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以及人的自我實現，都是對人性本身的觀察而得出的認識；而馬克思主義則將人本身視為社會生產關系的節點，主張“人的本質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化發展而不斷變化的，并將人的解放作為其理論的最終目的；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是從社會倫理的角度提出“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以及“見利思義”“利不虧義”，這三種理論體系都不反對人們追逐自身利益，只是在處理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矛盾關系上各有側重，其中，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都將公平和正義作為參照，而建立在物質生產基礎上的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則似乎只沿著為資本及其政府謀利益的思維習慣一路向前，他們從來不去想如何讓世界上的大多數窮人也紛紛富裕起來，甚至于陷入經驗主義的西方經濟理論認為這個世界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于是我們看到，西方的精英、學者和政客們整天把失業率掛在嘴上，就是不去探索讓窮人創業的路徑和方法。　　

在市場經濟和信息時代這一經緯交織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可以站在中國歷代先哲以及馬克思的肩膀上，重新運用辯證法思維去分析人的本質——人的本質是肉體與精神的矛盾體，肉體需要表現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是社會對個人的滿足；而精神需要追求精神利益，表現為個人的理想、愿望和期望的實現，是個人對社會的付出和貢獻。　　

肉體的我追求個人利益的滿足，是為“小我”；精神的我追求天下太平、人心向善以及生態環境向好，是為“大我”。肉體的我從事體力勞動，進行物質生產，從而滿足自己對物質的需要；精神的我從事思考、創作、表演等各種具體多樣的腦力勞動，進行精神生產，并在這種精神產品的傳播過程中出名，而在市場經濟和信息社會的環境下，名還可以轉變為利。　　

我們已經看到，在物質生產中的體力勞動者越來越多地被各種現代化自動化的機器排擠出來之后，以名利雙收為特征的精神生產又向全人類張開了懷抱，這就是正在地球上發生著的一場影響深遠的偉大而又深刻的社會變革——只要人類自覺將體力勞動改變為腦力勞動，紛紛投身對社會有義的事業，就可以在媒體的傳播和公眾關注下出名而構建起自己的商業模式，這正是以腦袋鼓起口袋，用精神變成物質。　　

有誰能夠想到，這種遍布全球的精神生產方式正是偉大的共產主義呢？又有誰能夠想到，在我們每個人面前的電腦和互聯網的背后正隱藏著這樣一個超越國界的可以無限開采的精神世界呢？又有誰能夠想到，那一臺臺冰冷的機器在讓廣大的勞動者下崗的同時，卻同時釋放著解放全人類體力勞動的熱情呢？　　

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這種腦力勞動所主導的精神生產方式，其本質正是精神的共產主義——全人類共有共享的信息資源成為嶄新的生產資料，而人人都有的大腦成為每個人都有的勞動器官，只要生產出精神產品，并借助于市場經濟和信息社會的條件實現價值，每個人都可以變身成為無形資產的主人，變成新型的資本家（智本家）。　　

而困擾整個人類的階級斗爭也將以勞動者紛紛變成有產者和資產者而宣告結束，人類也得以逐步進入一個共同富裕萬世太平的大同世界，這便是已經悄然而至的全球共產主義時代，只有當全人類對此達成共識而共同攜手迎接這一偉大時代的時候，才會形成真正的普世價值觀。　　

由此可見，真正的普世價值觀必將建立在精神生產方式的基礎之上，它是人類用精神追求反過來滿足物質需求，用精神生產反過來支配物質生產，用智本駕馭資本，通過精神生產創造無形資產再變成有形資產進而實現精神對物質的統治和主導，而精神生產的最終追求則是以“義”，即使取利也是“以義取利”而非見利忘義和唯利是圖，那正是正義對利欲的勝利！　　

讓我們每個人的頭腦閃耀起思想的光芒，穿破那層層的歷史迷霧，我們將會看到一個偉大的時代正在前方等待——一個天下大同的社會圖景在向著我們招手！一度陷入低潮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將再度掀起波瀾！全人類的徹底解放將由此掀開嶄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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