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zhàn)爭以來，近代“中國觀”的演變及前景

   1644年滿清入關，中國淪落到半封建半奴隸制殖民社會，暴力恐怖、閉關鎖國、文字獄，理教專制暴政盛行，愚民政策封閉了中國人的五官、扼殺了中國人的思維，愚昧了中國人之心智。耳目已閉，口舌被鉗，心智愚昧。不得思、不得言、不得悲、不得喜。中國人昏睡過去了，一睡200年，沒有外來刺激就再也無法醒來。
   清代中國，具有殖民地社會的所有特征，從政治、經(jīng)濟、到文化、軍事，從階級、民族到人的道德與精神品貌，都染上了殖民地社會的特點，奴性、非理性、愚昧、盲從，東亞病夫不是身體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龔自珍感慨滿清治下的中國“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商，衢巷無才偷，市無才駔， 藪澤無才盜”。當魯迅所痛斥麻木丑陋的中國人時，我們都以為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專制文化所害，其實不然，外界早就發(fā)現(xiàn)其根本原因在于滿清殖民統(tǒng)治的惡果。英國軍官F·A·Lindley在《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評論太平天國參與者與滿清統(tǒng)治下的中國人如何不同，其描述道：“一般人都把殘酷、兇狠、口是心非歸之于中國人的天性，其實這多半是由于邪惡的滿清政府所造成的。這些人從嬰兒時代起，就習慣于流血和酷刑的慘象．正象他們的祖先在最近兩世紀中被韃靼征服者所屠殺的慘象一樣。統(tǒng)治者的無窮迫害使他們麻木不仁，墮落退化；剃發(fā)的奴隸標記使他們帶著不自然的烙印；橫恣暴虐的專制制度摧毀了并貶抑了他們的精神；……如果中國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壓迫的弱小者所憑借的狡猾和欺詐，又有什么奇怪呢?…… 使中國人感到陶醉的閉關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經(jīng)常激起了歐洲人的嘲笑和輕視。可是，在太平軍中間，除了面貌之外，所有這些都已絕跡，甚至于他們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許這是由于他們在身心兩方面都擺脫了奴隸地位的緣故吧。…… 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個中國人的面部都表現(xiàn)了蠢笨，冷淡，沒有表情，沒有智慧，只有類似半狡猾半恐懼的奴隸態(tài)度，他們的活力被束縛，他們的希望和精神被，壓抑被摧毀。太平軍則相反，使人立刻覺得他們是有智慧的，好鉆研的，追求知識的。的確，根據(jù)雙方不同的智力才能來看，--再不能有比這更顯著的區(qū)別，--要說他們是同一國家的人，那簡直令人無法想象。太平軍是聰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們的自由風度 特別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見被韃靼人所征服的中國人的奴顏婢膝；但是太平軍縱使面對死亡，也部表現(xiàn)了自由人的莊嚴不屈的風度。” 
  “中國人在滿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優(yōu)裕階級的住屋舒適而堅固。現(xiàn)在中國人已沒有多少顯著的財產(chǎn)，稍露財產(chǎn)跡象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勒索對象．從韃靼人進入中國那天起，中國就不斷地衰落下去，現(xiàn)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著，最墮落的迷信使他們的智慧變得遲鈍愚昧。” 類似的描述，我們也常常看到西方人在有關日俄戰(zhàn)爭回憶錄中如何辨識出混雜在中國人當中的日本間諜。

  “鴉片戰(zhàn)爭”一聲炮響，如同晴天霹靂，帶來了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階級、新的奮斗，如同一道閃電，驚醒了昏昏噩噩昏睡了200年的中國人。
  自近代以來，西方列強打遍世界，既有野蠻人部族主義的一面，也有給世界帶來富裕，傳播文明和進步的一面。對于“鴉片戰(zhàn)爭”，我們不能只記住西方殖民者帶來的鴉片、戰(zhàn)亂、奴役和掠奪，也應看到正是西方殖民者砸開了滿清部族統(tǒng)治堅固、僵硬、封閉的軀殼，從此中國邁進了近代的大門。電燈、電話、火車、汽車，這些只有經(jīng)歷過1840年的血與火才在中國出現(xiàn)。
  《庚子賠款》的第一批留學生，歸來之后就成為那個時代的精英、棟梁。從意識從知識從能力上極大拉近了古老的中國與現(xiàn)代文明的距離。
 
   國家主義把“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看成單向度的侵略和反侵略、殖民和反殖民的關系。這是不客觀的，也違背了自己宣稱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說：“英國的大炮破壞了天朝皇帝的權(quán)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tài)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星的木乃伊--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

  馬克思敏銳地洞悉滿清王朝閉關鎖國的真正原因，馬克思說：“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滿洲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chǎn)，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tài)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fā)生聯(lián)系。”“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滿洲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chǎn)，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tài)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fā)生聯(lián)系”“當西方列強用英法美等國的軍艦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運河口的時候，中國卻把動亂送往西方世界。這些販賣“秩序”，企圖扶持搖搖欲墜的滿洲王朝的列強恐怕是忘記了：仇視外國人，把他們排除在帝國之外，這在過去僅僅是出于中國地理上、人種上的原因，只是在滿洲韃靼人征服了全國以后才形成為一種政治原則。毫無疑問，17世紀末競相與中國通商的歐洲各國彼此間的劇烈紛爭，有力地助長了滿洲人實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這個新的王朝害怕外國人會支持一大部分中國人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后大約最初半個世紀里所懷抱的不滿情緒。出于此種考慮，它那時禁止外國人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要來往只有通過離北京和產(chǎn)茶區(qū)很遠的一個城市廣州。外國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領有政府特許執(zhí)照從事外貿(mào)的行商進行交易。這是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視的外國人發(fā)生任何聯(lián)系。無論如何，在現(xiàn)在這個時候，西方各國政府進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長商業(yè)的停滯。 ”
  
  但是這一切，恰恰是國家主義者試圖竭力掩蓋的，他們一貫所為就是把閉關鎖國、愚昧之罪過推給封建和傳統(tǒng)。在國家主義者的眼里，1840是黑暗開始的年代，而在民本主義者看來，1840年是黎明終于浮現(xiàn)的年代。民本主義的斷代史是從1644年，滿清入關開始，中國社會陷入半奴隸－半封建殖民地社會，中國人民反抗?jié)M洲殖民主義的斗爭，一直持續(xù)到辛亥革命勝利。
  包括“鴉片戰(zhàn)爭”在內(nèi)，反抗?jié)M清部族政權(quán)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則是次要方向。民本主義重名更重實，認為將次要矛盾變成主要矛盾的結(jié)果，客觀上維護了滿清統(tǒng)治，最典型的就是義和團運動，從反清滅洋到扶清滅洋，反而使得滿清政權(quán)和帝國主義勾結(jié)起來，聯(lián)合鎮(zhèn)壓群眾運動。

  在《施瑯大將軍》里，國家主義者給鄭經(jīng)編了這么一句話，“這臺灣島，我寧予荷蘭紅毛鬼，也不給康熙大辮子！” 以激起中國憤青對臺獨的仇恨。滿清本非中國，而國家主義者卻擁抱野蠻，拒絕文明，站在滿清角度，將明朝中華當作敵人，將明鄭臺灣當外敵，將西方列強當作萬世仇敵。實際上滿清的野蠻部族統(tǒng)治，有著比西方殖民者殘酷百倍的殘暴，野蠻，卻沒有西方殖民者帶給世界的文明、科技和進步。如果當時的中國人在選擇野蠻的滿清統(tǒng)治和西方列強入侵這兩者之一時，會選擇什么呢？當時的中國人已經(jīng)給出了答案。英軍入侵廣州，八國聯(lián)軍攻打北京。老百姓們懷著興奮的心情聚攏圍觀欣賞滿清與列強開戰(zhàn)。
  如果當時的臺灣真被西方殖民者占去了，也遠比野蠻人占去強得多。臺灣被西人占去之后，影響整個東亞大陸，滿清帝國就不可能保持閉關鎖國二百年，從歷史而言，西方殖民者引起的民族主義浪潮，也早晚會讓臺灣乃至整個東亞進入現(xiàn)代民族國家時代。
 
  對于中國人民而言，1840年來臨并不意味著大難臨頭，當時的中國人對于洋人并沒有反感，洋人入侵緊張得要命的是滿清政府。關起門來當大蟲的日子到頭了。生怕從此戳破其丑惡虛弱的嘴臉，洋大人進門后依附他們的買辦、教民就將相繼出現(xiàn)，足以宣告他們?yōu)樗麨楫斉`主的時代無法再持續(xù)了。
  所以，從那時起滿清喪權(quán)辱國的條約核心條款只有一條，寧可承認鴉片貿(mào)易，寧可割地賠款，洋人絕不可進來，沿海口岸擋不住，就擋在城外，州府擋不住，京城是萬萬不可入的。
  1840年以后，西方殖民者一方面強迫滿清打開大門，另一方面則扶植滿清政府鎮(zhèn)壓內(nèi)部叛亂和起義。因為中國太大，滿清作為殖民地代理人是最合適不過的方式，滿清政權(quán)雖不甘心，但也不得不搭伙分贓。然而晚清末年義和團運動興起，確讓滿清權(quán)貴覺得有機可乘，企圖利用最愚昧的力量去和列強對抗，這充分暴露滿洲貴族勢力冥頑不靈，愚昧且不可救藥，對文明、對文明規(guī)則破壞性極大。這個代理人干不好，帝國主義對其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帝國主義勢力最終放棄滿清政府，從扶植滿清鎮(zhèn)壓漢人到扶植漢人新興力量，也就是軍閥勢力。
 從那時起，滿貴才知道自己和早已淪為奴才的漢人一樣，都是奴才，而且還是主子很不滿意的奴才。

 《辛丑條約》要求清政府賠款四億五千萬倆銀子，清政府治下的中國人一人一倆。懲罰和侮辱是針對每一個中國人的。這實際在傳導一種意識，在帝國主義眼里，你們都是一樣的，都是無知、愚昧的野蠻人。帝國主義對原滿清帝國的所有地區(qū)的人民施行同樣的壓迫奴役，人民的境遇從此相同，反抗帝國主義成為共同的目標。這是帝國主義分子將共同的命運強加于半殖民地人民，共同的意識萌發(fā)了，中華民族由此而誕生。
 
 帝國主義的入侵、擠壓、奴役還迫使清王朝將原來分隔開的不相干的民族和地區(qū)不得不整合在一起。對滿清的開疆擴土，給后世中國留下的這筆遺產(chǎn)，我們應從負面的角度去認識，類似于印度的遼闊是被英國殖民者帶來的，俄羅斯的廣大和擴張最初是來源于蒙古入侵和統(tǒng)治一樣去認識。
  滿清政權(quán)其廣闊的疆土，其本意其目的決非留給什么漢人、回部、蒙古、藏人之統(tǒng)一體，其本意就是我滿人的。全大清江山分區(qū)隔離自成一體，但都必須服從于滿清部族統(tǒng)治。康乾年間內(nèi)地人口已過三億，人多地少，百姓嗷嗷，關外有千里良田卻無人開墾，滿清政府一直死鎖柳條邊，決不許漢人前往滿洲。“偶爾越境的‘明人’想在這塊地上（關外）發(fā)跡是十分困難的。滿人把持一切，而且迫害明人。在齊齊哈爾、他的居住之處，有一個每年兩次的驅(qū)逐明人的習慣。所有滲透進來的漢人都有可能被趕走，并且常遭鞭打和搶劫。當然，許多人回關內(nèi)了，但是只有模仿滿人，學得與他們一模一樣，才有安全感，不被發(fā)現(xiàn)。”（拉鐵摩爾：《滿洲里》，第62-63頁。）

   大中國的建立,從觀念意識到實際，帝國主義入侵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滿清末年，趙爾豐在康區(qū)大力推行改土歸流。左宗棠平叛之后強化了對新疆的控制。與俄羅斯談判《伊犁條約》，以法律形式獲得邊疆主權(quán)的確認。
  19世紀末，東北面臨著俄羅斯、日本、朝鮮的入侵和滲透，滿清政府不得不開關，這才有了清末的闖關東。民國時期張作霖大批大批用火車運關內(nèi)人到關外定居，這才是東北留在中國境內(nèi)最有力的民心基礎，雖然一度出現(xiàn)的偽滿，但是人口結(jié)構(gòu)無法改變。東北在中國境內(nèi)的事實無法改變。
   由此我們看到帝國主義的作用在于打破了滿清政府的分區(qū)隔離格局，主子和奴才身份，殖民和被殖民意識，從那時起，所謂的中華民族意識，梁啟超所說的中國人意識才開始形成，不過這種形成不是榮譽性的而是被世界瞧不起的，豬尾巴、“東亞病夫”。共同的被蔑視，共同的恥辱特征、共同的屈辱－現(xiàn)代中國人意識在恥辱中誕生，在強烈擠壓下領土主權(quán)觀開始形成。

二、近代以來“中國觀”的演變
  民本主義認為：中國、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沉淪并不在1840年的帝國主義入侵，早在1644年滿清入關開始就已經(jīng)淪為黑暗的野蠻世界了，比起歐洲的中世紀有過之而無不及。
  近代以來的革命和變革，“保教”、“保種”、“保國”三種觀念發(fā)生激烈沖突，其背后則是“中國”這一概念的一次次的顛覆和重新認識。
  太平天國起義時，將“華夷之辨”進一步導向種族方向，抨擊滿清非中國，滿洲人是清妖，太平天國運動是一場種族革命。然而，太平天國以宗教迷信起家，引洋教侮辱傳統(tǒng)和孔教，激起知識分子的極大憤慨，曾國藩指斥太平天國以耶穌新約之說取代孔子之經(jīng)，“舉中國數(shù)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一個保種，一個保教。結(jié)果是保教者血腥屠殺了保種者。
  在曾國藩、李鴻章滿清官僚以及之后的立憲派、保皇黨看來，尊孔、保儒就是保中國，尊孔、尊儒的就是中國人，滿清延續(xù)了中華道統(tǒng)和治統(tǒng)，孔教中國才是中國。他們以此為理由，殘酷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孔教中國是有誤區(qū)的，滿清入主中國之后，儒學就已經(jīng)改頭換面，抽出了民本主義這一核心內(nèi)容，變成了君主專制。譚嗣同就已經(jīng)認識到：“奈何使素不知中國，素不識孔教之奇渥溫、愛新覺羅諳賤頊異種，亦得憑陵乎仁野兇殺之性氣以竊中國。及既竊之，即以所從竊之法還制其主人，亦得從容靦顏，挾持素所不識之孔教，以壓制素所不知之中國矣，而中國猶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譚嗣同《仁學·三十》）。而五四打倒孔家店同樣也基于這種錯誤認識。這說明滿清統(tǒng)治自有高明之處，慣用欺世盜名，與外界打交道，借中國之名，行殖民之實。統(tǒng)治內(nèi)部，借儒教之名，行專制之實。欺騙和利用其伎倆足以維持到今日仍然有大批擁護者占據(jù)主流。
  19世紀末，在面臨滿清歷次改革改良轉(zhuǎn)型失敗，帝國主義將中國進一步殖民地化的危機中，孫中山認識到：民族需要國家來提供保護。“一種族與他種族之爭，必有國力為之后援，乃能有濟。我中國已被滅于滿洲二百六十余年，我華人今日乃亡國遺民，無國家之保護，到處受人苛待。……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實行革命，廢除韃虜清朝，光復我中華祖國，建立一漢人民族的國家不可也。故曰革命為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門，而最關切于人人一己之事也。”(《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我華人今日乃亡國遺民，無國家之保護，到處受人苛待。”孫中山認為民族興亡是國家必須擔負的責任，沒有國家，就沒有民族的復興與安全。孫中山自詡為“洪秀全第二”，可見其同樣關注“保種”。
  1905年的同盟會大多數(shù)人都是民族論者，他們信仰血緣中華，認黃帝為先祖，以炎黃子孫自居和保皇黨人保孔教派在《蘇報》和《新民叢報》就“滿清是否是中國”，“立憲還是革命”發(fā)起爭論，結(jié)果是同盟會一派大獲全勝。但梁啟超的理論現(xiàn)在仍然在被沿用，百年爭論并沒有平息。

文化中國、血緣中國之錯覺
   中國人常有的錯覺：認為中國化了就是自己人，就是中國人，所謂“中國化”按過去的標準是儒化，這在史學界成為定論。而在今日，標準又被放寬到外國人會說漢語，喜歡中國文化，大多數(shù)中國人就善良地認為他已經(jīng)是中國人了。所以人們都難以相信滿清－滿洲人內(nèi)心根本不認同中國，但是事實就是如此殘酷，比如：所謂的中國通第一個會說漢語的西方領袖陸克文，卻是冷戰(zhàn)后慫恿美國對華動武第一人。
  又比如中國媒體還曾經(jīng)沾沾自喜地報道了日本華裔女議員蓮舫當選日本參議院議員。她的父親是臺灣人，母親是日本人，蓮舫本人在北大學過中文，是典型的華裔中國人，更是中國人了。可是其政治態(tài)度在日本也算偏右，在釣魚島等等問題上唱反華高調(diào)。難道是華裔就一定幫中國政府說話？美國華裔官員－吳振偉在人權(quán)、環(huán)保和貿(mào)易等方面經(jīng)常打頭陣批評中國，華官在國外比其他本土官員反華喊得還響。

  回顧這場爭論乃至這百年風云史，同盟會人的確有誤區(qū)，血統(tǒng)論不應成為中華民族認同的主線。辛亥革命的革命者對“中國觀”認識也是模糊的，他們深受民族壓迫，又受西方民族國家觀的影響，簡單化認為：同一民族同一國家，就要建立民族中國，忽視了中國具有巨大的文化融合的能力，政治包容意義。
  然而尊孔、儒教文化認同同樣有極大問題，難以避免陷入明儒誤區(qū)，滿清入關后，剃發(fā)變服，殘酷屠殺之后的卻聲稱尊孔，大批拒不合作的明遺小儒就紛紛向滿清王朝投降輸誠。孔教保持不了民族氣節(jié)。那么什么才是中國，真正的標準是什么？真正的標準只有一條：認同中國做中國人必須以“民本主義”為根本原則。只要你認同了這條原則，既便你是北魏、鮮卑，是不同民族和種族，你也可以稱是中國人，老百姓就承認你得到中國之治統(tǒng)，否則就是騙局，拜孔拜到天上去也是假的。
 
  今日我們紀念孫中山以及辛亥革命，然而對于當年他領導的革命黨的一些口號行為，被國家主義控制下的媒體輿論，肯定是無法理解的，乃至非常反感，常常看到批判文章，大漢族主義乃至賣國賊之類的罪名也常常加之與他，什么是愛國，什么不是愛國？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洞穿上下五千年，眼光極其遠大，永遠位列于時代而不朽。孫中山及同盟會帶領中國人民發(fā)動了一系列起義，最終打倒了老殖民主義政權(quán)－滿清帝國。同盟會孫中山用理論和實踐，給國家主義者一記響亮的耳光。
   其實，就早期共產(chǎn)黨先驅(qū)，對國家、民族、文化的認識同樣也以民本主義起點。陳獨秀1914年在《甲寅》雜志發(fā)表的《愛國心與自覺心》說：“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quán)利，謀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蓋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也何居。”
   早年共產(chǎn)黨的領袖一度是天下主義的演變－共產(chǎn)主義國際派，他們事事請示共產(chǎn)國際，盼望著蘇聯(lián)的赤旗全球飄揚，稱其為國際路線，最典型的事件是：在面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卻號召“武裝保衛(wèi)蘇聯(lián)。”

  辛亥革命，是以民族主義打倒了滿清王朝，辛亥革命是近代歷史第二個重大轉(zhuǎn)折點。從辛亥革命后，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以及代表勢力－軍閥則成為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辛亥革命后，樹立起的民族主義大旗，使得中國人從心理上建立與列強對抗的牢固意識，而這些意識的萌發(fā)又是從接受西方文明、西方觀念開始的。當時的人們聲稱要報國保種卻不保文化，對傳統(tǒng)文化被一概排斥和否定。“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文化中國被徹底拋棄，文化虛無主義到了極端。瞿秋白說：“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魯迅也借錢玄同的話說過：“漢字不死，中國必亡。”蔡元培等一批名士均提倡漢字拉丁化。
  在淡化文化中國意識的同時，西方民族國家意識逐漸興起：最著名的是聞一多的《七子之歌》，恢復故土，爭取民族生存空間就成為社會追求的主流。
  抗戰(zhàn)爆發(fā)后，“還我山河”成為民族呼聲，1938年陳嘉庚發(fā)電提案：“凡敵寇未退出國土以前公務人員任何人談和平條件者當以漢奸國賊論。”
 
  近代歷史告訴我們： “中國觀”的變遷和時代主題密切相關，但圍繞的軸心卻是民本主義，民本主義在搖擺中前行，太平天國保種不保教，曾國藩保教不保種，“天不變道亦不變！”。辛亥革命“驅(qū)逐韃虜，恢復中華”，“五四”徹底打倒孔教，保國必倒教。之后是救亡圖存，保國就是保土。保中國逐漸從保教到保種到保土，到現(xiàn)在則是國家主義占據(jù)主導，國家主義主張的是自古就是的“夷夏一體、多元一體”，“版圖中國論”。從教科書開始培養(yǎng)憤青，憤青們最大的理想就是恢復滿清時期的最大國土，一寸山河一寸金，金甌缺一，就不中國了。

  當代中國除了主流的國家主義者－“多元一體的版圖中國觀”以外，還有自由派和左派“中國觀”。
  自由派的“中國觀”，是“虛無中國觀”，自由派的認同的中國還沒有誕生，他們所設想的中國，立憲、民主、自由是最重要的成分，在實現(xiàn)之前，中國是無意義的，現(xiàn)在的中國最好馬上解體。

  左派的革命“中國觀”：左派“中國觀”就是無產(chǎn)階級不斷革命的革命史觀。極左政治教育已經(jīng)把歷史弄成了一部革命史，永遠革命、一直革命，不間斷革命，革命萬歲，革命就是全部。
 左派的國家意識，是革命的國家意識。用私有制和公有制、剝削和不剝削把人類社會分成兩個階段，把中國歷史截然分成兩段，中國從1949年才開始，之前可以不管，不算。不必有文化傳承，不必有傳統(tǒng)，從來沒有文明積奠，那些都毫無意義，無產(chǎn)階級沒有祖國，無論是文化還是文明，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建立無產(chǎn)階級世界觀，建立嶄新的無產(chǎn)階級新文化。
  但是，無產(chǎn)階級的新文化內(nèi)容實在太貧瘠，除了斗爭就是革命，極左眼里歷史就是一部革命史，斗爭史，任何領域任何時候都需要革命，革命就是中國歷史的全部，歷史博物館叫做革命歷史博物館。永遠是你死我活的階級立場、階級斗爭，任何問題都能上升到階級斗爭去解決，斗完敵人斗自己。
  所以，極左接受不了孔子出現(xiàn)在天安門廣場，因為他們始終站在革命的立場，不知道社會總是處于量變和質(zhì)變的交替發(fā)展過程之中。革命不能當作中國的全部，只有到了社會不公正無法通過正常的合理合法渠道改變的時候，才需要革命，也必須革命，革命永遠是非常時期。和平和發(fā)展也需要時代英雄，激烈的斗爭永遠是一瞬間的產(chǎn)物，“五四”只是一瞬間，而孔子已經(jīng)樹立了二千年，當社會不需要繼續(xù)革命，不需要五四的偏激，孔子就會回來。人們不會永遠停留在五四。

三、國家主義的荒謬和無恥－國家主義者給人民如此灌輸歷史的目的
  民本主義者不能理解為什么中國人遲遲不能忘卻“鴉片戰(zhàn)爭”的悲劇苦難，卻將1644年以來256年野蠻的滿清統(tǒng)治帶來的浩劫和黑暗忘得干干凈凈，這是國家主義者的杰作，為了和當代西方大國對抗，甚至顛倒黑白把滿清的屠殺征服說成是神圣的統(tǒng)一。
   國家主義者的“中國觀”是從“鴉片戰(zhàn)爭”時期開始的，在之前有無中國是無意義的，他們認定的中國人的同胞感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之前是無意義的，所以，他們極其冷漠地看待明末清初的大浩劫。對那時的大屠殺、大災難無動于衷。更沒有文明人類該有的同情。他們對所謂的“康乾盛世”關心的角度和我們不同，他們關注的是巨大的稅收和開疆擴土的武功。老百姓的真實生活水平并不在他們的考察范圍之內(nèi)。他們在乎的是能否在“鴉片戰(zhàn)爭”前積累下足夠的資本同帝國主義對抗。因此人口、領土、資源的繼承是他們研究歷史古為今用的第一出發(fā)點。國家主義者之理論唯一目標就是為了和西方列強的對抗，以1840年為劃分標志的近代史，人為隔斷歷史，把中國歷史變成了與西方列強的國家對抗史，1840年之前的歷史是準備積累期，之后是開戰(zhàn)期，各族人們是同一戰(zhàn)壕里的戰(zhàn)友。

  因此，國家主義者不惜歪曲歷史和將歷史片面化，媒體從來不乏揭露、渲染帝國主義殘暴的文章，夸大三元里的抗英斗爭，實際上當時普通中國人對于洋人的仇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意識遠遠沒有達到反殖民要獨立的民族解放的高度。從“鴉片戰(zhàn)爭”到“義和團運動”，國家主義者渲染帝國主義的殘暴使得所謂反侵略有強大的正義基礎，而滿清的野蠻部族統(tǒng)治，有著比西方殖民者殘酷百倍的殘暴，野蠻，卻沒有西方殖民者帶給世界的文明、科技和進步，國家主義者卻根本不許媒體輿論有絲毫提及。

  就價值觀問題，他們關注的正義和非正義要以國為界，只要判定為內(nèi)戰(zhàn)，就無正義是非可言，誰能統(tǒng)一，誰就是正義誰就是英雄。問題是他們無法抹殺掉古人常說常用的“中國”這一概念，為了自圓其說，偷換概念就成了國家主義者的拿手好戲。例一、他們竟然胡說什么古人所說的“中國”不是中國，“天下”才是中國。楊圣敏說：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幾千年中, 我們的祖先們是如何稱呼我們的國家呢?在古代, 整個國家的概念是以“ 天下”、“ 四海”、“ 海內(nèi)” 等詞來稱呼的, ……在古代人的觀念中, “天下”, 既包括中原地區(qū), 也包括四邊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 “天下” 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 而“中國”一詞直至辛亥革命以后, 成立了中華民國, 提出五族共和, 中國才成為具有現(xiàn)代國家意義的正式名稱。所以我們不能把歷史上的中國與中原畫等號, 也不能把它與歷代中原王朝畫等號, 歷史上的中國應包括中國各民族地區(qū)和各民族建立的中原與地方的政權(quán)。中國也最終代替了各種王朝或“ 天下”、“ 四海”、“ 海內(nèi)”、“ 九州” 等稱呼而成為中華各民族共同的國家的名稱。（楊圣敏“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
  清史專家郭成康則借題發(fā)揮，在《清朝皇帝的中國觀》里就象變戲法一樣玩弄概念游戲，把世界共知的“中國”概念偷換為滿清皇帝的“滿清天下觀”，再等同于“滿清帝國觀”。妄圖抹煞五千年來的中國，把自古以來的文明中國變成滿清構(gòu)建之“大滿清中國”。
   楊圣敏、郭成康提出“天下”就是“中國”非常滑稽，給了古人后知五百年的先見之明，預見到今天的中國版圖和中華56個民族。按這種觀點，曾經(jīng)在“天下”之內(nèi)的越南、朝鮮、緬甸、蒙古又算怎么回事呢？難道讓今日中國去統(tǒng)一他們嗎？再次，如此定義“天下”，不在“天下”范圍內(nèi)的地區(qū)，古人是如何表達的？比如，日本、流求、臺灣、印度、新羅是天外嗎？

  例二、把“歷史上的中國”這一概念的內(nèi)涵，偷換成“1840年的中國范圍”，弄出著名的“版圖中國論”。譚其驤說：“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zhàn)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則期的中國的范圍。所謂歷史時期的中國，就以此為范圍。不管是幾百年也好，幾千年也好，在這個范圍之內(nèi)活動的民族，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民族；在這個范圍之內(nèi)所建立的政權(quán)，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政權(quán)。簡單的回答就是這樣。超出了這個范圍，那就不是中國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國的政權(quán)了。”這偷換的概念就成了現(xiàn)今學界討論所謂大一統(tǒng)的立論基礎。

   明代時，明廷對內(nèi)對外的詔令、敕諭、多自稱中國，九篇《明史·外國傳》，中國作為明朝的代名詞與朝鮮、安南、日本、蘇祿等國并稱。來明朝的外國人，一般都用中國稱呼而非明朝，比如《利馬竇中國札記》。尤為重要的是：“中國”作為國名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明代對外交往的官方文件上，萬歷時，萬歷皇帝曾經(jīng)頒發(fā)詔書：大明皇帝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圣旨，其中有 ：“…… 咨爾豐臣平秀吉 ，崛起海邦，知尊中國。” 就連滿清自己也說自己是外國人。多爾袞頒布“薙發(fā)令”說“今中外一家”，多爾袞致史可法書，稱明朝為“中國”，自稱為“我國家”(《清世祖實錄》卷六，順治元年七月壬子)。順治還說：滿洲與明，“自〔清〕太祖、太宗以來，本為敵國。”
在雍正時，說：“且如中國之人，輕待外國之入承大統(tǒng)者”。直到滿清滅亡之時，滿族清宮女作家德齡在其《清宮兩年記》一書中提到:“她父親告訴她,他們不是中國人,但卻是中國人的主人。”事實也是如此，溥儀建立偽滿，宣稱“滿洲是滿洲人的滿洲。”據(jù)溥儀回憶，當時在北京的宗室覺羅（載、溥、毓字輩）差不多全體出席祝賀。
  中國、滿清這兩個概念一致嗎？滿洲人自己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嗎？
  對以上荒謬國家主義者毫不理會，面對明清易代，他們大肆顛倒黑白。滿清入關，正義反而在滿清，反派則是南明集團、鄭氏集團，漢奸洪承疇、施瑯倒成了民族英雄。是非標準仍然基于國家主義者的心目中的意義，以國家領土繼承性而不以人民為根本的出發(fā)點。
   2010年11月，南安再度邀請清史專家馬大正、李治亭無恥紀念漢奸洪承疇。他們有如下的荒唐詭辯：中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同。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多民族統(tǒng)一的國家，是56個民族共同的中國，滿清多民族統(tǒng)一是留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遺產(chǎn)。所以，中國等同于自古至今的56民族的統(tǒng)一，洪承疇是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英雄。
  國家主義者愛國嗎？他們根本不愛，他們像變戲法一樣，只要把“中國”、“中國人”的內(nèi)涵換了，就能改變愛國的定義，施瑯、洪承疇、尚可喜幾百年來不論是各代政府包括滿清政府還是民間都是公認的漢奸，而在國家主義者玩弄概念變戲法之后，就被拔高到愛國主義大英雄的偉大形象，還無恥地號召全國各族人民向其學習？06年推出《施瑯大將軍》時，所有的媒體都以愛國主義民族英雄來評價施瑯。這本身就不通，如果把明、清當作內(nèi)戰(zhàn)，內(nèi)戰(zhàn)哪里有愛國主義這一主題，如果把明清還看作外戰(zhàn)，怎么可能把入侵者當作了民族英雄去歌頌呢？這不是認賊作父嗎？
  這一套玩弄概念的把戲當代能做，滿清就不能做？日本就不能做，很明顯，這些國家主義者就是強權(quán)的好奴才，強權(quán)把持媒體、輿論，標準、概念、內(nèi)涵都能被他們來掌控，強權(quán)就是真理，愛國不愛國、民族英雄和漢奸，完全是強權(quán)的玩偶。也可以想象，這些國家主義者在國難臨頭，千鈞一發(fā)之時，權(quán)衡強弱之后，國家主義者肯定去做漢奸。
  臣服于強權(quán)，選擇奴性，這既說服不了中國人民，更激起世界人民的蔑視和抗拒。
“多元一體”的中國論，黑白顛倒，掩蓋殖民地、亡國奴的歷史事實，否認明末清初的抗清英雄事跡，拔高漢奸。否定孫中山辛亥革命的獨立解放運動。國家主義者的“中國觀”，挑戰(zhàn)中國人的是非觀念底線，“版圖中國論”，“天下”等于中國，讓古人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和56民族，處處和常識作對，網(wǎng)絡的普及使得這種掩蓋漏洞百出。
 
  中國、中國人這兩個名詞的含義始終被時代所玩弄，被時局政治所左右，一直到今日，我們?nèi)匀徊恢朗裁词侵袊⑹裁床攀侵袊恕２恢朗裁词侵袊裁词侵袊耍虻姑褡逵⑿郏褲h奸推上神壇的荒唐事情就在反復上演，我們就無法樹立真正的中國形象，民族精神。

  國家主義者控制了國家政策制訂和輿論宣傳，國家主義的主張在中央文件和領導人講話中難以出現(xiàn)。靠的是變幻眉目，掩藏在幕后以“多元一體”為名，以“多民族統(tǒng)一”為名，以“自古以來的大一統(tǒng)”為掩護一直在實施，其行為鬼鬼祟祟，猥猥瑣瑣，獐頭鼠目，陰暗見不得陽光，從來不敢與網(wǎng)民對話，展開討論。他們動用滿洲民族主義－滿遺喉舌來鳴鑼開道，以無知憤青保駕護航。
  他們大拍清宮奴才戲，請滿遺專家閻崇年在央視胡說八道。為給“國家主義”保駕護航，鼓動起幼稚的憤青和陰險的滿遺把一切反對的聲音，誣蔑成“大漢族主義”、“分裂勢力”。而事實證明國家主義并沒有把各民族、各階級團結(jié)起來，反而造成了更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沖突，干群矛盾和各階層越演越烈。不斷出現(xiàn)的群體事件，躲貓貓、俯臥撐，西藏“3·14”、新疆“7·5”事件。
  事實證明：由西方民族國家理論演化而來的國家主義已經(jīng)走到了盡頭。

國家主義的實質(zhì)
  國家主義是精英主義的一種，與民本主義相反，精英主義的特點是受益面越來越窄，而受損害面越來越廣。國家主義的階級基礎是官權(quán)階級，所謂“多元一體”、“兩少一寬”，“新疆小偷”，街頭遭殃的不會是官僚精英，不會是富貴大款，只是毫無權(quán)勢的普通老百姓。人們已經(jīng)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到：國家主義掛著愛國主義的牌子代表的是官權(quán)階級的利益。
  他們真的愛國嗎？2010年底以來全國出現(xiàn)大面積的柴油荒，加油站加不到油，漁民出不了海，通脹加速，老百姓怨聲載道，令人不解的是中石油、中石化兩大國企，還將大量成品油低價出口給韓日，扣除稅費后,上海汽柴油的零售價約為每噸6700元、5573元,而出口的汽柴油價格要比上海的稅前汽柴油最低批發(fā)價折讓8%到12%左右。前有媒體報道稱，中石化自行掏出了一些補貼來鼓勵各煉廠加大出口力度。成品油出口2688萬噸，出口金額125億美元，平均465美元/噸，
  這兩大國有企業(yè)代表國家利益壟斷經(jīng)營，以民企擾亂市場為名，竭力阻止民營企業(yè)海外購油。類似情況在改革前的電信業(yè)也屢屢出現(xiàn)過。反對市場、反對競爭，獨霸壟斷，愛國早就成了他們牟取自身利益的最好武器，而老百姓則是被愚弄了。
 
  “康乾盛世”再度被發(fā)掘和被質(zhì)疑，反映了國家主義者和民本主義者對于“盛世”理解上的深刻差異，對于“發(fā)展這個第一要義”認識上的嚴重差異。民本主義者主張的是科學發(fā)展觀，科學發(fā)展靠的是科技、靠創(chuàng)新，“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國家主義者信奉的是“GDP主義”，把國家強盛、統(tǒng)一安定看作是第一目標，而又把強盛簡單歸納為經(jīng)濟總量的大幅增加以及國家稅收的提高。“康乾盛世”，當時的滿清帝國GDP占到世界的一半，而在“鴉片戰(zhàn)爭”時，滿清國的GDP仍然占到世界的20％以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家真正強大，康乾盛世是滿清貴族的天堂，財富集中到八旗權(quán)貴之手，經(jīng)濟畸形，比如景德鎮(zhèn)的粉彩瓷器、景泰藍、鼻煙壺這些滿足八旗貴族的小玩意得到空前絕后的繁榮發(fā)展，并且還成為了盛世的象征。至于環(huán)境的惡化，資源的枯竭，人多糧少帶來一系列社會民生問題則被忽視。至于科技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文化繁榮、社會健康向上，民生幸福，民眾的精神品貌則完全不予考慮。這實際上就是庸俗發(fā)展觀而非科學發(fā)展觀。“康乾盛世”外強中干的本質(zhì)被馬戛爾尼一眼看穿。“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時，普通老百姓看到洋人來打清廷，就像看馬戲一樣欣賞起哄。
  “重修清史”，他們的立足點就是國家主義，其中“康乾盛世”成為“新修清史”修史基礎，要找出“康乾盛世”的前因后果，于是乎滿清入關正義，屠殺、剃頭變服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有利于中華民族等等謬論一概出籠。而他們自己也以盛世自居，提出什么“盛世修史”。

四、摒棄國家主義才能談統(tǒng)一，談復興
  由以上論述我們看到，不同時代，不同思潮、不同政治勢力有著不同的中國定義，不一樣的“中國觀”。“一中各表”，中國含義不一致，如何能實現(xiàn)統(tǒng)一。這是百年來的老話題。
  06年國家主義者顛倒黑白，拍攝播出《施瑯大將軍》，把滿清野蠻屠殺和征服最后一塊中華文明殘留地的罪孽吹噓成神圣的統(tǒng)一，喪心病狂。論壇上還流傳著這樣一句口號：“寧可臺灣不長草！也要解放臺灣島。”這句口號在憤青那里很有市場，長期流傳。憤青只所以憤，是因為自己不用承擔責任，不用付出代價。如果真要表達決心，應該是這樣的：“寧愿大陸不長草，也要拿下臺灣島。”如果真喊出了，只怕沒人再跟著去憤了。視千百萬臺灣同胞的生命為無物，與臺灣人民為敵的想法，只會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公憤。
  
  據(jù)最近的臺灣民調(diào)，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又創(chuàng)新低，08年3月，筆者曾寫過“解決臺灣問題的新思路，‘民本主義’統(tǒng)一中國”。提出只要以“民本主義”為政治基礎，兩岸可以實現(xiàn)政治認同，將文化之爭、主義之爭壓縮到具體制度、體制、政策，治國方略之差異。在這種層面的求同存異就能達成一個中國的共識，之后再通過兩岸融合與競爭、互利與比較完成國家在各個方面的統(tǒng)一。這兩年的事實再次證明：只有國家和主義邦定才有吸引力，才有說服力，才能在文化上，在政治上達成統(tǒng)一共識。
  08年5月28日國民黨吳伯雄在南京中山陵題寫“天下為公，人民最大”，2009年8月31日，前民進黨“立委”許榮淑上午在遼寧丹東市表示，她將和前“立委”邱創(chuàng)良等人共同組織臺灣新政黨--“人民最大黨”。
  可見，一中各表，如果基于民本主義這條原則，就會越表越近，當我們把中國這個概念談清楚以后，離統(tǒng)一也就不遠了。
  我們再來回顧孫中山、陳獨秀當年的建國理論，就會發(fā)現(xiàn)臺獨也巧妙利用了國家主義，把共產(chǎn)黨、大陸政府妖魔化，就足以有理由臺獨建國。而在大陸的國家主義則成了臺獨幫兇。
   基于大陸主流的國家主義，臺灣人民的不安全感正好被國家政權(quán)精英勢力利用，不斷尋求外界保護。當軍購凱子，中國的統(tǒng)一應該是有利于大陸和臺灣人民的統(tǒng)一。孤立打擊臺灣的國家主義者－臺獨分子，把臺獨精英主義和臺灣人民分割開來。民主、票選毀不了中國的形象，阻撓不了統(tǒng)一的進程。

  從前兩次國共合作來看，都是共產(chǎn)黨放棄或者說暫時放棄不切實際的“共產(chǎn)主義大綱領”，采納民族的、民本的主張，國共合作才得以實現(xiàn)。不論是文化認同還是血緣認同都比不了政治認同。
 

五、民本主義的中國如何處理對外關系
  百年前的楊度曾經(jīng)說：“今日有文明國而無文明世界，今世各國對于內(nèi)皆是文明，對于外皆野蠻，對于內(nèi)惟理是言，對于外惟力是視。故其國而言之，則文明之國也；自世界而言之，則野蠻之世界也。何以見之？則即其國內(nèi)法、國際法之區(qū)別而可以見之”。對抗列強，楊度指出：“中國所遇者為文明國，則不文明不足與彼對立，中國所居者為野蠻之世界，不野蠻則不足以圖生存”。
 民本主義國家的原則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國家積弱，維護國家自身安全就成了最重要的大事。“鴉片戰(zhàn)爭”以來為抵抗帝國主義的入侵，掠奪，中國大地曾掀起了廣泛的民族主義思潮，打倒列強、抗日、抗美。這是為保衛(wèi)人民利益的正義戰(zhàn)爭，這是不得不采納的防御性的民族主義。而當國家有足夠力量自保就應及時揚棄民族主義，轉(zhuǎn)向新型文明國家模式來處理內(nèi)外事務。
 
  不以國家主義來對抗西方霸權(quán)主義，民本主義者主張的愛國主義，從來都是立足于民，是以民為本的愛國主義，而非維護官權(quán)階級利益的國家主義，善惡是非不分的狹隘民族主義。我們不能以國家主義－官方民族主義來與之對抗。國家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為什么是錯的？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看到資本主義世界里人民的力量，而是把整個西方國家看作鐵板一塊，試圖以鐵板踢鐵板。
   以國家與國家、民族對民族這種形式對抗，樹立成吉思汗、努爾哈赤等狼圖騰形象，正是給反華勢力以“黃禍”的口實，只能使得對手更團結(jié)更強大。我們應該站在更高的角度，從人類發(fā)展進步的角度來遏其惡，揚其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西方世界的內(nèi)部開辟第二戰(zhàn)場。全世界人民團結(jié)起來與盜用國家名義的邪惡集團對抗。
  當前，中國周邊形勢越來越復雜化，美國動員各國幫兇，日本軍國主義有復活的趨勢，它們包圍了中國，中國如果陷入曾經(jīng)的冷戰(zhàn)方式，北約和華約模式對抗。最好的結(jié)果也是兩敗俱傷。

  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壟斷集團，以知識產(chǎn)權(quán)、準入門檻、股份制改造、金融創(chuàng)新，合理合法地掠奪了全世界人民的財富，華爾街精英搞的次級房貸，榨取了本國和別國的大筆財富，造成的金融危機無人負責，虧空獲得國家的大筆財富填補，金融機構(gòu)甚至在危機爆發(fā)前后仍然在大發(fā)獎金。而危機的惡果完全轉(zhuǎn)嫁給普通老百姓。美國啟動一輪又一輪的量化寬松政策，濫發(fā)貨幣，造成發(fā)展中國家惡性通脹。這早就引起人們的普遍不滿，為什么我們不在改變國際金融秩序和規(guī)則上力主正義，遏其勢頭。獲得全世界人民的擁護。為什么危機過后，資本衍生品交易仍然沒有任何清理。反而順其自然而大開國門，繼續(xù)推進和引進這些所謂的金融創(chuàng)新呢？ 適度投機有利于經(jīng)濟活躍，而現(xiàn)在明顯的事實是金融投機的利潤已經(jīng)高于實體經(jīng)濟，他們并不創(chuàng)造一筆真正的財富，在紙上玩玩數(shù)字游戲、文字游戲就獲得了豐富的回報。
  一個有著民本主義關懷的政府，當此之時，應舉起打擊金融寡頭，寡頭霸權(quán)的大旗，在世界范圍內(nèi)改革金融體系，遏制投機，遏制次級債。還利于民。贏得世界人民的擁護。“權(quán)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
  進入二十一世紀，早已打破了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和信息的隔絕狀態(tài)，正義、道義已經(jīng)具有普世意義，“得人心者得天下”不再局限在民族和國界內(nèi)部。世界范圍內(nèi)人民戰(zhàn)爭正在打響。維基解密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意味著跨國界人民的力量同盜用國家名義的精英集團宣戰(zhàn)了。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我們生活在一個地球村內(nèi)。人心可用。維基解密足以證明正義、公理會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每當反華勢力囂張之時，在國外論壇里就充滿了網(wǎng)民對西方政客遏制中國的不滿、嘲諷。
  抵制國家主義，弘揚民本主義。以所謂“國家利益”為本的狹隘民族主義實際是掌控國家的精英利益集團，是全世界共同的敵人，是民本主義警惕和斗爭的方向。所以要敢于以全世界共同的正義來與其對抗。
 21世紀，地球已經(jīng)成為地球村，要加強民間交流，中國強大起來，不應去做另一個英國、美國，而是代表全新的人類進步的方向，只要中國高舉民本主義大旗，宣傳民本主義就會得到越來越多的全世界人民的擁護。中國就能夠成為20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光輝照亮整個世界。

 

民本主義中國的外交戰(zhàn)略
   應該相信人民的力量，18世紀以來，歐美文明是進步的，逐步脫離野蠻走向文明，人權(quán)范圍在擴大，惠及更大范圍的人民，社會主義內(nèi)部有健康的力量，資本主義國家內(nèi)部也有健康的力量，反映人民愿望的集團，是有可能促使國家轉(zhuǎn)化。要孤立和打擊的只是極少數(shù)大精英寡頭。同時也應看到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全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需要。防止恐怖主義，大規(guī)模殺傷武器的擴散更有必要，世界需要警察。相對而言，日本在近代化過程中，野蠻的部族主義因素最大，極端殘暴野蠻，其以部族權(quán)高于人類權(quán)，有著難以想象的瘋狂。其野蠻性、殘酷性類似于中世紀的蒙古、滿清。日本的國民性、社會精神狀態(tài)需要改造。在改造之前要警惕其軍國主義的復活，大規(guī)模殺傷武器的出現(xiàn)，這是比恐怖主義更恐怖的種族恐怖主義。在今后三十年內(nèi)要聯(lián)合美、俄重點防范和遏制。

六、民本主義的中國是文明中國
  民本主義者不是民族主義者，從不主張關門主義，閉塞視聽，不是憤青。民本主義主張恢復和建立文明的中華觀，擁抱世界。中華的崛起是文明的興起而不是野蠻的部族式的崛起，更不是為了復仇和稱霸。
  對1840年以來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不應抱著復仇心態(tài)。動不動“百年國恥”，那時的仁人志士就已經(jīng)認識到：國家早就亡了，何來百年國恥？辛亥革命后新國家建立，應該肯定西方帝國主義的正面作用，正因為其帝國主義行徑，民族意識的傳導。使得中國走入近代的同時，現(xiàn)代民族國家意識得以形成，由朝貢體制轉(zhuǎn)向現(xiàn)代民族國家，從漢、蒙、藏、回、滿分區(qū)隔離的帝國式國家走向一體，就如同當年的拿破侖戰(zhàn)爭把歐洲從中世紀帶到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恩格斯說：“拿破侖清掃了德國的奧吉亞斯的牛圈，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為他們做了極大的貢獻，”馬克思說：“西方帝國主義對東方，尤其是亞洲古老而落后的文明的沖擊，是以野蠻的方式促發(fā)了歷史的偉大進步。”
  民本主義不是極左，在極左的視角里是看不到西方文明給人類帶來貢獻的，滿腦充斥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然而正是在這些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里出現(xiàn)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技術進步、有效的體制機制、社會保障已經(jīng)惠及人類，而這一切超越了階級和階級斗爭范疇。
  中華文明在世界立足，同樣也應該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更多的發(fā)明，更先進的制度創(chuàng)新。應該由西方式民族國家轉(zhuǎn)回到文明型國家，文明型國家是價值觀統(tǒng)一的國家，是以政治認同、文化認同為主，淡化血緣認同是更高層次的民族國家，文明型國家以文明和野蠻之分徹底解決民族問題。中國應以文明型國家走出一條和平、和諧發(fā)展的新路，惠及世界人民。

  辛亥革命，滿清王朝雖然被推翻，滿清統(tǒng)治遲滯中國科技的引入和社會發(fā)展，其惡果仍然由我們當代人來承受，不受列強欺侮成為百年奮斗歷程，趕超成了百年夢想。也因為國家主義者搞的“民族和諧”、“多元一體”，“版圖中國”，不準清算滿清遺毒。以至于對傳統(tǒng)的反思，對外關系，對未來的設計都走上了彎路。不梳理這段歷史，不徹底肅清滿清殖民文化的影響，中華復興根本就無從談起。中華文明的復興遲遲不能走入光明坦途。

   自古以來，從來沒有什么大漢族主義，所謂大漢族主義都是國家主義者歪曲事實強加于古人的罪名。中國人從來不保守，不狹隘，不夜郎自大，對帶來文明和主義的西方人都給予最隆重的敬意和最大度的支持。竺法蘭從印度傳來佛教，漢明帝建白馬寺助其傳經(jīng)。利瑪竇帶來西方科技，翻譯《幾何原本》，被中國士大夫當作良師益友，首輔葉向高贈詩：“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軌。拘儒徒管窺，大觀自一視。”，尊稱其為“西來孔子”，比作“圣人”。近代以來，西方的馬克思更是在中國贏得空前的信徒。
  相反，自古以來，中國人對沒有文明、沒有文化、不講道德、不懂規(guī)矩只會屠殺擄掠的野蠻人素無好感。孔子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明“華夷之辨”，主張“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對野蠻進行教化和改造才是真正的幫助，這是文明國家應有的態(tài)度。

  國家主義者擁抱野蠻，拒絕文明，神州大地到處都有丑陋的滿清辮子，到處都有以蠻清為模本的復古場景。中華文明決不應與野蠻為伍，更不是認賊作父的國家主義者。應推倒帶給世界屠殺、奴役，野蠻的強盜頭子成吉思汗、努爾哈赤的塑像，嚴厲批判閉塞民智，閉關鎖國，維護狹隘部族統(tǒng)治的康熙酋長，徹底否定滿清王朝。要愛憎分明，譴責野蠻殘暴，征服屠殺、專制的部族主義，剔除滿清部族政權(quán)的丑惡形象，改變西方人民對中國的印象，對中華文明的偏見。
 “八榮八恥”第三條應該提倡：“以科學文明為榮，以愚昧野蠻為恥”。屏棄給人類帶來黑暗、野蠻、落后的一切丑惡現(xiàn)象。
  要向世界宣布：野蠻非中國，中國不野蠻。崛起的中國不搞部族主義，國家主義，更不是蠻清的傳人，不是把人變成工具的實用主義。  
 
  民本主義國家要樹立文明國家意識，遏制精英主義，弘揚民本主義，遏制部族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地方主義。當殲－20出現(xiàn)時，網(wǎng)上的美國人如同天塌了一般，而憤青們歡呼起來，卻是這樣的想法：“殲20雖然橫空出世，但人們擔憂的是，恐怕其最大作用只是作為閱兵道具，成為官方媒體嘴中大國崛起的象徵而已。 ”（《香港東方日報》1月12日）。中國崛起不搞民族主義，也不為了復仇和稱霸。
 
  民本主義的對外交往原則，最低原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高原則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和諧發(fā)展、共同致富、共同進步”。 要不斷擴大人民受益的范圍，走向大同世界。
 
振興中華，應引導中國人做文明的傳人，正義、公理、文明、民本是我們的信仰
  樹立民本主義價值觀，這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要教育青少年，告訴他們什么是光榮，什么是成功，什么是榮譽，要以那些為人類為世界為文明做出貢獻的杰出人物為榜樣，鄙視那些詭計多端，殺人如麻，讓人不寒而栗的魔王。
   民本主義者尊重給人類帶來光明做出貢獻的一切杰出人物，不管他們是什么國籍，什么種族、什么宗教信仰。崇拜所有的科學家，是他們讓我們過上現(xiàn)代文明生活。是引導我們走向文明的開路人，同路人。要在各地樹立起他們的塑像，還要樹立起聯(lián)結(jié)東西方文明的使者，利瑪竇神父的形象，他的偉大和貢獻將永垂史冊。要紀念經(jīng)過歷史檢驗的各國思想家、藝術家、文學家。讓世界知道中國是所有偉大文明的繼承者。胸懷世界、心懷未來，為人類共同的理想和幸福而奮斗。
   中華民族的復興，更應是中華文明的復興，是民本主義的復興，給世界帶來光明、文明、和平、和諧，是全世界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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