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普遍有一種“聚眾恐懼癥”。有些事本是合理合法的，無可非議的，如果只是一兩個人做，那一點問題也沒有。可是一旦和“聚眾”扯上了關系，前來干涉的部門和人員就多了，所以，要想成功，一定要避免“聚眾”的情況發生。這是經驗之談。但也不是所有的“聚眾”都會受到干涉，有些就不，比如官員辦壽宴，幾十桌、上百桌，都沒有人管。再比如商家搞促銷活動，圍上幾百人上千人也沒事。我曾經在歌樂山麓住過，歌樂山上森林覆蓋，這里發生過森林大火，當地電視臺都報道過。當火災發生時，附近的學校、工廠、部隊，還有居民，紛紛奔赴現場救火。假如這時候公安部門站出來說：你們事前沒有登記，沒有經過批準，屬于非法聚集。那肯定是要犯眾怒的。所以，一般的“聚眾”還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是，假如“聚眾”與“擾亂社會秩序”聯系起來，那就嚴重了。
可是，什么是社會秩序，什么是擾亂社會秩序，目前卻是概念混亂、思維模糊不清。按照《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最大的、最高的社會秩序是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以及由此派出來的全民基本免費的教育，全民所有制單位免費的醫療、免費的住房、免費的養老，然后逐步推廣覆蓋到集體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如果我們對此沒有異議，那我們就會發現，有很多所謂的“擾亂社會秩序”恰恰不是擾亂社會秩序，而是在維護社會秩序，回歸社會秩序。只不過現在是非已經說不清楚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印把子在誰手上誰就有理。你說沒有擾亂社會秩序，他說你擾亂了，還判你幾年刑再緩刑幾年，你又能咋個？
所以需要有個解決的辦法。春節前，溫家寶與來京信訪的群眾進行面對面交流，強調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批評和監督政府。他說：“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我們應該利用手中的權力為人民謀利益，負責地解決人民群眾的困難和問題。”溫家寶還說，各類行政程序都要向社會公開，所有行政行為都要接受社會監督，確保一切行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可是，維權群眾連個合法的開會的場所都沒有，又談何批評和監督政府？所以本文所提的開放公安局會議室和禮堂的建議，就是可能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
我曾經參加過企業職工的維權活動，感到最大的困難是沒有一個合法的開會的場所。據當地派出所民警說，只要是上了50人，就可以認定為“非法聚集”。這就比較可怕。然而，維權職工并不想“非法聚集”干壞事，更不想干與政府做對的事的。職工們的宗旨是：凡是共產黨說過的話我們才說，凡是共產黨沒有說的我們就不說；凡是共產黨提倡的事我們才做，凡是共產黨不提倡的事，我們堅決不做。現在共產黨提倡公平正義，民主法制，關注民生，維權職工不過在這個框架下說點具體的意見而已。然而維權職工苦惱的是沒有一個合法的開會的地方。要想討論討論問題，要想聯名上書，以及每年12月26日紀念毛主席，每年9月9日緬懷毛主席，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合法的地方。對此，群眾煩惱，警方也煩惱。因為警力有限，維權群眾卻是遍地開花，如果事事處處都派警員“陪護”，肯定非常的困難。因此就想，各省市公安局的會議室和禮堂不妨對維權群眾開放。當然，公安局的會議室和禮堂也不是白給的，每個角落都可以安裝攝像頭，假如出現有人“煽動”的情況，立即就可以就地采取措施的。
這樣一來就“兩放心”了。一是官方放心，警方放心，因為在公安局的眼皮子底下開會，肯定出不了大格。二是百姓放心，有公安同志保駕護航，還怕國保大隊沖進來抓人嗎？當然不會。這樣，當地領導同志坐在辦公室里，通過監控系統的熒屏，就可以對當地的熱點問題、百姓呼聲很高的問題，一目了然，胸有成竹，正好順應民意做幾件大事。于是社會秩序得以維護，社會和諧得以保證，民聲民意又可得以暢通，豈不是雙贏甚至多贏的好事？
順便說一下，各省市公安局的會議室和禮堂對維權群眾開放，當然要事先預約，填個表什么的，而且，應該是免費的。因為這不會增加成本，只會節約成本，至少，每年用于“維穩”的錢就會少花很多。這個辦法可以考慮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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