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8.19政變的失敗，看當時蘇共黨內外尖銳的階級斗爭　　

高山美　　

  有的朋友一口咬定，領導中國革命戰斗了90年的中國共產黨到今天是全部資產階級化了、已經爛透了，連一點無產階級的因素都不存在了；因此，認定一定要打倒它，另起“爐灶”才是堅定的革命者。這看起來是一個對黨內現實情況的分析和認識的問題，實際上這卻是一個哲學問題，是一個站在什么立場、用什么觀點和方法觀察世界的問題。對于同樣的實際，會得出不同或相反的結論，原因就在這里。　　

在這里我們不談立場和觀點，只就一些同志的思想方法進行一些探討。　　

我們如果不是一分為二的看待一對矛盾的運動全過程，有些問題就解釋不通。譬如，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不承認黨內有“陰暗面——腐敗問題”，有的同志看到了、說了，我們就認為是對黨的污蔑，因為那時黨的主流是好的、是主要方面，因此，我們一眼望去往往看不到它的缺點或問題。也正因如此，就放松了必要的黨內思想斗爭，必然的結果，就是這樣的“腐敗問題“就越來越多了，就發展到今天這樣了——成了主要方面了，我們一眼望去全是問題，就又認為黨一點積極面也沒有了，全成了“官僚資產階級”了。那么如果當時的黨一點資產階級的因素也沒有，事情怎么會發展到今天這樣呢？　　

實際上蘇聯共產黨在垮臺前的情況就很能說明問題。　　

根據嚴必中同志的文章：《蘇聯解體的謊言與事實》其中談到當時的蘇聯無論從民間還是官方，社會主義的因素還是要多于資本主義。“蘇聯曾搞過許多民意測驗。民意測驗表明，贊成搞資本主義的只占5-20%。1991年5月進行的、由美國操作的最大的一次民意測驗，在蘇聯的歐洲部分進行。抽樣人口中，10%贊成改革前的社會主義；36%贊成更多民主的社會主義；23%贊成瑞典式的社會主義；只有17%贊成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這 恰恰是葉利欽在1992年以后建立的。因此，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蘇聯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蘇聯的投票中，大多數也是贊成保留的。”看來人民的意愿并不是美帝和葉利欽之流，所真正想要尊重的，他們尊重的只是他們的“私利”。　　

        那么我們從8.19那次政變中又可以得到什么信息呢？“　1991年8月19日　，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發布命令宣布，戈爾巴喬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總統職務，自即日起由他本人代行總統職務。同時宣布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使國家全部權力，在蘇聯部分地區實施為期6個月的緊急狀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由亞納耶夫、總理帕夫洛夫、國防會議第1副主席巴克拉諾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內務部長普戈、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組成。該委員會發布《告蘇聯人民書》，稱戈爾巴喬夫倡導的改革政策已經走入死胡同， 國家處于極其危險的嚴重時刻。委員會連續發布兩道命令，要求各級政權和管理機關無條件地實施緊急狀態，并暫時只允許《真理報》等9家報紙發行。　　

同日，蘇聯內閣舉行會議，表示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作出的決定。”　　

這一事實說明，在當時的戈爾巴喬夫的政府中，反對他的力量曾經占了優勢。“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是以亞納耶夫、帕夫洛夫和巴克拉諾夫為核心的。基本上集中了除戈爾巴喬夫以外的黨、政、軍、工、農等各個方面的要人。國防部、克格勃和內務部的第一把手參加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無疑有利于控制全國局勢。以至于當時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斯特得到蘇聯“八·一九”事件消息時，也認為歷史經驗表明，由如此強有力的人物支持的政變很可能成功。”　　

從資料上看，當時有力量對付“政變”的，只有葉利欽和他控制的俄羅斯聯邦。而政變者的失誤正是對葉利欽的斗爭不力。　　

政變失敗之后，“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政變者和政變的支持者。”“蘇聯內務部和普戈在家里接到有人要來找他的電話，平靜地說：“請吧。”15分鐘后，俄羅斯內務部的人趕到他家里，普戈已開槍自殺。槍是對著嘴開的，一彈斃命。其妻身中兩彈，奄奄一息。”“除蘇聯內務部長普戈自殺外，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均已被捕。其余被捕入獄的還有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蘇聯總統辦公室主任博爾金，蘇聯國防部副部長兼陸軍總司令瓦連尼科夫，蘇共中央書記舍寧，克格勃副主席格魯什科，克格勃保衛局局長普列漢諾夫，克格勃保衛局副局長格涅拉諾夫，他們都被關在“水兵寂靜”監獄。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以俄羅斯副總檢察長葉夫根尼·利索夫為首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案”特別偵察小組。并于1992年1月對克留奇科夫、亞佐夫、帕夫洛夫、亞納耶夫、盧基揚諾夫、季賈科夫、斯塔羅杜布采夫、巴克拉諾夫、舍寧、普列漢諾夫、格涅拉諾夫、瓦連尼科夫等12人提出“進行奪取國家政權陰謀活動”的起訴，后來曾幾次開庭審判，均沒有結果。”　　

我們從這張被捕的名單中可以看到在當時戈爾巴喬夫的政府中，反對他的大有人在，可見在當時蘇共黨內路線斗爭和階級斗爭也是十分尖銳的。在政變之前我們可能想當然的認為他們是鐵板一塊，但是事實告訴我們，這種想法是不符合蘇共黨內階級斗爭的客觀規律，也是不符合事實的。除了政變者自己的失誤外，正是人們的這種錯誤認識，使黨內外的積極因素不能形成一股堅強的合力，有力的對抗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的反動勢力，政變的失敗不能不與此有關。　　

在蘇聯是這樣，在毛主席領導過的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國，難道能是例外嗎？　　

蘇聯8.19政變的失敗，人民是處于被欺騙的情況之下，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修正主義和黨內外的資產階級右派對列寧、斯大林和社會主義的丑化，把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搞的修正主義黨與列寧的黨混為一談，使政變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我們今天做的工作就是把毛主席的30年和改革后的30年區別開，并進行鮮明的對比。民間毛澤東熱的發展就證明了這個做法是正確的，使人民有了斗爭的大方向，這個方向就是社會主義。這和當時蘇聯一邊倒的丑化斯大林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　　

黨內走資派30年來對文革的否定，它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就是使我們一部分同志，不能正確的認識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是人民與黨內走資派的矛盾。他們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集中表現為復辟和反復辟的斗爭。在這個反復較量的斗爭中，有時無產階級處于優勢，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有時無產階級處于劣勢，資產階級暫時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社會暫時表現為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殖民地等等復雜的亂象。但是只要無產階級堅持斗爭下去，采取正確的斗爭方針和策略，無產階級在有利的外因條件下，完全可以戰勝黨內的資產階級，把黨的領導權奪回到自己的手中，使社會主義繼續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這就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給我們指引的方向和道路。　　

因此我們左派，不僅要關心黨外的事，更要關心黨內的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一定要堅決的支持黨內的革命左派，團結起來爭取中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回歸。只有這樣，我們才對得起毛主席在他的晚年發動文革的一片苦心。我們也才是一個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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