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學說并不等同于儒術

孔子的思想、學說并不等同于儒術　　

羅    寧　　

        在漢武帝執政時期，董仲舒發現，雖然經受過秦始皇殘暴、殘忍的“焚書坑儒”摧殘，孔子及其思想、學說，在孔子去世后的近五百年間，不僅沒有消沉，反而如同茁壯生長在荒原的野草一般，在種種社會現實的自然磨礪下，以其所具有的符合人性、人倫、人文精華，及可以啟迪人類生存發展智慧的理性品質，在民間社會贏得、享有了普遍、持久的信服與尊崇。　　

在生存于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類中間，在由中國社會文明及文化所造就的獨特生存環境內，孔子及其思想、學說所具有的頑強生命活力，即使是殘暴、殘忍至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都不能泯滅的真實狀態，應該引發了董仲舒及漢武帝的關注與深思。　　

在孔子生前，在孔子去世以后，在長達五百余年的期間內，歷代奴隸主諸侯的打壓、漠視、冷對，都不能埋沒、阻斷、扼殺孔子及其思想、學說，在人類中間，被超越時空的習學、信服、尊崇、傳播。尤其是秦始皇殘暴的“焚書坑儒”摧殘，都無濟于事，都不能泯滅孔子及其思想、學說的廣泛影響力。     　　

所以，與其繼續沒有成效的打壓、漠視、摧殘，不如從社會影響深遠的孔子思想、學說中提取可用之內涵，在政治的層面上加以改造、充實、發展，以為鞏固、擴大、維護皇帝統治所用。因為，對于皇帝而言，鞏固、擴大、維護皇帝統治也確實離不開適用的思想利器。由于孔子的思想、學說，已經依憑所具有的智慧、理性魅力，自然的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產生、形成了廣泛的深刻影響。因此，利用孔子的思想、學說，不僅能夠贏取民心支持，特別是贏取文人的同心；也可以增強統治的社會基礎，從而實現統治的穩固與持久。　　

因此，相信正是基于以上的判斷，董仲舒在漢武帝的認可、支持下，以符合皇帝獨裁、專制統治需要為尺度，在對孔子的思想、學說進行篩選、改造、充實、發展的基礎上，突出、集中、強化、放大了孔子思想、學說中具有政治利用價值與意義的內涵，創立了以孔子思想、學說為標志、為品牌的儒術，作為鞏固、擴大、維護皇帝獨裁、專制統治的思想利器，專用以鞏固、擴大、維護皇帝的獨裁、專制統治。　　

為了能夠讓儒術的政治成效發展至極大化、普遍化，漢武帝在高度尊崇孔子的同時，又通過運用皇帝的獨裁、專制統治權力，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皇帝統治范圍內，不容置疑的確定，不容遲疑的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決策。　　

漢武帝的政治決策，被當時和后來的歷代皇帝的政治實踐成果所反復證實，以孔子思想、學說為標志、為品牌的儒術，確實能夠充分的滿足、保障皇帝鞏固、維護獨裁、專制統治的政治需要；確實能夠廣泛、持久、有效的適宜、適用于對農耕社會的獨裁、專制統治，并且，沒有其他更好的統治工具，可以替代儒術的功能、功用與功效。　　

所以，自漢武帝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建立并實行了獨裁、專制統治的歷代皇帝，不論是來自農耕人類，還是來自游牧人類，盡管不同的皇帝之間自然的在諸多的方面各有不同，但是，在認可、選擇、利用以孔子思想、學說為標志、為品牌的儒術，以作為鞏固、擴大、維護皇帝獨裁、專制統治的思想利器　　

方面，卻始終是同一的。　　

并且，歷代皇帝都基于對儒術能夠被用來有效維護獨裁、專制統治的深切感受，均情有獨鐘的給予儒術以高度的評價。因此，歷代的皇帝均一以貫之的繼承了漢武帝的政治決策，同時，為了不斷增強儒術的工具效用，便代代相繼的給予儒術的標志、品牌------孔子以至高無上的充分尊崇。直到一千九百年后清王朝崩潰之后，伴隨著西方文明、文化對中國社會生活的強勢介入，情況才開始從形式上出現了新的狀況。　　

同秦始皇血腥、殘忍 “焚書坑儒”的殘暴做法相比較，漢武帝的做法，卻要比秦始皇的手段更為高明。同時，與秦始皇的做法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在秦始皇之后，歷代最高的統治者，雖然沿襲了秦始皇發明的皇帝稱謂，也繼承了秦始皇式的殘暴獨裁、專制統治，但是，在具體的統治方式、方法上，則共同采用了漢武帝的辦法。　　

在皇帝的獨裁、專制統治，持續了近兩千年的期間內，漢武帝及后來的歷代皇帝，從鞏固、擴大、維護皇帝統治的需要出發，結合皇帝統治的具體實踐，通過才華橫溢的御用學者，對贏得了民眾持久、普遍、真誠信服的孔子及其思想、學說，代代相繼的予以提取、利用、尊崇，從而致使以孔子思想、學說為標志、品牌的儒術，不斷的發展至爐火純青的成熟、完善境界。　　

因此，部分精華來源于孔子的思想、學說，又大量吸收、融匯、改造、利用了各種有利于鞏固、擴大、維護皇帝獨裁、專制統治的人類認識、意識成果的儒術，事實上，已經全面有效的具有了符合皇帝獨裁、專制統治需要的，完備的統治工具屬性與功用。　　

所以，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歷代的皇帝都在堅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不是曾經飽受獨裁、專制的奴隸主諸侯拒絕、漠視、冷對的孔子思想、學說。而孔子之所以被歷代的皇帝所尊崇，則只不過是因為孔子所具有的聲望，在現實的人類生活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標志、品牌意義上的利用價值。　　

事實上，作為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的總代表，作為以天下為私物，且至高無上的實行著獨裁、專制統治皇帝，不僅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無比榮耀、幸福的人，同時，也是時時刻刻只能在四伏的危機、危險威脅下生存的人。并且，如有不慎，皇帝就可能人頭落地，擁有統治權的統治階級就可能被革命推翻，或者被其他的統治階級所替代。因此，鞏固、擴大、維護統治，從來都是皇帝及統治階級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全力以赴的要做好的事情。　　

因此，出于持續榮耀、幸福的需要，基于防范和消除威脅的考量，著眼于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為了有效的實行、鞏固、維護獨裁、專制統治，歷代皇帝，除了渲染天命、天意，以天子自居；用嚴刑峻法、用所掌握的強大軍事威力，有效震懾各方，從而迫使各方勢力不敢有反意并心悅誠服的維護皇帝統治外，對于既可栽舟，亦可覆舟的人類社會，尤其是對讀書人，皇帝既需要將英才招至麾下，以為己用；也需要從意識上臣服天下，泯滅反意。不言而與，在清王朝覆滅前的兩千多年內，以孔子思想、學說為標志、品牌的儒術及其科舉制度，對于皇帝獨裁、專制統治的持續和穩固，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自然的具有深刻影響力、折服力的孔子及其思想、學說，自漢武帝以來，從來都是被歷代皇帝當做儒術的外衣和墊腳石來加以充分使用的。因此，孔子及其思想、學說作為儒術的標志、品牌，其效用被歷代實行獨裁、專制統治的皇帝，不約而同的強制性運用到了極致。　　

所以，以至于世人已經習慣成自然認為儒術就是孔子的思想、學說，而孔子的思想、學說也就是儒術。由此，自晚清以來，中國社會成員在痛苦、痛恨皇帝的獨裁、專制統治之際，難免就會將應該宣泄于儒術的憤怒，慣性的宣泄在被充分利用了的孔子及其思想、學說的頭上。被屈辱、憤怒沖昏了頭的世人們，全然忘記了，其實孔子及其思想、學說同樣也是皇帝的獨裁、專制統治的受害者。并且，孔子及其思想、學說，從來就沒有等同過儒術。而儒術的豐富內涵，則已經遠遠的超越、高端于孔子的思想、學說。　　

為了創立、完善儒術，以滿足、保障鞏固、擴大、維護皇帝統治的政治需要，皇帝的御用文人們，從包括孔子的思想、學說在內的各種人類意識成果及主張中，分別提取了大量可以被用來充實、豐富、完善儒術的精華內涵，從而極大的提升了儒術的政治功用、統治效能與普適性。否則，必然要運用人類社會的所有思想精華，以為維護專制、獨裁所用的皇帝，是不會在兩千年期間內，一以貫之的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決策的。然而，盡管孔子的思想、學說，作為儒術不可替代、不可缺少的標志與品牌，也是儒術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孔子的思想、學說并不因此就等同于儒術。儒術亦并不因此就等同于孔子的思想、學說。　　

當然，在孔子生前及去世以后的近五百年間，一直處于被統治者冷落的，卻為民眾自覺習學、踐行、尊崇的孔子及其思想、學說，是不會因為被漢武帝以后的歷代皇帝，當做了儒術的標志、品牌，予以尊崇；也不會因為儒術吸納、包含著孔子思想、學說的部分成果，就改變、流失了所原始具有的，符合人類生存發展所依循自然法則的智慧屬性和理性本質。　　

孔子的思想、學說從來就不曾等同過儒術。儒術從來都只是在被皇帝孤芳自賞的使用，并被歷代皇帝情有獨鐘的習學、踐行。而所有痛恨皇帝專制、獨裁統治的人們，之所以敵視被皇帝用作標志、品牌的孔子及其思想、學說，是因為人們不了解、不認識為孔子及其思想、學說所包裹、包裝的儒術。所以，在孔子及其思想、學說屢屢陷入被辱罵的重圍之際，儒術則是平安無事的。正如同在以往的兩千年間，人們在信服、踐行孔子思想、學說的過程中，所更多依循的則是儒術所指引的政治途徑，所達致、所滿足的更多的是維護皇帝統治的目的與需要一樣。　　

因此，我以為，運用儒術能夠深藏不露的獲取久遠的成功，運用儒術能夠潛移默化的實現李代桃僵，應該正是反孔的后人們遠不及漢武帝英明及深謀遠慮之處，也是歷代皇帝明白漢武帝的良苦用心，始終不渝的師法漢武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所以，尤其是近代以來的人們，將孔子及其思想、學說當做儒術來仇視、痛恨，并肆無忌憚的加以痛批，卻放過了被歷代皇帝以“罷黜百家”為代價，在近兩千年間盡享歷代皇帝“獨尊”的儒術，則不僅是無益、錯誤的，也是荒唐和不公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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