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我還能再說什么！
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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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最后一天（2010/12/31），我在《人民日報》上的通欄標題：《又到年關，又見討薪；有人下跪，叫人揪心 我們要站著把錢拿回來》之下，讀到了本報記者周志忠寫的一則報道：《寧夏250多名農民工討薪 180萬工資，幾時能給我們》，很難過地得知下面的情況：
12月29日晚五點，氣溫零下7攝氏度。凜冽的寒風中，一群蜷曲著身子的人，跺著腳，搓著手，聚集在寧夏吳忠市紅寺堡區汽車站廣場。在一個小包子鋪里，來自隆德縣沙塘鄉光聯四隊的李招招眼里含著淚花說：“大家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卻領不到工錢。這些天，大家只能花錢找最便宜的小旅館住，一日三餐吃方便面或是買上個饃就口水當飯。。。。。。”另一個說，“我叫李闈，從今年3月1日到現在，一直在工地干活。每月工資說好了2400元，一共欠我15000元。”又一個說：“我叫卜雷，欠我10000元。”。。。。。。44歲的李鳳翔是個小包工頭，她借了3萬元的高利貸，為工人們每天付上幾十元的生活費。這些人都是隨她一起從家鄉出來干粉刷的。自己的20歲的兒子也在工地上開鏟車。她說：“拖欠我們15萬啊！工錢討不回來，兒子還被打，腦袋至今昏沉沉的，這可咋好？”馬學海、馬少軍也是小包工頭。為討薪，他們“摽”住了大包工頭李峰，不惜以每晚80元的價格，在銀川包下幾個房間，將李峰“看”了起來。李峰說：“華盈公司欠我們工程款400多萬，我們才欠250多名農民工工資180萬。”。。。。。。接下來，大包工頭和工程公司之間的官司，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他們兩家說不清道不明，拿不到錢的農民工就只能在寒天凍地里喝西北風了。
同日的同一版面上作者署名天山所寫的另一篇以楷體字排印的文章：《希望薪水無須討》，還透露出叫人心酸的影象：
“每年歲末，總有人為討薪而糾結，也總有人為討薪而下跪。湖北赤壁，農民工代表跪下了；河南鄭州，農民工集體跪下了。”
唉，辛苦了一年等著拿工錢回家過年的鄉親們的究竟能不能馬快把欠債要回來，在下沒聽到有什么能讓人心安的答案。春節將到，年關在即，暫且就先別掰飭是站著還是跪著要錢了，能把錢拿到手才是最要緊的啊！
所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靜坐下來，我不能不想起了前一兩天看到的原北京市石景山區的首鋼工人們對上個世紀的幾段回憶文字：
一，關于飯票——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首鋼的飯票共有4種：1分、5分、1角和2角，其中1分錢飯票是粉色的，1角錢飯票是綠色的，2角錢的飯票則是白色的。當時，首鋼的職工都是自己購買飯票，飯票上有不同食堂的印章，工人憑飯票在食堂就餐。根據老工人回憶，60年代最困難的3年自然災害時期，五分錢可以買到兩個窩頭和一小份羅卜片咸菜，這在當時可是相當奢侈的“大餐”。到了60年代后期，條件好一點的男職工每月的伙食費在12元左右，女職工為6-8元，按這個標準可以吃得很好。（《北京青年報》2010/12/30 本報記者李天際：《小小票據記錄工作生活點滴》）
二，關于取物卡——上世紀80年代末之前，首鋼各廠每月都會向職工發放福利，當時主要以食品為主，比較常見的有牛羊肉和帶魚、大蝦等海產品，運送這些物品的卡車直接開到各廠，職工按人頭領取。當時北京西部地區只有首鋼每月發東西，職工拎著牛肉、海產品乘坐公交、地鐵，都不需要出示月票。90年代初，首鋼改變了過去每月發“實物”福利的做法，改用首鋼工作者取物卡，這是一種紙質的卡片，上面寫著職工姓名、工作部門、福利的金額數，職工拿著取物卡到當時的首鋼購銷中心（現首鋼辦公大樓）自己挑選物品。購銷中心就像今天的超市，物品種類非常豐富，除了糧油肉蛋奶等副食品之外，還有床單、被罩、衣服等日用品，很多東西在外面的商場是買不到的。因為取物卡有截止日期，因此在截止日期前的最后幾日，購銷中心都很熱鬧。首鋼工作者取物卡大約持續了幾年，到90年代中期才停止發放。（《北京青年報》2010/12/30 本報記者李天際：《小小票據記錄工作生活點滴》）
三，關于住房——
工人程國慶回憶說，20世紀80年代，首鋼廠區的粉塵污染相當嚴重，“一刮起風來就更臟了，住在廠區小西門外金頂街、鑄造村一帶的人們根本不敢把洗好的衣服晾在外面，要是穿著白襯衣在樓下轉一圈，回去一看衣服準成黑的了。”何俊杰一家于1997年搬進了鑄造村一區的樓房，“搬過來的頭幾年，家里從來不敢開窗通風，因為只要開一會兒窗，屋里就能落上厚厚一層灰。”（《北京青年報》2010/12/29 本報記者李 寧：《從不敢開窗。。。。。。》）
四，關于勞動——
呂增智1951年正式成為首鋼職工，在煉鐵部燒結工段工作。燒結鍋1米深，直徑2·5米。一邊燒一邊加礦，燒好后把胚子扣到地面上，然后用大錘砸碎，使用的大錘最小也有24磅。當時測算過，燒結工段一個工人一天的汗水就有10到12斤。（《北京晚報》2010/12/21本報記者賈中山、朝喜斌；《呂增智：當年一天流汗12斤》）
老爐前工屠學信說，當年煉鋼工人的體力勞動強度很大，“同樣崗位付出的體力勞動估計是現在的5倍以上。”當時工作是三班倒，有時候要連續上六個夜班，每次下班時，穿的帆布工服都會被汗水打濕大半。下完班后在更衣室里的大通鋪上倒頭就睡。（《北京晚報》2010/12/21 本報記者賈中山、朝喜斌；《屠學信：這里代表一個時代》）
那么，過去和現在相比一下，我們能得出什么結論呢？
如果論工作環境和勞動強度，大概是相差不很多吧。如果論生活條件和收入報酬，那差距就很不小了。總的來說呢，人心是桿秤：大家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吧！
不過，說實在話，二者卻并不好完全相提并論。因為，一個是國有企業體制內的正式工人，一個是私人承包隊伍里的臨時工。但是，作為一個勞動者，特別是體力勞動者，在社會地位上，無論如何，都還是應該一樣的吧？至少是大概齊的吧？為什么有時候就可以站著，有時候就不能不跪下？
忽然聯想到近來物價一直在上漲，有的同志勸誡工友們 “以勤奮工作趕超物價的漲幅”（《工人日報》2010/12/27）。那山東濟南十萬元一桌的圣誕宴（香港《明報》2010/12/24）的食客，都是“以勤奮工作趕超”上這種“物價的漲幅”的么？
據說，春節前后，民族歌劇《白毛女》又要在國家大劇院上演了。那戲里邊的帳房先生穆仁智大年三十在向欠租的貧農楊白勞逼債。而在舞臺外邊的元旦前夕卻是勞工在向雇主逼債。這年月豈不是反過來了？
夜不成寐，思前想后，一些雜亂無章，希奇古怪，顛三倒四，胡攪蠻纏的景觀，在腦子里揮之不去，難道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變化得讓人很難繞過灣兒來呢？
你叫我還能再說些什么！
（201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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