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的精英們（舊文）

公共資源，顧名思義，是指資源特別是那些稀有的資源歸公眾所共有，老話講歸廣大人民群眾所有。
    但在市場取向的改革進入“深水區”后，公共資源歸屬的指向卻越來越明白、越來越集中，即指向私有，不是廣大民眾私有（即社會化的私有），而是極少數人的私有。
    比如礦產資源，原來都是公有國營的，后來精英們舞動著“看不見的手”，都改革為私有私營（所謂民營的民，不是人民的民，而是人民中的極少數、極特殊的分子）。據說在美國，礦產這樣的公共資源，與我們的私有民營是有極大差別的，他們是用公眾公司（上市公司）來經營，公眾可以通過買股票來分享公共資源的收益，以保證公共資源真正由公眾共享。
    再比如海灘、湖畔、山水勝地，現在也都成了極少數富人權貴才能享受的高檔小區或別墅小區了，或者已成為了普通老百姓免進的富人權貴們的會所了。
    還有北京那個最牛的違章建筑，在鳥巢的旁邊。這個叫盤古的建筑群上有北京價格最牛的四合院，它的地基，曾是一大群老百姓居住、生產和生活的地方。只是不知道這一大群人現在居住在哪兒、靠什么為生、生活得是否更加美好、更加有尊嚴？鳥巢這樣國家級的運動中心，不知算不算公共資源，反正現在普通老百姓進去看一眼都是要花錢的，而且價格會讓絕大多數老百姓花得有些心疼。至于周邊的居住，不說95%的窮老百姓了，就是5%的富人里的95%恐怕也只是“期望”。如果你的年收入100萬，不吃不喝，也不夠去盤古樓頂的四合院住一宿的。公共資源，在“科學發展”中越來越多的成為了權貴和富豪的所得。不過，中國公共資源這條河太寬，權貴和富豪要想靠“無形的手”全部弄進自己的腰包，恐怕還得讓老百姓再摸它個二三十年的石頭。
    新世紀，在中國主流話語里有個頻率很高、影響很大的詞：“仇富”。精英們分析說這是中國人的祖傳老病，具有劣根性。其實在許多精英眼里共產黨就是靠“仇富”起家的，“打土豪、分田地”不就是赤裸裸的仇富嗎？其實，當“精英”甚囂塵上的時候，草民一直有個絕大的疑問：精英是以什么標準確定的、是由誰確定的、是怎么確定的。經常對國人嘮叨“仇富”的茅以軾老先生據說是精英的代表之一，但我一直不清楚在世界一流高學院沃頓商學院學有所成的郎咸平先生算不算精英。草民想：如果以觀點、道德和良知來分類，茅以軾先生是精英代表之一，那郎咸平先生應該成不了精英。連郎咸平先生本人也感到他經常是一個人在戰斗。雖然郎咸平先生的觀點和分析經常切中時弊、經常具有精準的預見性、經常引起大多數民眾的共鳴和贊同。
    郎先生在分析“仇富”時講，如果富豪所以成為富豪，是靠巧取豪奪公共資源和公共產品，自然會受到群眾的敵視和仇恨。
    這個分析，草民深以為然。中國人的骨子里并無仇富的因子，中國人是愛富的。只要你是勤勞致富、合法致富、公平致富，你一定會得到尊重和愛戴。相反，如果你是靠巧取豪奪而富、靠掠奪和損害公眾利益而富，你只能得到公眾的“仇恨”。“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殘酷、殘忍地剝削和壓榨，哪里就會產生仇恨。
    比包身工還包身工的血汗工廠、草菅人命的強制拆遷、靠賣血為生的艾滋病鄉村、無人管無人問的職業病群體、盜賣幼兒產業鏈、把安全性極不確定的轉基因食物端上老百姓餐桌而老百姓毫不知情、毫無選擇……這層出不窮、蓬勃發展的無恥亂象，即便是在當下美國、西歐這些正宗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可能明目張膽、肆無忌憚的存在。
    唯獨這一點，那些以美國為榜樣，奉美國為主子不遺余力推行美國制度和體制的精英們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恰恰是這一點，使精英們顯得十分的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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