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貴的襯衫”與“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紀念周總理逝世35周年

“珍貴的襯衫”與“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紀念周總理逝世35周年

今天是周恩來總理逝世35周年的日子，一篇篇懷念他的文章表達人民群眾的舊情與新愿。

年輕一代朋友懷念周總理，都忘不了小學課本里的那篇《一件珍貴的襯衫》，那“襯衫，凝聚著敬愛的周總理對工人群眾的階級深情?！?/p>

年長一些的同志懷念周總理，難忘的就多了。對大于來說，最難忘的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那段鏗鏘的講話——

    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五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四點七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

這些輝煌的成果，當然是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但人民都知道，其中凝結著周總理多少的心血與辛勤。

“珍貴的襯衫”凝聚的是總理對勞動人民的精心愛護，“既無外債又無內債”濃縮的是總理對黨的事業的無比忠誠，也許，它們就是人民群眾真摯懷念他的源泉。

下面附上大家熟悉的《一件珍貴的襯衫》與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周總理1970年12月13日同美國作家斯諾談國內問題》，以紀念周總理逝世35周年。

附1：一件珍貴的襯衫
 
  在我的家里，珍藏著一件白色的確良襯衫。這不是一件普通的襯衫。這襯衫，凝聚著敬愛的周總理對工人群眾的階級深情。每當我看到它，周總理那高大光輝的形象就浮現在我的眼前；每當我捧起它，就不由得回想起那激動人心的往事。
  
    那是1972年8月3日的夜晚。我在馬路上騎自行車，不留神插進了快行線。突然一聲緊急剎車，一輛大型“紅旗”轎車緊貼著我身體的左側，嘎地停住了。我剛扭過頭，這輛車后座旁的窗簾唰地拉開了。周總理那慈祥的面容立即躍入了我的眼簾。啊!我仔細再看看，真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周總理正親切地注視著我，目光中充滿了關切，充滿了愛護，像在詢問：同志，碰著了嗎?受傷沒有?這時，總理的司機走下車來，站在我身旁問我：“同志，碰著沒有?”我趕忙回答：“沒事兒!沒事兒!”有關人員迅速察看了現場，決定留下另一輛“紅旗”轎車送我去醫院檢查，總理的車才開走了。
  
    其實，我只是讓汽車剮了一下，襯衫剮破了，后背蹭破了一點皮，有啥要緊?自己回家上點藥就行了?？墒?，遵照總理指示留下處理這件事的工作人員，卻堅持讓我坐進“紅旗”轎車，并且脫下襯衫叫我穿上，他自己只穿個背心。我百感交集，思潮翻滾。一個普通工人，由于自己的不慎，蹭破點皮，卻受到這樣的關懷、照顧，如果不是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不是遇到這樣的好總理，哪會有這種事呢!
  
    汽車很快開到了醫院。檢查將近結束時，屋內的電話鈴響了。電話是打給這位工作人員的。通話時，我就坐在離電話機不遠的椅子上。我聽到，他在電話中說的是我的傷情和檢查情況。原來電話是總理打來的。我出神地盯著那話機，心里十分激動，淚水禁不住涌了出來。周總理的工作是多么繁忙，時間是多么寶貴，可是，他老人家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卻掛念著我這樣一個普通的工人，親自打電話來詢問我的情況。周總理真是人民的好總理，我們工人階級的貼心人哪!
  
    檢查和治療結束后，這位工作人員打電話把我們車間的支部書記和我們班的班長請來，讓他們同我一起到交通隊去談談情況?！凹t旗”轎車把我們送到天安門交通隊，我們談了談這次事故的經過。這時候，國務院的一名工作人員匆匆趕來了，他拿來一件嶄新的白色的確良襯衫，要我穿上。我心里激動極了，說什么也不肯收。我猜到，這肯定是周總理出錢買的。我的襯衫剮破了，可這是由于我自己的過失造成的，怎么能叫總理給我買一件新襯衫呢?但這位工作人員堅持叫我收下，說這是領導的指示。我只好收下這件珍貴的襯衫。
  
    這件事已經過去四年多了。但是，這激動人心的一幕，卻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四年來，這件珍貴的襯衫，我精心地收藏著，沒有舍得穿它一次。我深深知道，我經歷的這件事，在敬愛的周總理一生的偉大革命實踐中，不過是微乎其微的一件小事，然而，從這件小事上，我們看到的是周總理那平易近人的高貴品質，對勞動人民的深切關懷，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本色。

附2：周總理1970年12月13日同美國作家斯諾談國內問題

（意大利《時代》周刊編者按：同共產黨中國最高領導人有著友好關系的埃德加·斯諾發表了北京政府的觀點，并且談了他自己的看法。由于這篇文章具有極大的文獻價值——在文章里，十年來第一次正式報道了有關中國國內形勢的數字和材料，所以《時代》周刊全文發表，讓讀者自作結論。）

周恩來向我們談了中國的實力

在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中，周恩來總理向我提供了有關中國生產情況的重要數字，這是十多年來第一次公開的數字。去年十二月份，《時代》發表了總理接見我們時的談話，那篇談話大部分是談國際問題，這次主要是談中國的國內問題。象前次一樣，我們的談話是非正式的。所以文章的形式是，只能引用一小部分總理的原話。當然，國際和國內問題是緊密聯系的。我們再次簡短地談到的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臺灣問題，甚至美國以前也承認這個島嶼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美國堅持這樣一個虛構的事實，即一九四九年在大陸失敗后逃到這個島上的流亡者蔣介石是代表中國人民的真正的政府而保持同臺灣的聯盟。在一九五五年以來舉行的中美會談中，北京一直堅持兩點：美國必須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必須同意就從這個島嶼和臺灣海峽撤出美國武裝部隊問題進行談判。正象上次總理向我談到的，盡管如此，只要美國愿意嚴肅地討論臺灣問題，談判的“大門仍然是敞開的”。這一次，在我問到有關華盛頓建議重新談判的問題時，總理以一個外交家的微笑回答我。 (已故的喬治·馬歇爾將軍以前曾說，這個外交家是他遇到的最能干的談判家。)他回答說：“無可奉告?！薄拔覀儨蕚涑惺芤粓鰬馉幍闹負?。”當中美就次要問題進行的談判不能引起很大的興趣時，一些觀察家把一個蘇聯代表團——這個代表團就是要解決中蘇邊界爭端的問題——來到北京這一事實看作是大門向著嚴肅的愿望談判解決問題的人開放的一個新證明。

在中國目前在同外國建立外交和貿易關系方面所取得的進步的后面是，農業和工業的生產發展速度恢復了，這是在國家擺脫一九六六年至六八年文化革命的不協調狀態之后實現的。由于這次變動是深刻的，新的國家領導機構還不完善，所以聽到總理說基礎經濟受到相當有限的損失時是令人吃驚的。周恩來坦率地說，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由于工廠出現一些混亂、交通中斷，損失了一些工作時間，所以工業生產降低了一些?？偫頉]有縮小過去的困難，而是從中國的新形勢——他說形勢是大好的——出發說：“我們可以說，我們的所得遠遠超過所失，領導‘純潔’了，群眾取得了革命的進步。”總理還說，盡管一九六七——六八年工業生產減產，但是五年計劃（一九六六年至七O年）所規定的指標實際上是達到了，而且有些指標大大超過了。

我問總理說：“可以估計一下一九七O年工業生產的總產值嗎？”他回答說：“大約九百億美元。這個數字只包括工業和交通運輸業，不包括商業和服務業?！惫缒?“在文化革命期間，公社的生產從來沒有減少?！笨偫碚f，由于劉少奇的干擾，在五十年代犯了一些錯誤，另外一些是在“困難時期”——一九六O年至六二年采取決定性的調整措施時犯的。然而，“現在，我們的農業持續發展已經有九年了?！蔽鞣降慕洕鷮W家把糧食產量當作中國農 業形勢的標志。直到不久之前，很多西方經濟學家還一直認為，一九五七年是最高紀錄，當時正式公布的糧食產量是一億八千萬噸。以后，北京政府犯“浮夸”的錯誤使人們很難相信中國的統計數字。自那時起，很少有人敢于作出負責的估計。現在總理說了，因此，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刻。

周恩來說：“一九七O年，中國糧食總產量超過兩億四千萬噸。另外，國家儲備糧大約四千萬噸。公社也有自己數量不等的儲存。”正象我在訪問期間看到的那樣，公社社員也保存有一部分儲備糧?？偫斫忉屨f：“當然，儲存不集中在少數幾個大糧庫里。我們不這樣做。相反，你看到了到處都有一些小糧倉。我們的目的是，各地要自給自足。我們要備戰備荒?！薄凹热挥惺Ｓ?，為什么中國還要繼續進口小麥呢?”這些進口同中國的產量比起來為數很小的?！霸趪H市場上，小麥的價格低于大米”，周恩來回答說，用一些大米交換小麥和其他產品是合算的。例如，中國向古巴和錫蘭出口大米以換回糖和橡膠。此外，中國還需要上百萬噸糧食援助越南和其他國家，這些出口必須在儲備計劃中加以補充。至于化肥，總理說，目前生產一千四百萬噸左右，從一九六六以來有了很大增加。國家盡量要在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七五年達到三千萬到三千五百萬噸。

總理還談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生產棉花、棉紗和棉布最多的國家。去年，中國生產了八十五億米棉布。鋼的生產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受到了革命的沖擊。過去這五年期間的平均產量在一千萬到一千八百萬噸之間，但是，現在的生產能力改進和擴大了，因此，可以預見今年會迅速增加。石油的生產在不斷增長，一九七O年已經達到了二千萬噸以上，就是說可以滿足中國目前的需要。還發現了許多別的油田。在“擴大鐵路網和復線”方面也有很大進步。在中國的西南地區，一條連接越南邊界的新的復雜的鐵路干線已經竣工。這項工程很少向人透露，在外國，人們幾乎一無所知。周恩來說，一九七O年的農業產值大約占工業、交通運輸業和農業總產值的百分之二十五。根據這一比例計算，中國一九七O年的工業、交通運輸業和農業總產值大約為一千二百億美元。然而，沒有任何可靠的指數來把中國的“產值”按西方的方法換算成“國民生產總值”。

“產值”這個概念省略或縮小了重要的“勞務價值”，例如租金、私人所有的農村房屋（現在增加了幾百萬間，都是互相幫忙蓋起來的），由軍隊和義務勞動修建起來的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也沒有計算遍布全國城市和農村的防空地道網，這些大部分是不取報酬志愿修建的。整個的防空系統要值幾十億美元。

國家既無內債，又無外債

中國的生產數字是以人民幣的穩定價值來計算的，換算是二元四角合一美元，這是一九五三年規定的。從那時至今，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通貨膨脹，國內物價穩定，而且有很多項都降了價。中國既無內債，也無外債。個人所得稅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必需品都比別的地力便宜：比如食品就是一個明顯的實例，現在是品種繁多，數量充足。最后是，在最近十年里，由于農民們花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辛勤勞動，三千萬英畝（一千二百多萬公頃）荒地成了能生產糧食的可耕地，而其成本幾乎不超過他們的糧食消費，那么這些地的收獲怎么樣計算在“國民生產總值”當中呢？考慮到這些情況，人們也許會想，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可能同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所設想的數字不相上下，但是誰能證實它呢?但不管怎么說，很可能的是，在最近五年里，由于處于和平的環境之中，中國的發展速度使全世界都感到震驚。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在按人口平均收入方面，

中國仍然是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原因是，雖然廣泛推廣避孕藥，它的人口仍然快接近八億了。

不用說，周恩來總理自己沒有進行這種“國民生產總值的推算”。他是反對投機家的，比如，一個明顯的證據是，他堅決拒絕采用象“走資派”劉少奇以前建議的那樣使用國家彩票來增加收入。他還說，出于毛主席堅持自力更生和獨立自主的原則，中國沒有借債，避免了目前世界上不少地方遭受到的通貨膨脹的危險。

接著我們一下子轉到了國內政治問題，我們討論了一些總理認為是外國歪曲了的事實。雖然曾有人說整個共產黨在文化革命期間解散了。但現在總理說，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黨員被清除出黨，很明顯，在一些領導部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在一九六九年召開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和政治局委員多數換成了文化革命期間涌現出來的新干部，那些沒有當選的人雖然讓他們到農村“鍛煉”去了，但幾乎仍然都是黨員。在毛澤東領導下，黨和國家領導機關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革新。農民、工人、紅衛兵和人民解放軍戰士代表大會正準備派出參加新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次人代會的目標是制定新憲法，新憲法將規定國家的性質、將來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形式以及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毛澤東的目標之一是，精簡行政機構，取消重疊現象。在大城市和省城，我看到，調整普遍地是相當厲害的，但在首都，是特別嚴格的。總理說：“過去，中央直屬機構有九十個，現在只剩下了二十六個。現在這些機構都由革命委員會領導，并且都建立了黨的核心小組?！?/p>

“過去，中央政府部門的干部有六萬多人，現在只有大約一萬人了?！?/p>

那些失去了職位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到農村的“五·七干校”去了。這樣稱呼是因為毛澤東在五月七日發出一項指示。在這些學校里，

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再教育是同在田里的勞動結合起來的，這些勞動常常是在很少有人耕作過的土地上進行的。干部們在經過勞動“鍛煉”之后，一部分將分配到新的崗位上去，一部分將替換在職的干部。至于另外的人，總理說，有一些已經六十多歲了，因此他們已準備退休。另有一些決定全家到公社去，還有一些到工廠工作。

“從前在城市里工作的有能力的干部，經過‘五·七干校’的再教育之后，將到各地去加強那里的領異工作，或者已經去了。加強從前屬于中央政府現在下放給地方機構的工礦交通運輸部門的領導，需要很多人?！?/p>

這一權力下放政策也反映了要各地區和地方能自給自足的努力，不僅是在糧食方面自給，而且也要在部分是建立在農村電力的發展這一基礎上的工業化方面達到自給。正在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把受過教育的青年和城市人口以及培養出的新干部遷移到內地和各省的居民點去。僅上海一地從六五年到今天就遷出了大約一百萬人。移民總數，包括最初發動文化革命的學生紅衛兵在內，估計大約有好幾百萬人。

“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總理說，在文化革命期間，農村公社連續取得豐收以及工業得到恢復并在新技術方面取得進步，應歸因于人民的堅強團結和人民忠于毛澤東的教導和領導。這要在新憲法中明確地肯定下來。新憲法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另外還將規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周恩來還說：憲法將保障人民在文化革命期間為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所創造的新形式：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周恩來說，憲法還保障罷工的自由。

幾個月來，千百萬中國人討論了憲法草案，但這個文件對外國人還是保密的。因此，在這篇報道中無法拿它同其他國家的憲法或者被文化革命廢除了的中國舊憲法作比較。

接著談到了總理想要人們清楚地了解的最后一點。外國報紙顯然是錯誤地報道了軍隊的作用，說它統治著黨和政府。周恩來說，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永遠也不會發生；這一點，對那些想要分析領導的組成的人，將會越來越看得清楚。關于他這一說法的具體復雜的根據，將在關于人民解放軍的特點的另一篇文章中詳細談到。

周恩來解釋說，中國的各級革命委員會由群眾組織的代表，領導干部和軍隊的代表組成，在各級革命委員會中，要實現老、中、青的均衡代表性。所有各級革命委員會都是在黨的領導之下而不是在軍隊的領導之下進行工作。這種情況也適用于將來根據新憲法組成的各級政府。

中國總理在我同他進行的所有談話中，同中國政府其他領導人沒有什么不同，也是很謹慎地談到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戰爭。毛主席談話時平靜而又堅定，由于文化革命的勝利和在生產、人民的團結及備戰方面都取得了激蕩人心的勝利，他的整個威望在最近更提高了。這里的觀察家們預計西貢和金邊可能垮臺，看到中國正在加強它的政策以應付新時代的挑戰。同時，尼克松的加強轟炸和加緊破壞以便象他說的那樣部分地撤出美國地面部隊的理論，正在給中國增加新的朋友，以前是在柬埔寨，現在是在老撾。今年中國的外交也有益于別人從美國這個超級大國想統治東南亞的破產當中得出教益。反響可以從拉丁美洲對美國控制的挑戰、美國在西歐、非洲、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影響日益下降當中看到。

我個人的印象是，政治上的穩定和經濟上的發展是中國在國內的主要目標，在對外方面，在和平共處萬隆原則的基礎上重建和擴大國際關系。同時，中國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準備通過給河內和同北越結成聯盟的印度支那各國人民以更多的援助來粉碎美國在亞洲的計劃。

考慮到國內外的形勢，尼克松可能被迫不等到一九七二年的總統選舉就設法同北京進行認真的談判，這種談判將不一定只局限于臺灣問題了。

（節譯自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意大利《時代》周刊）

—— 選自《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訪華文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71年7月第一版，第60—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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