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文革研究”舉步維難？
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王海光寫了一篇《尋找“文革”歷史的真相》的文章。
文章講：“ '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無疑是當代中國史上最重要的一段。”但是又說：“尋找'文革’歷史的真相，比研究其他歷史更加困難”。“ '文革史’ 的研究卻舉步維艱。 在 '宜粗不宜細’的框框下，檔案不能解密，學術研究就開展不起來，嚴肅的史學著作寥寥無幾；不負責任、胡編臆造的'紀實’類作品卻充斥坊間，成為一般讀者了解'文革’內情的重要信息來源。這種現象，令人擔憂。”作者還說：“這不僅因為‘文革’是一段痛史，與現實太近，政治敏感度強，還因為‘文革’中許多會議和事件是沒有記錄的，檔案文獻的記載很不完整，太多事件的內情需要依靠當事人的回憶。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知情人大多不愿談，或不能談。現在，這些知情人都已進入暮年。當代人如果不將自己在這場大變動中的所知所感所思記錄下來，而是聽任謬種流傳，這將是對后人、對歷史極大的不負責任。”
為什么“尋找'文革’歷史的真相，比研究其他歷史更加困難”。“'文革史’的研究舉步維艱？為什么“知情人大多不愿談，或不能談”？因為在沒研究前有人首先定了框框，“文革”是“十年浩劫”。作者文章也說“它既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左傾路線發展到極致的一場禍國殃民的'十年浩劫’，又以全面'左’禍的極端形式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物極必反的起始條件”。難道作者這樣的在沒有深入研究的 “言論”不草率嗎？難道這就是“真象”？這是對后人、對歷史極大的負責任嗎？定性結論既然有了還有研究的必要嗎？
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而在“文革研究”上，有人恰恰相反，先作“結論”，再來號召人們去研究，豈不怪哉！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就是“文革研究”的真正阻礙！有人早己定了“框框”，想研究者還有什么可說呢？即使研究，也難以脫離或者不敢脫離這個“框框”！ 所以，只有來個“不談”。
誰都知道，現中國史無前例的難以治愈的大腐敗；舉世無雙的貧富差距“兩極分化”；新生資產階級的全面崛起，無產階級和人民地位的全面垮塌，只有通過“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形式，才能改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才能在中國重新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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