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體制內外信仰崇尚普世價值論在本年度渲囂一時后暫作沉寂狀態，在廣州亞運前開始前一個月，廣東宣傳主管部門就提出“限負”論，即限制負面新聞出現在媒體，例如各類影響外人觀瞻的事件，災害、交通意外等等。當然，有不良動機者（來自伊朗）試圖在廣州周邊入境實施破壞性舉動被阻止一事，更不能報道?！把昙俺佤~”（用南方系某記者語）的是，南方報業的報紙們雖然“敢于與中X部對著干”（12月20-26日廣州國際汽車展的廠家領導語，在談論是否在南方報系登廣告時），但 “限負”論令他們不得不就范，連涉及政改、普世價值論的東西都只好暫時擱置不上版面。只能在亞運、亞殘運后重復舊觀。前幾天，領導人在央廣談國計民生，很多話題都涉及了，唯獨沒提到政改，讓南方系們大失所望，又覺得節拍亂了。境內自由派和境外的民運人士，開始對北京政局走向指指點點，好像他們為在中國實現普世價值多么無私奉獻，口口聲聲獻出自我，獻出個人身家，不惜窮困潦倒，死而后已。
真是如此嗎？當然不是。以為船過水無痕，歷史就抹去記載嗎？亮晶晶的口號，若沒有金錢為后盾，到頭來不過是一場空成鬧劇，民運人士如此，劉某某08憲章人士亦不例外。
讓我們之看看民運人士如何與臺灣軍情局如何沉瀣一氣，收受大量金錢，并截留落入私人囊中，還未提及他（她）們如何收受美國民主基金會等外國機關資助的金錢及瓜分呢。
“移山專案”，是軍情局與海外民運接觸的開端。從早期的“移山專案”到中期的“文正專案”，及至后期的“昆侖專案”、“致廣專案”、“致遠專案”，軍情局與民運人士建立關系，前后歷時廿余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剛好代表了海外民運的興起、轉移、發展與沒落。
1982年11月，大陸留學加拿大公費生王炳章（北京，醫學專業）在美國紐約發起“中國之春”運動，鼓吹“政改”初試啼聲。臺灣軍情局即派員與王直接聯系，王也派其手下寧嘉晨去臺洽商合作。大陸民運成了軍情局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主軸。
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工作契機，就是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策略后，臺灣也宣布開放大陸旅游探親。當時的軍情局長殷宗文把握時機，迅即采取了有效辦法，在組織布建和情報搜集方面，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
臺灣軍情局經國安局核定后，決定以“中華民國”政府名義與“中國之春”秘密合作。1983年軍情局派處長翁衍慶上校，（翁衍慶后晉升至中將，并于副局長任內退休），化名“翁遠書”，赴美擔任聯系指導，對內聯務是軍情局駐美東工作組長，對外職稱是美國“君平公司”負責人。
從82年到84年，是軍情局與民運合作的第一階段，主要接觸對象是王炳章等人。軍情局每年提供五十萬美元活動經費，匯給王虛設的美國“貫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給王個人。這個階段的專案代號稱為“移山專案”，取意自中國成語“愚公移山”，軍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運之力，撼動中國內部民主，實行和平演變。
86年到89年，是軍情局與民運合作的第二階段。
1984年10月，發生槍擊“江南案”，陳啟禮、吳敦、張安樂三人在美槍殺作家美籍華人江南（因出書《蔣經國傳》而惹禍）。美國政府震怒，軍情局駐美情報員奉命撤離。當時派駐在美國的工作人員為應付變局，與海外民運組織的合作事宜，經國安會秘書長汪道淵、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安全局局長汪敬熙、軍情局長盧光義等人商議，并報奉蔣經國核定。自一九八五年（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起轉由文工會接辦，實際工作仍由軍情局策劃。原負責聯系的翁衍慶上校表面借調文工會，但仍具軍職身份，由軍情局督導工作。
1986年5月，美國聯邦調查局（ＦＢＩ）約談翁衍慶，明確指其為軍情局駐美代表，希望翁能與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諾，被迫于兩周后返臺。 翁衍慶返臺后，王炳章趁機坐大，反有意在臺灣組政黨，由于還處戒嚴時期，不能組黨，軍情局停止與王合作，切斷經費資助，并運作組織“民聯”，阻止王的發展。
1988年初，“民聯”召開“三大”，王炳章依章程不得連任主席，由胡平擔任，但王仍抓權不放，并排擠架空胡平，導致內部重大分裂，軍情局停止經援。王之后更擅自提領捐款遭開除，到外自組“中國民主黨”，海外民運組織開始產生質量上重大變化。軍情局為了因應大陸民運，主動與胡平建立直接聯系管道，以開展大陸民運工作為目標。八月，胡平派林樵清去臺與軍情局商議，軍情局又恢復已停止一年的經費援助。
從1989年1993二年，是軍情局與民運合作的第三階段。
1989年夏，大陸發生動蕩后，軍情局主動與胡平建立“策聯”，在大陸積極活動。期間，大陸逮捕十個臺灣間諜，包括上海的邱麟、寧夏的高曉詩等人。這些人將動亂情況告知軍情局，均遭判八到十年的重刑。
1991年六月，于大海當選“中國民聯”的“六大”主席，并兼任你“中國之春”社長，軍情局順勢停止援助“民聯”組織，改援“中春”雜志?！懊衤摗焙汀懊耜嚒痹?993年元月合并，成立“中國民主聯合陣線”（民聯陣），徐邦泰以權謀手段當選主席，為掌握“中春”的主權及捐款，向美國法院對院負責人提出控告。于大海、胡平、王元泰等人遂另行登記發行“北京之春”雜志。當時的兩“春”斗爭曾蔓延到臺灣，安全局、海工會、陸委會、軍情局等都收到不少請愿信和告密信，政策摩擦不斷，最后軍情局決定不理會國安局的意見，由經援“中春”改為經援“北春”。
從1994年到2000年，則是合作的第四階段。雙方合作已近尾聲。這個階段，大陸很有計劃的切斷海外民運人士與大陸的連絡管道，并且釋放魏京生、王軍濤、王希哲等，這些人到海外，讓民運派系更加復雜。軍情局攪進民運的“戰國時代”。 廣州人王希哲秘密離境，是臺灣與美國有關部門合作“結晶”。王希哲是文*&革期間70年代初廣州“李一哲”街頭大字報三人之一。臺灣情報人員以參加廣交會及經商名義，到廣州幫助王希哲及家人。王希哲在96年服刑期滿出獄后由臺方協助取得一本中國護照，再換上王的頭像，秘交美國駐廣州總領館政治組官員林震鐸（Ted Lying，當時電話8889911轉325），加注簽證，由深圳出境到港。 王到達美國后成立擁戴臺灣的什么三民主義大同盟，可見其感恩之意。
1996年，臺海危機大陸試射飛彈，軍情局任務改以軍事預警情報為重，并大量派遣情報員進入大陸，海外民運人士的角色，愈來愈邊緣化，終至沒落。
民進黨執政后，軍情局大幅刪減民運經費，僅存極少數的個案合作，陳水扁親自經手就有一案，但他從中克扣后交給兒子陳致中。臺灣賬戶光是支援籌辦民運雜七雜八的基金會、研討會、研究中心，不明不白就耗費了三、四十萬美金，還弄成尾大不掉局面。算算這些年，軍情局對海外民運工作的投資，實際估計早已超過五百萬美金以上。這些錢并不可惜，只是花了十幾年功夫，肥了個人卻砸了軍情局招牌。
民國2001年2月，在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到低點，并大砍援助經費之際，大陸開始動手逮捕民運人士，發生李少民與高瞻事件。
面對大陸的臺諜指控，李少民與高瞻均極力否認，僅承認接受臺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經費贊助，單純從事與兩岸有關的研究活動，軍情局則保持緘默。李少民和高瞻在2000年秋季被大陸識穿揭發，高瞻當時并不知情，還繼續為李少民提供大陸對臺政策和其他正經及社會方面的情報。高瞻在整個案情中，一直扮演著中間人角色。大陸認為高瞻是受命于李少民，再由李少民將情報交給臺灣有關人士。至于交給李、高兩人秘密情報的曲煒，任職大陸的全國臺聯會，宣傳部副部長，在1990年隨團訪問臺灣時曾離隊失蹤，傳聞與臺灣情報部門接頭，并收受10萬元臺幣見面禮，引起有關部門注意，2001年初，曲煒將中共國臺辦新任副主任周明偉一份內部講話交給高瞻時，被發現遭到拘捕。周明偉（原上海市外辦主任）之后就失意官場。
李少民與高瞻案，引起美國高度關注，包括總統與國務卿，都公開對大陸喊話放人。
事實則是，李少民曾與軍情局“接觸”，高瞻則不曾與情報員碰過頭。
李少民與軍情局接觸的時間極早，介聘人是“中國之春”雜志社長王炳章。1989年六月后，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飛到泰國曼谷，與軍情局情報員曹ＸＸ見面。
大陸是在2000年底盯上全案，2001年2月11日，赴大陸探親的高瞻，從北京返美時遭逮捕，有美國公民身分的李少民，則在2月25日由香港進入大陸時遭拘禁。
李案的發展是，曲煒遭以間諜罪判刑十三年，高瞻遭大陸以間諜罪判刑十年，隨即獲準保外就醫，驅逐離境。李少民、高瞻被大陸監禁約五個多月，均于當年七月獲釋返美。 由于民運人士均居海外，軍情局與民運長年合作，鮮少傳出“失事”，李少民案，堪稱是頭一回。隨后，則有王炳章遭大陸逮捕案。
與軍情局合作過的海外民運人士王炳章，2002年7月遭大陸監視，同年十二月正式逮捕。臺灣情報界不少人認為，王炳章是在越南邊境遭人綁架抓走的。 2003年2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審，遭大陸以間諜罪判處無期徒刑。 根據大陸公布的刑事判決書，王炳章搜集的情報內容，包括“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戰例選編”等文件。王炳章被捕的過程，相當戲劇化。根據臺灣情治界的說法，大陸的說詞是，王因涉及一件綁架案，人在廣西邊境的一座小廟躲藏，被人發現，意外遭捕，唯軍情局沒人相信，并認為是大陸掌握王的行蹤，直接派人到越南邊境綁架到廣西的，綁到中國境內，大陸國安單位順理成章地抓人。大陸西方從未予以置評。但有說法王被關在廣東韶關監獄。
1998年1月，王炳章曾用化名“樓開文”，自廣東珠海潛入大陸活動，并安全出境。他自以為得計可見再施。王炳章于失事前，曾托人帶信到臺灣，要求軍情局或國安局資助情報經費。不過，軍情局對大陸情報工作，已調整為預警情報優先，對所謂“兵運”或“恐怖活動”，興趣不大。
王炳章說“中國之春”需要的錢，經國先生全都給了。但臺灣前軍情局高官龐家俊在其回憶錄《情報札記》卻說：“我想了解的是：經國先生給了什么錢？誰拿了錢？錢又到哪里去了？王炳章甚至發表曲解偏激的談話，把臺灣的繁榮指為早年大陸撤退運來的黃金所致。其實，對“中春”的經援，表面上是打著國民黨的旗號，內里是來自軍情局，和他街頭的是翁衍慶，他欺騙你，你找他算賬去！王炳章在美國擁有產業，翁衍慶也有房子，大家門當戶對，都是受益者嘛！”
眾人宜認清一個事實，即“民運人士”大多數自覺不自覺都淪為國際及臺灣的政治工具或棋子，靠外國納稅人和臺灣納稅人的錢短期或長期糊口度日。臺灣軍情局曾盜用毛澤東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大陸變天的所謂“愿景”，可惜涓滴未形成巨流，民運人士的雞鳴狗盜已落后于當今大勢，無法卓然成型。普世價值之所以在某些階層吃香，乃有些人聽到西方民主始祖什么好口號，就抓進中國菜籃子里當做好菜了。歷史更不可能倒扳時鐘，不管當年什么胡某某趙某某，什么柴某吾爾某某，還是任何潛在的中式戈爾巴喬夫，都無法讓中國成為普世價值俱樂部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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