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體制問題和哲學問題
最近發現了與我有不同意見的文章，是件好事，能引起同志們思考討論，追本朔源，有助于提高。只要出于善意、探討，有爭論未必壞事，我看左派里沒有人要整人，或者要爭領袖，吃飽了撐的？講這些話的人境界很低，一講不同意見，就是存心不良，就是要搞分裂，就是要爭領袖，那誰還敢講不同意見？再說了，領袖在哪兒？誰封的？誰選的？就算是有領袖，談談不同意見，有啥不可以？都老虎屁股摸不得，家長制，一言堂，怎么行？對也是對，錯也是對，真理還怎么誕生？我看左派里批評我的沒有壞人，至多是文化個性問題，所以，我歡迎大家批評，因為利于我成長。
對于我的不同意見，主要兩個問題，一個是關于體制問題，一個是關于哲學問題。
關于體制問題，考慮的還不細，我是大致這樣考慮的，全民公有制肯定是雷打不動的，因為這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顛覆不得。但我總是希望把全民公有制具體可感化，人們的覺悟與境界，與毛時代的一大二公是否能高度吻合？是不是顯得太抽象？是不是利于發揮所有勞動者的積極性？如果不給私心留有絲毫余地，會不會再次出現出工不出力的虛假勞動狀態？除了涉及到國家命脈的，由國家直接代替人民管控外，直接生產物質需求的，可不可以通過集體所有制的完善，讓有能力的，貢獻大的，多付出的，適當多得一些？在斗私批修的思想改造過程中，再逐步徹底實現絕對意義上的全公？問題的根本，還是要看人民是否真正有權，人民沒實權，就只能還是被宰的羔羊。所謂公有制，絕不等于把人民的一切應有全部剝奪掉，把人民所有徹底抽象化，由國家領導人任意處置，也不等于利用強權，把所有人都簡單變成無產階級，沒有經濟民主的公有制，很容易演變為國家領導人所有。主席早就認為，只有動天下人的心，才是最重要的。能動天下人之心的，只有真理。認識以往時代的局限，也是尋找真理的一個途徑。現在的情況與主席時代有所不同，主席時代是剛奪取無產階級政權，百廢待興，千瘡百孔，為鞏固新政，必須搞中央集權，必須搞一大二公，必須搞絕對性質的全民所有，國家所有，全國統籌兼顧，全部計劃經濟，這是時代的需要，也是時代的局限。有誰敢斷定，主席如果不過世，會一如既往，絲毫不做所有制方面的具體調整呢？
這是需要同志們共同探索的，不是我的成熟意見，不帶有定論性質。
關于哲學問題，我是這樣想的，對立統一規律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基礎性理論，不能顛覆的，但要防止將其機械化、教條化、庸俗化，凡事一刀兩半、簡單一分為二，是要出問題的，本身就是沒弄懂對立統一規律的本質內涵，是反對立統一規律的，因為對立統一規律本身就已經滲透了辯證法，不是搞辯證的一分為二，而是搞機械教條的一分為二，就一定要出問題。再，哲學既應有世界觀的意義，也應有方法論的意義，就方法論層面而言，多開拓一些認識事物的方法，對于豐富發展人類現有哲學理論，對于人們更準確全面認識世界萬物，是有好處的。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可不可以豐富方法論？完全可以，本身就具有方法論性質。但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機械運用，都必須滲透辯證法。還有，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我以為是陰陽雙刃劍，缺一不可，統一為好，陰陽魚圖示，比對立統一的說教更深邃，更能深化人的悟性與人的認識，主席早期傾向唯心主義，后來傾向唯物主義，再后來是心物辯證主義，而且滲透了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這是我個人對主席的不成熟看法，我以為，主席的哲學理念，更博大、更精深、更靈活、變數更多，因為他綜合滲透了古今中外的多元哲學理念，這個只是我的粗淺認識，還需要深入研究。為什么我說主席超越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不是瞎說的，好象我崇拜毛澤東就故意說他好，不是那么回事，老百姓雖沒啥文化，但凈說具有真理性的大實話，叫做“向人向不了理”，就是說，這個人要是不占在理上，你就是替他說話，也沒用。別的不講，毛澤東專談哲學的《矛盾論》、《實踐論》，列寧、斯大林能講得出來嗎？我看他們講不出來。那已經不是簡單挪用馬恩主義哲學理論，而是輸入了很多新鮮血液，使哲學具有了更加鮮活的活力。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十大關系》，雖然不是專談哲學的，但里面是不是滲透了多元的哲學理念？有沒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有沒有中國的古典哲學？有沒有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他的認識論是不是已經超越了馬克思恩格斯？我看是超越了的，發展了的。我講毛澤東的任何好話，都不是空穴來風，都是因為我們的超拔領袖做到了那一步。唯物主義，唯心主義，誰更重要？我看要因情況而異，對詩人而言，心比物更重要，對盲人而言，心里想的比眼睛看的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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