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飛：反思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發展理論

反思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發展理論

曾飛

　　還是那句老話，一個不會反思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注定要滅亡的民族。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經久不衰，就在于能夠通過反思不斷變易，改善自己的文化，自主把握自己的前途。

　　鄧小平1993年跟鄧肯談話時，就意識到“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他對此很擔憂，“分配的問題大得很……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大問題……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少。”……初始階段，鄧小平認為只要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就可以防止兩極分化。1993年他與鄧肯談話時明確提出：“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鄧小平曾經告誡過大家：“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邪路了”。（向郢，《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最后的牽掛》）

　　“你對自己怎么評價？”法拉奇很自然地提出了最后一個關鍵的問題。“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鄧小平靜靜地抽了一口煙，然后伸出手來，指著法拉奇手中的采訪本，一字一句地認真地說，“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沒有。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算成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所以我們對毛主席的評價要非常客觀，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過。毛主席的許多好的思想，我們要繼承下來，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 (《“考試”——鄧小平和法拉奇》)

　　包括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在反思，都必須為人民而反思。不這樣，他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有過錯不可怕，可怕的是往死路上堅持到底不動搖，文過飾非，詭計多端，瞞天過海，而最終為自己的私利而葬喪整個民族。因而，在“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邪路了”的困境之下，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必須徹底擺脫對圣人的盲目跟隨，用自己的腦子獨立思考，在現實與實踐的經驗與教訓中進行反思，弄清楚理論和政策上的哪些失誤“導致兩極分化”，并加以糾正，以便走上中國發展的正確道路。為此，我們必須有勇氣反思鄧小平的發展理論。

　　對此。網友“未來”評論說：“今天的中國社會，問題、危機重重。按照鄧的觀點，應該是不折不扣地走上邪路了。資本的泛濫和加劇，正在愈來愈猛烈地消耗摧毀著我們這個民族的元氣。怎么樣讓古老而優秀的中華文明延續下去，代代相傳，是每一個中國人義不容辭的使命。也是我們能否緊密團結的根本所在。從這個意義上反思改革的失誤和糾正之法，反思我們每個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追求以及在歷史長河中所應當擔當起的角色，就會少一些迷茫！”

　　鄧小平對于中國的發展道路，公開發表的關鍵性論述有：

　　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只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鄧小平《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1980年5月5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4頁 ）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鄧小平《政治上發展民主，經濟上實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指出：“說到最后，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這一思想到后來被他歸納為“發展才是硬道理”。(2007年02月人民網：《鄧小平十大經典語錄：“發展才是硬道理”》)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發表重要談話，提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人民網，《1992年1月18日鄧小平南巡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 ）

　　一語蔽之：與“發展才是硬道理”相對的自然是階級斗爭就是軟道理，或者沒道理。

　　鄧小平的發展理論首先把“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作為“壓倒一切的標準”。這個標準就已經刻意模糊了生產力靠什么得到發展，人民收入靠什么增加的馬克思的階級觀點：“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共產黨宣言》）。然而經驗教訓已經表明，并且還會進一步表明這樣的階級觀點是不可以回避的。至少，在目前美國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肯定比中國高，國民的收入水平肯定比中國高。依照“壓倒一切的標準”，美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肯定要比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更加正確，也更加“符合”社會主義。但鄧小平并不認為美國實行了“社會主義經濟政策”，也不可能公開這樣認定。這就造成了理論上的自相矛盾。也就是導致了理論上的悖論。

　　有關的報道說：1978年9月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北方談話”。他從唯物史觀的高度指出：“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從執政的高度指出：“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么優越性？（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他強調：“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多年還這么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么？”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無疑是正確的。但反過來講富裕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目前美國很富裕，但它肯定不是社會主義。原因很簡單，少數人依靠壟斷資本盤剝絕大多數勞動者（包括體力與腦力的所有勞動者，包括科技工作者）而形成富裕只能是資本主義。如果中國人民近百年的浴血奮戰為的只是這樣的少數人的富裕與“盛世”，那何必當初？中國古代唐、宋、清三代的“盛世”，少數人的富裕都位居世界第一，甚至整個社會的ＧＤＰ都世界第一；依此邏輯，我們搞復古，搞封建官僚制復辟就可以了，何必到處尋找什么“黑貓白貓”，搞什么“摸著石頭過河”，在一片迷霧中瞎摸？清官好皇帝的豐功偉績，封建官僚制不就是現成的好貓，現成的過河之船嗎？然而中國過去的每次“盛世”之后的都是民族的災難與屈辱，甚至陷入亂世。人們不會無知到連這一點不不懂。讓那帝王將相之類的人類精英“真想再活五百年”，享盡人間的富貴與榮華，那么代價就是勞動大眾的犧牲與少活五百年。圣人厲以寧早就無恥地宣稱過了：“4.1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犧牲“4.1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換來“少數人的享樂”的秘密現在連掩飾都不必了。羽翼日益豐滿的中國官僚資產階級已經有了充分的自信，他們不怕老百姓怎么樣——內有“實力”，外有美國的航空母艦與高科技。

　　在經濟建設和階級斗爭的兩端之間，任何借口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而只講經濟建設不講階級斗爭的路線，都不符合中華文明賴以常青的中道哲學，也不符合馬克思的根本原理。經濟建設和階級斗爭兩端的何種組合結構能夠適合具體歷史時期的實際，而獲得國家經濟的順利發展，達到民族興旺、強大的目的，完全取決于當時的具體情況。這才是實事求是的判斷。沒有絕對的以階級斗爭為中心，也沒有絕對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不許任何的“干擾”與“沖擊”。即使是在中國人民被迫全民抗日的以國際的階級斗爭為中心的特殊時期，延安也依然有大生產運動的經濟建設“干擾”與“沖擊”。中國傳統哲學云：“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原本就是至理。

　　僅僅把“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作為“壓倒一切的標準”必然無視兩個關系到階級的根本性問題：只顧收入增加而不問絕大多數人是否遭受少數人的剝削而兩極分化，愈發貧窮；只顧生產力發展，而不顧用什么樣的代價來發展生產力，甚至犧牲一代中國人也在所不惜，包括濫用轉基因技術來讓少數人發財致富而不顧民族滅絕的危險。這些理論漏洞早就已經演變成了不幸的現實：聽任絕大多數人遭受少數人的剝削而造成貧富懸殊，中國的絕大部分財富已經無可置疑地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中；聽任以中國資源的過度消耗，環境的嚴重污染，一代中國弱勢群體的被犧牲為代價而發展生產力。按照鄧小平的說法，這肯定是“失敗”和“走上邪路了”。

　　這也就是說，鄧小平有嚴重漏洞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論已經造成了鄧小平最不希望發生的“失敗”和“走上邪路”。

　　鄧小平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發展理論的根本缺陷就是刻意模糊階級觀點。

　　《共產黨宣言》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一廂情愿地避開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的。無產者不對官僚資產者進行階級斗爭，就無法解放自己。官僚資產者正在聯合成階級對無產者進行階級斗爭，力圖把無產者變成奴隸。無產者也就不得不聯合成階級對官僚資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以取得社會生產力，徹底解放自己和絕大多數人。

　　筆者在《鄧小平的反思與反思鄧小平的先富理論》一文中已經指出：一個關鍵的理論問題是關于“富起來”之“富”，嚴重混淆了作為個人消費的“財富”和作為資本的“財富”兩種不同的概念。“改革開放之初普天之下都是無產階級，大學畢業在哪里工作轉正以后每月都拿53元”的說法就已經陷入這種混淆概念的泥潭里了。“無產階級”的所謂“無產”根本性的界定是沒有掌握生產資料，也就是不擁有作為資本的“財富”，而不是少擁有作為個人消費的“財富”。因此，在今天，無論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再高，他也不會變成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也不會因此而消失。資產階級之所以是資產階級，根本不在于他個人擁有較多個人消費的“財富”，而在于他擁有很多作為資本的“財富”，并且用這些財富作為資本來剝奪勞動的剩余價值而進一步增加財富。其間當然包含著剝削的因素。因而在“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政策必然鼓勵了私人資本的財富積累，私人資本以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的，其發展必然以其他人、其他地區的貧窮化為代價，要之本變成天使，而自覺地“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并不符合經濟規律。

　　無產者避開階級斗爭的結果就是聽任極少數的“先富者”順利地形成新的官僚資產階級——這些壟斷性的巨富只可能是手中把握著權力的一些官僚及其團伙，他們這些極少數人才有可能掌握中國的絕大部分財富——作為盤剝他人的資本的財富。這就是兩極分化的現實，兩極分化必然是新的階級分化。階級斗爭并沒有被避開，只是靜悄悄地展開。想避開階級斗爭而專心致志地發展經濟即使算是善良的愿望，也是一種危害無產者的一種空想。

　　《共產黨宣言》指出：“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首先是一國范圍內的斗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而在中國的當前就是打倒本國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不針對目前階段還具有進步性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不僅僅是改善吏治的反對腐敗。也就是毛澤東所指出的：“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是所有的勞動者聯合成階級去反對產生新官僚資本勢力來殘酷掠奪勞動者的一場階級對階級的經濟集團之間的斗爭。而不是鄧小平的模糊化的“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黨內”。或者時下流行的傳承歷代官僚政治的所謂清官與貪官的斗爭，也就是所謂的反腐敗斗爭——民眾譏笑為大貪反小貪的官場游戲。更不是蘇聯式的轉移兩大經濟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之爭的視線，而故意把宏觀性質的階級斗爭落實到每位一個人頭上，下達百分比指標，用人為地劃分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成份的辦法挑動國民內斗，用微觀化的政治地位之爭掩蓋官僚資本勢力掠奪勞動大眾經濟利益的真正的宏觀性的階級斗爭。同時造成民眾對階級斗爭的厭倦，從而避免勞動者聯合成階級對官僚資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

　　除此之外，還必須反對國際上的壟斷資產階級。本國的官僚資產階級必然要依附于國際上的壟斷資產階級而制造兩種兩極分化：國內的兩極分化和國際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兩極分化，而給無產者造成深重的災難。

　　《戰后發展理論的演變》一文早就指出：“依附論的理論先驅者巴蘭指出，任何一個國家潛在的經濟剩余都是十分巨大的，因而并不存在一國依靠自力更生發展經濟的障礙。然而，第三世界的剩余產品都被發達國家侵占了，所以才造成了第三世界的經濟停滯，技術原始和社會落后的狀態。弗蘭克沿著這條思路進一步提出了‘依附’的概念。他認為這種依附現象是歷史發展的不平衡和當前世界資本主義的結構所造成的，第三世界被迫接受生產的專業化分工，主要為滿足資本主義國家的需要而生產，從而使自己依附于發達國家。第三世界的上層領導人加入了這種依附體系，他們不去創造本民族的獨立的經濟活動方式，而是甘愿充當買辦。他們的生活方式依賴于中心地區經濟上層的活動，并幫助中心的統治階級將自己國家的剩余產品轉移到國外，因而世界上存在著一條依附的鏈條，由中心城市和衛星地區組成的整個鏈條，從資本主義世界的大都會，延伸到衛星國的農場主或農村的商人，這些人既是當地商業中心的衛星，又有自己的衛星，那就是農民。”中國的買辦們早就宣言“中國不需要發展民族汽車品牌，只需要做好加工業就好”；“中國不必有自己的汽車自主品牌”；“中國還要再作20年襯衫，至少”。（龍永圖名言）以至于主動停止生產中國自有的大飛機運10；斷送著名的中國大豆讓位給美國轉基因大豆；讓出中國的食用油控制權由外國企業控制；讓出百貨供應市場給美國沃爾馬等，自覺充當附庸。

　　《共產黨宣言》指出：“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中國的農民起義軍李自成義軍就逃脫不了這個宿命而走向崩潰。中國獲得民主革命勝利的民眾如果不自覺利用已經獲得的政權去爭得真正的民主——勞動者成為名副其實的社會主人，而聽任自命為“代表人民”的高官“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那么中國的民眾也逃脫不了革命勝利果實被官僚奪取，用來作為建立新官僚資本主義統治的工具的宿命。而鄧小平唯有“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理論的掩蓋階級斗爭的理論傾向，無疑起了麻痹人民大眾的可怕作用。如果鄧小平同志在天之靈有知，就不該繼續以為自己“問心無愧”，而應該感到愧疚。

　　《共產黨宣言》還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明：“政治經濟學在原則上把兩種極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來了。其中一種是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另一種是以剝削別人的勞動為基礎。”無產者必須廢除的不是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而是以剝削別人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我們的發展理論忽視了這一點，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

　　《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無產者只有廢除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企圖在不阻止、不廢除官僚資本的占有方式，而健康地發展并取得社會生產力已經被教訓所否定。我們不能繼續沿著具有嚴重的片面性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發展道路走下去，而走向民族衰敗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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