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四
是瞧不起知識分子
有人說，毛潤之后來仇視知識分子，與他在北大遭白眼的經歷有關，一個小小的圖書館登錄室工友、打工一族（特此更正：與以后書上常說的圖書館助理員有天壤之別。一次他想聽胡大師適之的課，卻因沒有正式學籍進不了大門），整天看著那些趾高氣揚的教授，心里肯定極為不爽；加之他親爺老子給他少年時留下的陰影，讓他更加……心理可能不正常。
在楊昌濟教授家，由于是學生晚輩，與小楊妹妹的關系又有些像今日“倒插媚”的味道，他也只有開門望風、點煙倒茶的份兒。還抱怨北大薪俸過低（每月八塊大洋），教授架子太大（整天見不到個鬼影子），不能充分體現“人人平等”和“按勞付酬”的原則等等。
比較起毛潤之每月八塊大洋，須知那時梁漱溟、聞一多之類的教授每月可是二百八十元大洋喲，相當于現在的一萬二千元人民幣。胡適這樣的人就更了不得！他們住的是公配房、享受的是單位福利（西式磚房，一人一棟。條件優越得無可挑剔，書房、臥室、餐廳、會客室、浴室、儲藏室，電話、熱水全配備，應有盡有。估計還會有講座、出書、扮做主持人、讀者見面會之類的“走穴”）。而毛潤之這樣的北漂型工友一不小心還有可能痛遭教授責斥，如同圖書館代主任張申府后來平反了四處訴苦般：“那是五四時期，毛澤東在我屬下工作，解放之后，掌了權，他到處說‘張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難看’。因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寫一疊圖書卡片。”
就是“一疊圖書卡片”的小事兒么？其實張大教授也別抱怨，還是“靈魂深處鬧革命”的好。不說那時，半個多世紀后的現實不也一樣么？教授的臉色比較難看是有目共睹的，至少在一般打工崽眼里是比較傷感的。憑良心講，現在教授級的人有幾個能看得起粗手大腳的工農（就是皇城根兒的街坊大娘內心里對打工崽、打工妹基本上也是嗤之以鼻的）？他們掌握了話語權呀！否則，不久前因登“百家講壇”名噪一時的、某“德高望重”之教授為何在讀者“見面會”上冷不防讓人煸了一腘掌——據說就是與教授們日益惡劣的“話語權”有關。
歷史時常重演。有意思的是，隨著一聲響徹云霄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張申府教授的工作也很難受了，好在有周恩來親自出面，最后把他弄到北京圖書館作了研究員了事（總算比打工崽好多了）。
從本質來說，毛澤東本人與周相等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一樣，學問棒極了！他們大多是知識分子，而且是大大的知識分子，不是那種水果沙拉軟不拉幾式的小知識分子，他沒有理由鄙夷和拋棄知識分子。
但要說明的是，如同迅翁看待農民小市民般，毛澤東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有恨鐵不成鋼之感，抱怨知識分子一朝得意愛翹尾巴，說了“老粗出人物”、“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甚至于“知識分子是比較沒有出息的，文化低的人總有一天要打敗文化高的人”、“知識越多越反動”（當然是在特定情形、針對特定人物說出的）倒是實話。
不過，這有甚么關系，毛澤東還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樣的話嗎！
話又回來，現在的一些知識分子表現又如何呢？自反右具體實施者——中央整風反右運動領導小組那些人以所謂的政治家魄力把許多不該平反的牛鬼蛇神也都釋放出來，美其名曰：“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而其實是把魔鬼從潘德拉魔瓶里釋放出來，把偉大正義的思想和勞動群眾重新打入了地獄，制訂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錯誤方針政策，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災難。
可那些平了反的右派們呢？“八九動亂”的急先鋒和幕后操縱人恰有他們那批人，如今的所謂“精英”也恰有那些號人，加之那些后三十年靠非法斂財的“一夜暴富”，以及“摘了帽”的原政權上層人物，在新疆和西藏問題上興風作浪，使中國這艘大船急速朝右拐去……真不敢想象當時的政治體制按他們設計的“輪流坐莊”會如何？現在這幫精英派不是已基本掌控了國家很大的權力么，那人民的情況究竟如何了呢？按時一個梁老先生的說法，過去農民和工人是“九天九地”。可現在呢，農民是老幾？不光是農民，現在好多的“領導階級”——下崗工老大甚至還不如多少有些田土的“同盟軍”老弟呢！當然，待到連一丁兒土地都沒有了，“同盟軍”老弟就潰不成軍了，是所謂“風水輪流轉”嗎？
不知為他們平了反、摘了帽，又讓他們發了橫財的人九泉之下如何想？湘下先生想，如果他老人家在天有靈，看到共產黨的現狀，也會很傷感的。（無論如何，他也是打天下的重要一員呵！）
有時呵，中國的知識分子可得多摸摸自個的后腦勺，掂量掂量一番才是。這么高的文化，不要老是把自個“等同于老百姓”來使。
曾與毛澤東和詩聞名一時的柳亞子先生可謂這方面之“典范”，他不僅馬大哈似稱毛澤東為“毛郎”，多少給人以倚老賣老之感，而且自吹自擂：
除卻毛公即柳公，紛紜余子虎龍從；
一代文豪應屬我，千秋歷史定稱翁。
不僅此，柳亞子政治方面也過于自負，官癮不小，不滿郭沫若“亞子先生今屈原”這樣的的贊譽，自噓與毛的關系是“瑜亮同時君與我，幾時煮酒論英雄。”且認為：“我的政治眼光，卻自信是中國第一人，怕毛潤之比不上我，更無論余子碌碌了。”
可“天有不測風云”，當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取得決定性勝利，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從西柏波“進京趕考”，決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柳亞子興沖沖地由香港抵京，準備正正經經與自己的“知己”“共上天入地，把握今朝”時，卻碰了一個軟釘子：因為毛澤東入了北京城，柳亞子去向他要官做，說“留得故人遺句在，北毛南柳兩英雄。”要求毛澤東把頤和園送他，且非總理不干。
“宏偉目標”破產后，他見李任潮和傅宜生這樣曾“積極跟著蔣介石屠殺共產黨”的人”“現在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而他“一直是反對蔣介石，跟著共產黨走的，現在卻讓我來這里坐冷板凳了”。他心里很不平衡，以為毛澤東、周恩來忘了他，因此動不動就發脾氣、發牢騷。
四月七日日記有載：“以后當決心請假一月，不出席任何會議，庶不至由發言而生氣，由生氣而罵人，由罵人而傷身耳！”于是這個決心“于毛公有所獻替”的詩人就干脆大放厥詞：“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不理我，我就跳昆明湖或吊死在益壽堂。” 這里是威脅說我爛命一條，別把我逼急了自殺。又因為動手打人等，引起了周恩來的重視，兩天后，百忙中周恩來特意抽時間宴請了他（地點：頤和園聽鸝館，有興致者可以去參觀參觀），先是希望“柳先生把眼光放遠一些。多多保重身體，今后有的是重要工作要您去做。”然后批評“我們的隊伍是不允許打人的”，未及柳亞子反應，周恩來借事起身，竟拂袖而去——別以為周恩來總是一團和氣！
柳亞子移居頤和園以后，情緒一天比一天低，牢騷一天比一天多，從打門衛、罵哨兵到打管理員，又說要“投湖”“上吊”，可以說他的牢騷是“一浪高過一浪”。后受到周恩來的批評，情緒開始走向平靜，到某天上午他讀到毛澤東的《和詩》，勸告他“牢騷太盛防腸斷”后，他的情緒才轉過來了。下午，在他寫的《次韻》、《疊韻》兩首詩中，有了“未必嚴光憶富江”、“躬耕原不戀吳江”的詩句。
至此，“詩人政治家”柳亞子才算是真正服了“政治家詩人”毛澤東，自此脾氣全消、牢騷不復——正如他發出了“平生兀傲今低首，第一人才毛澤東”般——終于低下了他曾經高昂的頭顱頭腦
首》其一曰是幼稚好笑，堆砌起不堪卒讀的政治詞藻和馬屁頌來。！盡管這時又發生了他一廂情愿地寫信向毛澤東建議：設立國史館，修撰明史、中華民國史，安頓碧云寺孫中山衣冠冢留守人員……被毛澤東回信“潑冷水”；自薦到江蘇老家任省長，要求聘用私人秘書……毛澤東都沒有答應的這樣“不痛快”的事，但此時的他也計較不上了。無可奈何之下，除了私下嘆息“旭日中天防食昃，忠言逆耳費思量”，“英雄慣作欺人語，未必牢騷便斷腸……”外，再沒別的事兒了！
因此，對于有人說毛澤東后來看不起知識分子是與其早年蹇頓有關，繼而心理不太正常……，湘下先生表示存疑：毛澤東是那般雞腸小肚之人么？
即便如此，湘下先生也以為，這些，絕非是事物的本質，表象下的實質是毛澤東看不慣中國老式知識分子的做派和對“人人平等”的向往！否則，是小覷了毛澤東這個人。
湘下想說是，毛澤東的確是瞧不起一些文人和知識分子，更瞧不起他們的做派。
這，并不奇怪。柳亞子先生便是榜樣嘛！因為連湘下先生的一位女同學得悉了亞子先生的“英雄事跡”后，都不禁大搖其頭：“真有這么令人討厭的人么，好蠢呦！”
但事情絕非這般簡單。
續看之五：《瞧不起知識分子的原因終究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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