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FT網站即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看到了 張維迎 教授的一篇談話，感到震驚，張維迎是全國著名的經濟學者，但在這篇談話中，張的思想是如此的混亂不清，這篇談話是如此輕易的公開拿出來發表，而作為頗有影響的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站，也不加最起碼的鑒別和提醒，就讓這篇荒謬的談話，公開的與讀者見面，這使筆者唏噓不已，并且如梗在喉，非寫此文，欲罷不能。
張維迎是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這篇談話的題目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下一步》，如若張的談話題目不是如此重大，筆者也不會去關注這篇文章。
為便于讀者鑒別，筆者不得不大段引述張的談話內容。
張的《中國市場化改革的下一步》的談話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題目是《市場道路的基礎》。張說：
“首先，我想談一下市場道路的基礎。我自己慢慢認識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我們看到，人類其實有史以來都在追求幸福。不同人對幸福的定義是不一樣的，有的人覺得有錢幸福，有的人覺得有權幸福，有的人覺得自得其樂就是幸福。但我們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來講有兩類，一是通過讓別人不幸福而獲得幸福，這包括偷盜、搶劫，計劃經濟也屬于此，不過最主要一種方式的是戰爭，使民眾不幸福而讓自己幸福。另外一種方式，我的理解是，通過讓別人幸福而使自己獲得幸福：你要先為別人創造價值，然后你才可以獲得成功。前面一個是科學的邏輯，后面這個可以叫做市場的邏輯。
市場的邏輯和科學的邏輯應該是完全對立的，這不需要我多講。亞當•斯密講的道理，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意思。我想換一個角度：你要讓自己獲得幸福，首先要讓別人獲得幸福，這是一個邏輯，也可以變成一種道德。什么樣的道德？任何使別人不幸福而你自己幸福的事情，都是不道德的。例如，做企業，客戶不滿意、不舒服，你一般也不會舒服。當老板，員工不舒服，你也不會舒服。”
“我還在思考一個問題。市場運作有一個前提，就是自有、私有財產的權利。自有、私有和產權，非常重要。在現代社會，只有一個機構可以以合法的方式通過讓給別人不幸福而讓自己幸福，那就是政府。政府強制征收稅收。在社會中，政府征稅，它干什么用，是否給你創造價值？你并沒有看到。”
張試圖探討市場道路的基礎，并且認識到這是一個深刻的文化價值問題，就此而言，張的思想境界廣闊了，比國內許多經濟學者就市場談市場，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更上了一層樓。
張把人的幸福目標和實現途徑作為首要的概念提了出來，但是張列舉的幸福卻是非常表面的，他所謂的錢、權、自得其樂的幸福，缺少一種最基本的概念抽象，一般而言幸福分為兩種，一種是人欲的滿足，一種是崇高精神的滿足。
張對實現幸福途徑的分析，則尤為荒謬，他說計劃經濟和戰爭都是讓別人不幸福而使自己獲得幸福，這真是一個天下奇聞，計劃經濟怎么能夠等同于讓別人不幸福？這種沒有一點常識基礎的、沒有一點邏輯思維的、沒有一點概念區分的、主觀偏見和情緒的臆斷，不值得筆者在此展文批駁。戰爭有正義的和非正義的，籠統的把戰爭也等同于讓民眾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也是莫名其妙，請問農民起義戰爭、民族獨立戰爭、保家衛國戰爭，是讓民眾不幸福嗎？
緊接著又是荒謬不堪，張把使民眾不幸福而使自己獲得幸福，稱之為科學的邏輯，與之相反的稱之為市場邏輯，可能張想說明幸福是一種物質化的蛋糕分配，對方多了我就少了，剝奪了對方，自己就多占有了，故而是一種因果的邏輯關系，于是張不管眾輿，忘記了褒貶，把自己要貶的東西，卻歪打正著褒名為科學的邏輯，可想而知，在今日的世風下，科學邏輯這個崇高的稱謂輕易就被人強奸了。這是不是有點像指鹿為馬，但不同的是趙高是奸詐，而張是不明不清。
以上稍作評析，可見張的思辨能力火候還很欠缺，但他在最深處思辨領域的表現欲卻很強，嚴重的問題由此而產生，這似乎有一點悲劇。
張認為市場的邏輯和科學的邏輯是完全對立的，他認為這是不用解釋，毋庸置疑的，張又犯了一個十分低級的錯誤，任何事物都不存在完全的對立。緊接著張又把這個低級的錯誤強加于斯密的頭上，后面我將具體展開斯密的思想給予反駁和澄清。
張把使別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稱之為不道德，反之反思，也就是說科學的邏輯是不道德的，市場的邏輯是道德的，研究科學的人看到這種不倫不類的思想真是無話可說了。
張意猶未盡，把政府也看作是讓別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的不道德的機構，各國政府不知何言以對，張仿佛是看穿皇帝新衣的小孩，童言無忌，但是孩童豈能讀懂“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將是存在的”，事物在矛盾中存在發展的道理呢。
現在，筆者轉入文章的主題。
張的思想無疑受到了亞當斯密的影響。但他對斯密的認識是混亂的，是沒有邏輯的，更是沒有辯證法的思維方式把握到本質，于是犯了“毋臆,毋必,毋固,毋我”的嚴重錯誤。
斯密的《國富論》是資本主義的圣經，這有兩層意思，第一是斯密比較本質性的和全面的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第二是斯密論證了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人性基礎。如若沒有第二點，第一點就沒有根基，第一點的所謂自然性、客觀性、永恒性也就無從談起。因此，斯密將第二點的論證看作是更高級別的思想價值，是斯密經濟思想的深刻依據。第二點的思想著作就是《道德情操論》。
任何一種經濟制度以及伴隨著的經濟理念，必須依附于一種文化價值觀，而判斷這種文化價值觀的合理性的程度，就是分析這種文化價值觀是否符合人性，這也就是中國古代“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深層含義。因此，經濟學最終必須也必須研究人性的問題，即道德問題，這是不可回避難以逃脫的，為什么叫古典政治經濟學而不叫古典經濟學，因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必須論證資本主義經濟學社會政治意義上的合理性，因此少不了“政治”兩個字，而因為這種社會政治價值屬性的論證已經歷史性的完成，后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就可以不再重點關注經濟學的政治道德研究，因此政治兩個字也可以省略。當然否定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是例外，比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首要的價值就是政治價值。
斯密的道德思想很簡單，引述《道德情操論》開篇的最前面的話，可以窺視斯密道德思想的根本核心。斯密說：
“同情是人的天性。在人的天性中總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東西。無論一個人在我們眼中是如何自私，他總是會對別人的命運感興趣，會去關心別人的幸福；雖然他什么也得不到，只是為別人感到高興。當我們親眼目睹或是設身處地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時，我們的心中就會產生同情或憐憫。我們常常為別人的痛苦而痛苦，這是無須證明的事實。像人性中所有與生俱來的感情一樣，這種情感決不是專屬 于良善 君子，盡管他們可能對此最為敏感。即使一個無賴罪大惡極，無視一切社會規范，他也不會完全喪失同情心。”
如若不解讀當時的歷史背景，就不容易理解斯密這個核心思想的語意。
我們說《國富論》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圣經”，反過來說在《國富論》發表之前，還沒有一部經濟學著作能夠全面合理性的解釋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因此，斯密對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經濟學文化價值的開創有著頭等的貢獻。斯密的這種開創也意味著對社會其它經濟思想文化價值的否定。這些文化是什么呢？其中主要的，就是資本主義的重商主義文化，重商主義文化的重要政治基礎，就是歐洲大陸封建國家的王權專制政治。
首先來說明斯密經濟思想的主要觀點。《國富論》顧名思義就是研究一個國家如何富裕，一國的財富如何更快的增長（反面來說是思考一國經濟為何停滯不前，比如中國），斯密認為如果社會能夠保障個人的財富，那么一國的人民就有最大的動力去創造財富，而保障財富私有制的實現程度是取決于國家給予個人的政治經濟自由程度，因此，國家保障個人的自由和政治權利，也即給予私人經濟充分的自由，盡可能少的干預私人經濟活動，那么整個社會就具有發展經濟的最大動力。
那么，每個人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是不是與社會利益發生對立和矛盾呢?斯密的重大貢獻就是用市場經濟學規律，精辟的分析和解釋了：當每個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時，也會實現社會全體利益的增進，即所謂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的經濟規律的作用，也即價值規律的作用。價值規律帶來了市場的競爭，而市場競爭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同時只有在自由競爭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價值規律才能得以充分的發揮作用。因此概括言之，斯密的經濟思想就是社會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而經濟自由主義得以實現的前提，是公民政治權利的平等和自由，因此，斯密的自由經濟主張又推導出資產階級政治民主的權利要求。
那么，斯密經濟思想的創建是對什么經濟思想的否定呢？
應該說是對兩種經濟思想的否定。
第一種是對排斥商品經濟的自然經濟思想的否定，比如中世紀的封建領主經濟，但這種被否定對象在當時已經成為歷史了，幾乎已經不存在了，只是當時的中國等歐洲以外的國家還廣泛的處于自然經濟社會狀態。
第二種是對當時歐洲大陸國家資本主義重商主義經濟思想的否定。重商主義是歐洲歷史從封建貴族王權國家向現代民主國家過渡的一個必然產物。歐洲封建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個漸變的過程，這個過程也表現為封建政治特權對市場經濟的強權專橫管制（比如專賣權等經濟壟斷）由興到盛到弱到衰。重商主義就是這個過程的一種主要經濟現象。
重商主義的經濟特征，是國家權利對社會經濟的干預，這種干預類似于今天的宏觀經濟調控（但是權利基礎不一樣），最后的著眼點也是貨幣，但當時是金本位制，在金本位之下進行貨幣宏觀調控必須具有一定規模的黃金數量，否則宏觀管理就成為無米之炊，也因為如此，當時各國的統治者都崇拜黃金，把黃金視作最重要的財富，而要使一國黃金數量的增加，一個主要途徑是通過對外貿易的順差來實現，由此，各國競相獎勵出口，抑制進口，由此稱之為重商主義政策。重商主義的政治基礎是封建政治的專制特權。
重商主義片面的追求黃金貨幣，由此片面的刺激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和出口競爭，但是事物往往會顧此失彼，這種主觀偏頗的經濟政策造成對農業經濟的傷害，法國是歐洲的最主要的農業大國，對重商主義進行批判的重農主義學派，也正是產生于法國。
重商主義最不符合社會公道的、最不得人心的，就是不顧一國的經濟平衡，抓住一點不及其余，厚此薄彼，而且利用政治強權一意孤行，重農主義針鋒相對，主張一種自然秩序的經濟學說，認為社會經濟和自然界物質世界一樣，有它自身的秩序和規律，社會各部分的經濟應該平衡協調發展，人類應該認識和遵循社會經濟的自然秩序，但社會中的人們又獨立于社會經濟的自然秩序，人們可以接受這種自然秩序，也可以違背它，來建立自己的人為秩序，社會經濟疾病的產生就是因為社會的人為秩序違背了社會經濟的自然秩序。重農主義把社會經濟看作一個有機體，而這個有機體得以健康的最基本的條件，是社會的個人享有自由平等和私有財產的天賦權利，因此，重農主義本質上是用經濟自由主義反對重商主義不公正的濫用經濟特權。
亞當斯密原本學習哲學，《道德情操論》就是一部哲學意義上的倫理學著作，后來，斯密到歐洲大陸去旅行，接觸了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和重農學派代表人物魁奈爾和杜爾閣，正是通過這種接觸，促使斯密寫作《國富論》一書，斯密對重農主義學派充滿敬意，從上面論述來看，斯密的經濟思想和重農主義是相承的。可以說，斯密在吸取重農主義經濟自然秩序和經濟自由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上，通過對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系統的詳盡解剖，實現了重農主義的理想，即客觀自然的描述了資本主義商品社會的生產和分配方式，構建了資本主義經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這個經濟思想體系的誕生，給予了資本主義重商主義文化致命的一擊。
那么《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是怎樣一種關系呢？在歐洲歷史上，曾有“斯密悖論”的長期爭論，認為斯密的這兩本代表作是相互沖撞的。在首版《國富論》上曾標有“《道德情操論》的作者”的字樣，這在刻意說明兩本書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
在本文的前面，筆者引述了《道德情操論》中的開頭語言，這段文字表達了斯密的道德核心價值的認識論，即“同情心”，這種“同情心”其實和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推己及人是一個意思。伏爾泰對孔子的崇拜可能深刻的影響了斯密。
這種“同情心”的哲學文化，其實就是《國富論》經濟思想的最根本的精神基礎。
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嘗試換一個角度，《國富論》的經濟倫理出發點是個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時，也客觀的實現了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說，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支持了個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道德合法性，俗話說“同甘共苦”，“同苦”是顯而易見的同情心，而“同甘”其實是同情心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由此，《國富論》立足于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同甘”的倫理道德基礎，因此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斯密費盡筆墨，論證“同情心”是人的自有本性，其實也恰恰是為《國富論》中表述市場經濟中人性體現出來的自利和他利的統一，提供深層和永恒性的證明。
因此，可以說《道德情操論》一書為斯密的經濟思想建立了哲學文化基礎，使斯密的經濟思想獲得了倫理道德的價值論證。
筆者用了較大的篇幅說明了斯密“同情心”價值觀的語境，由之解釋了斯密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一致的市場經濟價值觀的道德依據， 張維迎 先生說的“市場邏輯”道德觀，恐怕就是指的這種價值觀，張維迎說的“科學邏輯”價值觀的非道德性，恐怕就是指的重商主義特權的不公正的經濟行為。但是，張維迎概念的表述很不準確，思想混亂，而且還十分輕率的將這種混亂推給亞當斯密。
張維迎在該談話中的錯誤還有不少，而且是重大的錯誤，因為這和他談論問題的重大性成正比。張維迎的談話是現場演講，出現疏漏可以理解，但不加推敲和改正就不負責任的拿出來發表，則是不能讓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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