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經歷——紅衛兵的崛起

               我   的   文   革   經   歷　　

                        ——紅衛兵的崛起　　

 　1966年8月1日　，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開幕。　　

 同一天，毛澤東給反對工作組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一封信，贊揚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這信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印發了，社會上迅速傳布開了。大、中學校紅衛兵組織，立刻風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來。　　

這個消息也很快傳到了我校，引起了熱烈議論。8月下旬，以對一張大字報的態度為分水嶺，成立了兩派紅衛兵組織。　　

這張大字報是寫給校黨委書記的，題目是說他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在大字報上簽名的師生成立了造反大軍組織，而沒簽名的師生成立了紅衛兵縱隊。　　

由于當時我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缺乏認識，沒造黨委書記的反，加入了紅衛兵縱隊，成了他的“保皇派”。面對這對立的兩大派，我認為，盡管有分歧，但我們仍然是同學而不是敵人，早晚要合起來。　　

隨著運動的不斷深入，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了些認識。不但黨委書記，就連我的班長支部書記，也都是這條路線的執行者，同時也是受害者。他們在文革初期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受打擊、壓制的師生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是有功的。　　

但是，不解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從上往下灌下來的。是省市委派下來的工作組或聯絡員，操縱基層組織做壞事。他們本應主動承擔責任，做好兩派組織思想工作，化解矛盾，團結起來共同對敵。然而，恰恰相反，突然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掀起了一場“丟車保帥”的“罷官”風潮。實際上，這仍然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種延續，繼續制造混亂，激化內部矛盾，攪文化大革命的局。　　

在這場“罷官”風潮中，全市所有大、專院校的黨委書記，統統被罷官，而且罪名統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　　

9月初的一個晚上，召開全校師生大會。會上省委書記處書記宣布對黨委書記的罷官決定。我們的黨委書記很倔強，當場蹦起來，大叫：“我不是三反分子！”。省委書記處書記，惡狠狠地說他是大跳“老虎神”，不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等。把責任統統推給了基層領導干部，而他們儼然成了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執行者和捍衛者。　　

省委的錯誤做法，激起紅衛兵縱隊師生們的強烈不滿。于是沖出校門，走向社會，造省委的反。　　

大約是第三天，紅衛兵縱隊全體成員到省委靜坐表示抗議。并揭露其在文革初期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今又倒打一耙，推卸責任，抓替罪羊，玩弄“金蟬脫殼”保護自己的陰謀。

負責接待我們的是一位省委秘書長。在辯論中，他有時被問得張口結舌，有時狡辯抵賴，很是狼狽。我們雖然都很氣憤，但是，始終堅持說理斗爭，不搞人身攻擊，更不無理取鬧，所以氣氛并不十分緊張。而且這位秘書長，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自由得很。

我們靜坐到第四天的時候，突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身材瘦小、直脖硬梗、神氣十足，派頭很大，對我們這些紅衛兵不屑一顧地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我們都驚愕地看著他，暗想他是何許人也，如此傲慢？后來才知道，他是省委副書記。他的到來，如同夜貓子進宅一樣，帶來了厄運。第六天，我們無功而返。

可見，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是很大的，斗爭是復雜、艱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