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寒冰談制度和人缺乏辯證的眼光

時寒冰說：中國所缺少的，不是某個擅權的偉大人物，而是一種健全的制度。
    在這種制度下，哪怕是很普通的人，處在管理者的位置上，都能保持整個社會機器的健康運轉。無論任何人，處在“公仆”位置上，他的任何涉及公權力運作的行為，都透明于天下，接受民眾的監督。即使出現錯誤，亦可及時糾正。
    在這種制度下，一切都以增強納稅人的幸福感為核心。無論任何人，都能平等的享受尊嚴和保障，都能平等的維護和捍衛自己的權利，都能擁有陽光般的快樂和幸福。
    在制度體系崩潰以后，再偉大的人，也無回天之力。試問，假如現在重回舊路，誰還能在摧毀一切制度之后，樹立起一人獨步天下的權威，而又以一人之力扭轉乾坤？即使真有偉人再世，在腐敗無孔不入的環境下，他力所能及處，能有多大？他除了哀嘆，又能如何？在畸形的制度之下，任何人，都難免步入歧途。很多人渴盼偉人的再現，這種土壤，除了給擅權者建立起專制制度提供方便，讓慘劇重現，又有多少積極意義？至于那些打著偉人回歸旗號的人，不過是為自己重建專制制度尋找借口罷了。
    國人曾未經歷過民主的制度，沒有過做人的尊嚴，習慣于頂禮膜拜。這是中華民族的最大不幸和悲哀。
    西方人設計制度的時候，假設的前提就是，人性是惡的，任何人坐到位置上都會絞盡腦汁，為自己謀取私利，而制度的設計者就是要不斷努力，完善制度，制約人性之惡，即使惡人坐到領導位置上，亦不得不盡職盡責，而不是戕害民眾，濫用權力謀取私利或揮霍無度。有了這樣的制度，選擇能做到位置上的人變得非常簡單，這比渴盼一個偉大的問世要容易、可行得多。
    真正偉大的人物，絕不會是迷戀權力、玩弄權術之徒，他應該像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那樣，謙卑、悲憫、包容，愿意以自己對權力、利益的犧牲，主導一個苦難民族的制度建立。這樣的人，將是當之無愧的民族之魂。
    “公平公正的制度才能讓人民免于掠奪和恐懼，才能讓公心和敬畏生命成為普遍的價值觀，而這一切都只能源于民主?！边@句掛在博客首頁的話，是我全部的信念。盡管，一切都非常渺茫，但十幾年來，仍含淚而歌。   
    公平公正制度的建立，從來不能依靠施舍，它需要很多人泣血而啼，匯聚成變革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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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說明的是，在解放前，中國的制度是壞制度，美國的制度同樣是壞制度，而帝國主義的壞制度導致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侵略和壓迫，以使自己獲得巨大利益，而中國的壞制度則使中國倍受欺負，甚至這個壞制度幫助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民。
帝國主義壞制度對中國壞制度壓迫的結果，是導致中國的制度徹底崩潰。制度崩潰的標志，是國家四分五裂，大片領土喪失，軍閥混戰。因此就出現了救星隊伍共產黨。請注意中國共產黨出現于中國的制度已經崩潰，國家已經分裂，軍閥已經在混戰的時候，而不是出現于系統崩潰之前，因此并不是中國共產黨導致了中國制度的崩潰，而是中國制度的崩潰導致了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救星隊伍的形成。因此，中國共產黨要領導人民鬧革命，革命的目標，當然是重建嶄新的制度。
因此，在那個情況下，說是要靠制度救，那就是扯淡了，那個時候制度已經完蛋了，只能靠人救了，因此才有毛主席，共產黨，人民軍隊這樣的救星隊伍的出現。
救星其實是人，并不是神，救星的定義就是救別人一命的人。比如說醫生搶救了一個病人的生命，醫生就是救星。因此，并不是任何人任何時候都需要救星，正如人并不是任何時候都需要醫生一樣。一個人需要醫生，是因為他生了病，如果沒有生病，身體健康得很，那就不需要醫生。一個人需要救助于司法系統，那一定是遇到了不法侵害，如果一切正常，沒有人吃飽了撐的要去打官司。

社會也是一樣，社會制度已經崩潰的時候，需要有救星隊伍，而社會制度已經建立已經穩定的時候，當然就不需要救星隊伍，但這并不是否定救星隊伍已經起的作用的理由。我們不能夠否定歷史。
革命政權在摧毀舊的制度時，也就逐漸建立起了新的制度。

什么是好制度，什么是壞制度。當然，壞制度有各種各樣的壞法。我這里只研究一種壞法，那就是壞制度更多地依賴于某一個人，而好制度則更少地依賴于一個人。但你不能夠把這一點用到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共產黨的領袖們一籌莫展，只好請毛澤東出來主持大局的情況，因為那是非常時期。在中國有了核武器，有被全世界帝國主義進行干涉和侵略的時期，沒有進入聯合國的時期，國家的危險沒有過去，革命還有被鎮壓的危險時，那時候也是非常時期，非常時期對一個人的更多依賴，是很正常的事情，連美國都是一樣。為什么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后一段時間小布什的支持率飛速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就是因為美國人民認為到了非常時期。
那么，還是研究正常時期的好制度，我已經說了，正常時期的好制度，應當更少地依賴于一個人，更多地依賴于集體的力量。而且，有一兩個人即使變壞，也對系統不會造成太大的破壞。
那么，以這個標準來衡量，美國的制度無疑是壞制度，而且，并不是什么“最不壞”的制度，而是最壞的制度。因為美國的制度就過分依賴個人。

美國制度的核心，不就是那么一個大選嗎？那海外民運們的所謂“勝利”的標志是什么？在他們心目中，什么叫“中國實現了民主”？那和共產黨講的民主這個詞根本就不是一碼事。在他們心目中，有了大選，就要慶賀民主的勝利了，你如果不信，任何人可以問一問右派，如果中國實行了大選，是不是他們就認為中國就實現了民主？還是認為中國仍然是不民主？他們肯定就回答是民主了。
但是，大選的制度就是一個壞制度，而且是最壞的制度，因為大選就過分依賴個人，如果不過分依賴個人，為什么要對那么一個職位，總統或者總理，要花那么大的力量去宣傳，去投票？就是要培養人民的過分依賴個人的心理，這種心理是大選制度的基礎。

也就是說，通過大選這樣的大張旗鼓的活動，讓所有的人民認識到，只有國家首腦這個位置才是最重要的，只要選好了一個國家首腦，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所有的事情統統都看那個國家首腦的了，在大選結束后，人民就全部自覺得聽那個首腦的話了，國家的好壞安危，就全部由那個首腦來負責任了。這難道不是過分依賴于個人嗎？

因此，任何人以為朝著美國制度前進就是好制度，那是扯淡，朝著美國制度前進，就是朝著壞制度前進。因此，一個好的制度，有可能最高首腦的權力越來越受限，越來越不重要，更多的是權力的分散和集體領導。甚至，在理想的情況下，有可能社會上的一個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當前國家的首腦姓甚名誰，那就是很理想了。

當一個國家的首腦被人民深刻記憶的時候，通常是有兩種情況造成，一種是社會原來特別特別壞，結果出了一個人，在這個人的作用下，國家的情況有了巨大的改善，這個人會被人民記住，他是大救星。一種是社會原來還不錯，結果首腦干了大壞事，社會在這個人的操作下導致崩潰，這個人也會被人民記住。而在社會不好不壞的情況下，首腦這個職務本來就是應當趨向于不重要，甚至許多人都不知道首腦的姓名的。

因此，美國的制度壞就壞在始終要讓人民記住首腦的名字，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首腦身上，過份地依賴于個人。

美國的制度還壞在，一個總統競選的時候，他可以許下許多不負責任的許諾來拉選票，但是當人民上了當選了他的時候，后來他不能夠兌現他的承諾，仍然混得很好，即使有懲罰，最多也就是辭個職，挨點罵了事。這是不行的。即使在美國制度那種理想的情況下，誰要是有承諾，就必須負擔很大的后果，比如說，任何不能夠完成承諾的總統，就立即被槍斃，那才叫承諾與后果相結合。

但即使那樣仍然不好。最好的辦法，還是權力分散，每一個人的職務雖然重要，但是沒有那么重要，沒有重要到需要勞動傷財地搞一次大選的程度來獲得這個人選。

一般的社會發展原理，那就是，對制度的維護和捍衛，和對制度的反叛，破壞，抵抗，構成了一對矛盾，在這一對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推動著社會向前發展。

毛澤東為什么主張造反有理呢？造反就是破壞制度的行為，毛澤東的意思就是大規模的對制度的破壞，“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睂χ贫鹊钠茐膶е聦χ贫鹊母纳啤Ｒ虼耍裰鲬敯哑茐膿v亂包括進來的。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合法的反抗當然最好，但是，有的時候，非法的反抗也是不得以而為之的。

而前蘇聯垮臺的基本原因，也是前蘇聯的制度太穩定了，缺少一幫人對于制度的反復的破壞搗亂，結果到了最后，就是一個大破壞大搗亂，蘇聯就完蛋了。按毛澤東管理學的觀點，大亂達到大治，小亂達到小治，而不亂則不治。

清朝詩人襲自珍說：“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暗究可哀。”但是“風雷”怎樣產生呢？風雷產生于造反有理，壓迫無理。因此，宣傳莫名其妙的“遵紀守法”，好象法律天生就應當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可能沒有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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