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謝韜李慎之的“自供狀”
岳青山
《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刊登了謝韜遺作《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以下簡稱《遺作》），是他同李慎之倆人一生的總結，全文以罕見的鮮明性和尖銳性坦承他們一生走的一條什么路。值解讀，值得評說。
一、用所謂社會發展 “三個階段的理論” 取代“五個階段的理論，就是公開背棄共產主義偉大理想
《遺作》說：“在反思中，我們認識到自己早年特別奉信的關于社會發展的五個階段的理論不正確，而關于人類社會分為三個經濟發展階段的理論符合世界各國歷史情況的。這三個發展階段是：原始（狩獵）經濟，農業經濟，工業經濟。與之相應的發展階段是：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也叫現代文明）。”
這個“五”、“三”之爭，不可小看。它們凸現出兩種歷史觀根本對立，實質上則是是否承認“迄今以來的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是否承認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人類終將進入無比美好的共產主義。
首先、這里所謂“社會發展的五個階段的理論”，說的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歷史經歷五種基本“社會形態”，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觀點是用唯物史觀考察全部社會歷史的科學結晶。
《遺作》坦承，他們早年“特別信奉”馬克思“關于社會發展的五個階段的理論”。既是“特別奉信”，理當確信其為“客觀真理”。那又為何為幾十年后變成了“謬誤”，被拋掉九霄云外？
其實，馬克思主義展的五個階段的理論，是被社會實踐反復證明了的科學真理，不僅在理論上駁不倒，而且在事實上推不翻。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明確提出“社會形態”這個基本概念，并揭示社會歷史的發展大體經過五種基本的“社會形態”，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乃到共產主義社會。他是這樣說的：“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恩選集》第2卷，第83頁）這里講的“亞細亞的“社會形態”，即原始社會，“古代的”社會形態，即奴隸社會。
那么，馬克思又是怎樣得出社會發展的這幾種“社會形態”的呢？它的理論基石又是什么？
列寧指出：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家，在其還局限于思想的社會關系時，總是難于分清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中的主要現象和次要現象，始終不能發現各國社會現象中的重復性和常規性，他們的科學至多不過是記載這些現象，收集素材。而一分析物質的生產關系時，立刻就有可能出現重復性和常規性，“就有可能把各國制度概括為一個基本概念，即社會形態。”（《列寧選集》第1卷，第8頁）
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觀的發現就是這樣。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經典地概括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生產中產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生產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馬恩選集》第2卷，第82－83頁）
正是在此理論基石上，馬克思“把各國制度概括為一個基本概念，即社會形態”，并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恩選集》第2卷，第82－83頁）
由此可見，馬克思在這里提出歷史發展的不同“社會形態”，指的是“物質生產”基礎之上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不同的矛盾統一體。而構成不同的“社會形態”的質的區別，具有決定意義的東西是社會的經濟基礎，特別是所有制的形式，同時也包含上層建筑是的政權性質。
這個歷史發展五種“社會形態”問題，較早《共產黨宣言》實際上已經論述到了。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又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依據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的詳實材料，對原始社會作了全面的、深刻的科學論述。
可見，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理論”，是用唯物史觀觀察社會歷史發展的科學結晶。謝韜李慎之推不翻唯物史觀的這種基本原理，當然也就駁不倒立足其上的“關于五種發展階段的理論”。
馬克思關于“五種發展階段的理論”，不僅在理論上駁不倒，而且在事實上也是推不翻。美國的原始社會史學家摩爾根從1840年開始，先后用了40年的時間，對美國印地安人易落魁部落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于1877年出版了《古代社會》一書，科學地揭開了人類原始社會的秘密。恩格斯高度贊揚“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四十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并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馬恩選集》第4卷，第1頁）這種歷史的真實，謝韜李慎之推得翻嗎？再說，原始社會解體后，世界各國進入了奴隸社會，以至漫長的中世紀封建社會，謝韜李慎之采取“不承認主義”，除了徹底暴露其主觀唯心主義的真面目外，還能是什么？還有，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處在資本主義的階段。就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頭面人物，也沒有人回避資本主義，謝韜李慎之怎能一手遮天，硬說世界歷史的發展根本不存在資本主義階段？難道把它資本主義美其曰“工業文明社會”，就能改變資本主義存在的客觀事實？
其次、謝韜李慎之鼓吹“關于人類社會分為三個經濟發展階段的理論”論斷，根本談不上是他們自己“深研細思”的結果，完全是從美國紀者阿爾溫·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抄搬來的，拾人牙慧。
早在30年前，阿爾溫·托夫勒在《三個浪潮》中就提出過人類迄今經歷了兩次文明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人類從漁獵時代進入農業時代，第二次浪潮使人類從農業時代進入工業時代。現在人類又面臨新的第三次文明浪潮的沖擊，人類將從工業時代步入信息社會。這就把人類歷史分為四個不同發展時代，即原始的漁獵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和信息時代。這種社會“物質生產”發展的不同時代，顯然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的人類歷史發展的不同“社會形態”。前者只指社會“物質生產”發展的一個層面。后者則概括社會各個基本方面，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再到上層建筑。一個反映社會的“部分”，一個概括社會的“整體”。阿爾溫·托夫勒的“三（四）個階段的理論”，全然不涉及作為“社會形態”經濟基礎的所有制形式，怎么能同馬克思主義的“五個階段的理論”，相提并論，等同起來？再說，阿爾溫·托夫勒關于生產力發展階段的理論，明確宣布當今時代“總現象是，‘工業主義的垂亡，新的文明的崛起’”。這里所謂“工業主義”即工業經濟文明，“新的文明”即“信息經濟”時代，明明說的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四個發展階段”，謝韜憑什么變幻為“三個發展階段”？為何砍掉社會發展即將到來的“信息經濟”時代？又為什么把阿爾溫·托夫勒宣布已近“垂亡”的工業經濟時代吹噓成說成最美妙的階段？
還得指出，謝韜李慎之鼓吹“三個階段的理論”，卻又出爾反爾，自相矛盾，令人啼笑皆非。諸如：他們一方面極力宣揚社會發展只是經歷漁獵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無所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乃至“帝國主義”；但另一方面卻又反復表白他們年輕時追革命如何“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斷言“中國專制主義國家體制持續了大約兩千兩百年，在世界歷史上是最悠久的了”，甚至還說自己深信中國經過新民主民義階段，會進到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美滿的“社會主義”。這不正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五個階段的理論”？
最后，謝韜李慎之用“三個階段的理論”取代馬克思主義的“五個階段的理論”，用心不可不謂良苦。一言以蔽之，乃“一箭雙雕”：既可借以掩蓋原始社會解體以來人類社會的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的真實；又能以此否定“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取消共產主義的“大目標”。這就是問題的實質之所在。
二、公然打出“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旗幡，是要取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
《遺作》放下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打出“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旗幡。說什么他們“經過細研深思，弄明白了：‘五四’先賢的思想傾向就是300年早已成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民主的價值歸根到底是個人的價值，所以民主主義者必須要以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為出發點。 這些事實說明：……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民主和人權，將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
這是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旗幡。
首先、如何看待社會發展的動力，原本就是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斗爭的焦點。唯心史觀都是把“意識”、“精神”看成社會歷史的根本動力。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比他們高明，不僅肯定“意”、“精神”的能動作用，而且深刻揭示其“動力的動力”，乃物質動因和經濟動因，從而第一次科學地揭明了社會發展的動因。在馬克思主義里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當然先進的、正確的思想也對社會發展起著能動的推動作用。 正如馬克思恩格斯說的：“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這種矛盾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在以往的歷史中曾多次發生過，然而并沒有威脅到這種形式的基礎。每一次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同時也采取各種附帶形式—表現為沖突的總和，表現為各階級的沖突，表現為意識的矛盾、思想斗爭等等、政治斗爭等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84頁）
謝韜李慎之完全否認“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這個唯心史觀的根本原理，鼓吹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這就從根本上背離的馬克思主義。
其次、從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和關系問題來看。這全問題乃是歷史觀的基本問題。歷來的唯心史觀都是把社會意識看成決定性的，用哲學的行話來說為“第一性”的。它們的公式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發現了社會歷史的真正奧秘，“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遺作》鼓吹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就把“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這種社會意識看成“第一性”的、決定性的，而把社會存在倒看成“第二性”的、被決定的。殊不知這種“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歸根到底是“被”決定的，被社會的物質、社會經濟所決定的。馬克思說：意識離開了物質是要出丑的。謝韜完全顛倒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也就不能不深陷歷史唯心主義的泥潭！
最后，應當看到，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無非就是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階級本性的思想反映。《遺作》把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奉為至寶，其實只是馬克思早已批駁過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利已主義”，了無無意。在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德國曾流行布魯諾·鮑威爾和施蒂納的唯心史觀。鮑威爾狂熱宣揚“自我意識”在歷史中起決定作用。而施蒂納則把鮑威爾的唯心史觀推向極端，直接宣稱“自我”是宇宙間獨一無二的“唯一者”。說什么“我”就是萬物的主宰，一切都是自我的產物，“我就是我的一切，我是唯一者”。這種個人主義已被推到“唯我論”嚇人地步！馬克思對此曾諷剌地批判說：“他竟然把神、真理等等唯心主義的詞句都變成‘獲得豐厚利益’和陶醉于‘有利可圖的利已主義’的富裕市民了。但這種思想像蛆蟲一樣嚙著這位神圣的利己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8頁）
100多年過去了，謝韜李慎之重新拾起這種“個人主義”的破旗，凸現其“理論”貧乏到何等程度。
三、詆毀我國政府是封建專制主義只是美帝反華老調重彈
《遺作》說：“李慎之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稱帝，算作中國專制主義的起點。中國專制主義的國家體制，持續了大約二千二百年，在世界上是最悠久的了……中國專制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特別頑強，不但為兩千多年間歷代皇帝所實行和發展，而且在帝制被推翻以后，還為一代一代的當權者所死守，視為鞏固自己和特權的無可替代的法寶。”“在中國，似乎誰打下江山，誰就皆永遠坐江山。結果是‘以暴易暴’，獨裁者一個接一個，‘你方唱罷我登臺’，專制主義香火不斷。”謝韜胡說：“在前蘇聯和中國出現的所謂專政，是一種新的專制主義”。
在這里，謝韜李慎之所謂“中國專制主義的國家體制，持續了大約二千二百年”，就是上迄前221年，下止2000年。這里公然把新中國的人民民專政與歷代封建王朝、北洋軍閥、國民黨反動統治一樣，同屬封建專制國家，把毛澤東、鄧小平和歷代皇帝、蔣介石一樣，都是“獨裁者”。
這是對新中國及領導人的莫大污蔑！
首應當指出，謝韜李慎之咒罵人民政府是“獨裁政府”，完全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反華老調重彈。眾所周知，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美國帝國主義一直在喋喋不休志地污蔑我國是“極權政府”、“專制獨裁”。早在建國前夕，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白皮書》中，就污蔑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遺作》攻擊共和國和共產黨“專制獨裁”，實行“新專制主義”，只是當充當美國帝國主義的可恥應聲蟲，里應外合，一唱一和。謝韜李慎之充當的是什么角色，豈不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毛澤東早就回敬了帝國主義這種無恥的污蔑和攻擊。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帝國主認和反動派污蔑人民政府是獨裁政府，“‘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全國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向著帝國主義走狗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毛選》第4卷，第1475頁）其后不久，他在《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中尖銳指出：“艾奇遜污蔑“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對的。這個政府是對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力。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于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錯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同上書，第1502頁）他還說：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對于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不可發須臾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棄之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同上書，第1502頁）
再說、無產階級專政在馬克思主義里頭有著特殊的地位，是否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檢驗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就向世界莊嚴宣告：“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 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馬恩選集》第1卷，第244頁）
馬克思在《致約·魏德邁》中指出：“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馬恩選集》第4卷，第332頁）
列寧在批駁考茨基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修正主義謬論時，尖銳指出，人們常說，階級斗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這是不正確的。因為階級斗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而且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只承認階級斗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與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這里。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一來測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列寧全集》第25卷，第399頁）
這塊“試金石”也是照妖鏡。
在這塊試金石面前，謝韜李慎之原形畢露了。他們不僅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而且連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進歩思想家“發現”、并為資產階級“一般承認”了的階級斗爭，也矢口否認，難道不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
最后，還得指出，從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來看，任何國家，不管取何種政治形式，實質上都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都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所謂超階級的“國家”，不專制的“國家”，只存在于剝削階級思想家所編織的虛無飄眇的幻境之中。正如毛澤東的說的：“罵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他們實行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制度，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毛選》第4卷，第1478頁）
這里的問題在于：為什么從馬、恩、列、斯到毛澤東，個個實事求是地公開地坦承無產階級國家就是要對敵對階級實行專政的機器，而資產階級及其幫兇，如謝韜李慎之等人，則極力掩蓋資本主義國家的專政實質呢？只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專政少數剝削階級，理直氣就壯；與此相反，資本主義國家則是少數剝削階級，專政廣大勞動群眾，理虧難認帳。誠如毛澤東所說的：“資本主義國家正好相反，那里是資產階級專政，不許革命人民亂說亂動，只叫他們規規矩矩。剝削者和反革命者無論何時何地總是少數，被剝削者和革命者總是多數，因此，后者有專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竟是總是理虧的。“（《毛選》第5卷，第158頁）
謝韜李慎之惡毒污蔑新中國的“封建專制主”，卻又極力資本主義國家是真正“民主”國家，個中的緣故就在這里。
四、“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走的是一條背叛之路
謝韜遺作《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作為他們自己一生的總結，究竟走的一條什么路呢？《遺作》最后一句作了概括，“我們從爭民主的運動中來，還要走向建立完美民主制度的境堿走去。”所謂“美民主制度的境堿”，乃是謝韜在《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所詮釋的“歐美資本主義。”
他們究竟是怎樣從“爭民主自由”，到最后瘋狂地投靠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從《遺作》坦白了他們的思想政治演變軌跡：
第一階段，思想起點。
謝韜李慎之說，他們都是“在基督教會辦的學校受過自由、平等、博愛的教育，得到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天賦人權的熏陶。”讀高中時還“主動找到各種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來看”，馬克思關于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理論在他們養護的頭腦
里留下很深的印象。”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肆意踐踏中華大地，國民黨專制腐敗無能。我們就“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專制主義，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這就是我們“思想發展的起點。”
第二階段，參與民主革命
我們從要抗日，爭民主出發，遇到“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對我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引導我們“都圍繞在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下。”另一方面，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在我們心目中成了“一個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間天堂。”于是，我們參加革命，加入共產黨。“跟著共產黨走到延安，走到北京。”
第三階段，懺悔背叛
《遺作》有一節《在全民大反思中的我們》，對于他們自己早年、過來所思所行，作了全面的反思，感到深沉懺悔，走上徹底背叛之路。
例如，謝韜李慎之懺悔不該當初“特別信奉”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理論”，不該相信中國社會一定會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的的社會主義”。說什么他們后來經過“沉思細研，終于明白了，馬克思的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這個理論不正確”，社會歷史發展“實際”只有“狩獵文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三個階段，壓根兒就沒有什么“階級社會”，沒有什么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當初入黨宣誓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實在是糊塗致極！
又如，他們懺悔早年不該“受蘇聯作家對我們的影響”，錯認“沒有壓迫、沒有剝削、工農當家作主的蘇維埃，是一個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間天堂”，誤入了“盲區”！只怪“斯大林的專制獨裁，在1956年前，都被嚴嚴實實地隱瞞了”。現在“清醒”了，蘇聯“出現的所謂專政，是一種新的專制主義”，十月革命之路乃“專制主義”之路。
再如，他們懺悔不該年青時“都圍繞在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下”。說什么“我們不能忘懷，當初我們傾向共產黨、加入共產黨的時候，最熱衷的是新民主主義。”因為那個“新民主義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國家”，還允許和促進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同其他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哪曉得建國后“僅僅過了三年，就風云突變。……毛澤東突然改變了國家的方向，新民主義主義被拋棄了，《共同綱領》不算數了，匆匆忙忙宣布進入了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人民民主專政一變而為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專政。”這種社會主義同我們早年要爭的“民主、自由”，那是格格不入的。
還如，他們懺悔不該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我同慎之同全國人民一樣，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說什么經過“全民大反思”，終于看清了“中國出現的專制，是一種新的專制。”毛澤東和共產黨把“人民民主專政一變而為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專政”，再變為個人“獨裁專政”，它同歷史上各王王朝皇帝，乃到蔣介石的獨裁專制，并無二致。
還如，不該輕信共產黨和毛澤東。說什么他們還是青年學生時代，“看到共產黨報刊幾乎天天都在呼喚民主自由，并且聲稱，共產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我們每次看到這些言論都為之興奮不已。”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都“在我們中間密秘流傳”，以至吸引我們“傾向共產黨、加入共產黨”。就是“當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極右分子’以后，有一段時間，我們都常常感到自己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還自作多情，向黨向毛主席表忠心，說要認真改造自己。”經過“全民大反思”，我們終于“醒悟”了。原來中國“五四”開始的民主運動，“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告停頓。”“大躍進引起的大饑荒以后，看到聽到遍及城鄉的悲慘景象，想想我們當年投身革命的愿望和理想，我們才開始比較清醒了，對毛澤東的思想和行為開始滋生了懷疑和異議。”“我們腦子里不停地思考：為什么在宣稱實現社會主義的中國，會出現新式的專政時代？”
總之，謝韜李慎之反思懺悔過后，終于“清醒”悟出：“中國究竟要向何處去？”，“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換言之，就是按照歐美資本主義模式徹底改造中國。
眾所周知，“白公館”、“渣滓洞”里的國民黨特務，總是對被關的共產黨人宣稱，凡是“聲明”不信共產主義，“懺悔”誤入共產黨者，一律可以從“狗洞”放出，“重新獲得自由。”謝韜的《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是在改革開放的自由天地里拋出的“自白書”、“自供狀”、“懺悔錄”！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曾尖銳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謝韜李慎之就是這樣的一批“人物”！
奇文共欣賞，疑義本與析。謝韜的《遺作》“勇敢自供”出他們怎樣從所謂“爭民主爭自由”，走上背馬判黨之路。
只是令人詫異的是，既是如此，又為何至死還要賴在共產黨里？難道不是的他們老謀深算，深諳“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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