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我生活中的小商小販們

朱永嘉：我生活中的小商小販們

我是1988年12月離開監獄回家生活的，在我家所屬的小區及其門口，幾乎朝夕相處的是來自農村的小商小販們。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我家小區門口那條國年路上，幾乎是小商小販的天下，國年路是一條斷頭路，一頭終于邯鄲路，另一頭終于四平路，是一條比較狹窄的只有兩車道的小馬路。九十年代那回兒，國年路在政肅路與政熙路之間那段（中間還有一條政修路），其倆側都是復旦大學的宿舍區，我住的是復旦大學第一宿舍，對面是第二宿舍，在靠近政肅路那一段是復旦大學的第五宿舍，和第六宿舍，及現在的第三宿舍，過去的第三宿舍叫德莊，是復旦的學生宿舍，后來劃歸復旦附中，現在成蘭生中學了?，F在的第三宿舍是新建的多層宿舍區，與第六宿舍前后相連。九十年代時，國年路是允許小商小販在那兒設攤自由買賣的，我記得那時以政修路為界，靠近政肅路的那一段允許菜販設攤，那時是一個馬路菜場，我們買菜都在這個馬路菜場上，有賣菜的、賣魚的、賣肉的，每天上午買菜時，那兒都是人頭擠擠，在政修路到政熙路那一段不過二百米長度的道路都是賣日用百貨的攤位，也有賣服裝，有擺縫紉機給人制衣的，我日常生活的需要都是在那里購置的，價廉物美。我的衣服也是在攤頭上定制的，國年路上小商小販服務的對象主要是復旦幾個宿舍區的教職工，周邊其他小區的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東西也到這兒來購物，成為一個天然的馬路市場。那時還沒有城管，社會秩序也沒有什么大問題，街道只是向各個攤位收取一點清潔管理費。那時國年路上來往的機動車不多，所以與機動車爭路的矛盾也不突出，后來，特別是本世紀以來，機動車多起來了。過去我們小區停泊的小轎車不多，現在私家的小轎車幾乎停滿了，所以蓋起了室內菜場，把馬路市場都搬到室內去了，現在我到菜場買菜時，還看到那時馬路菜場的老攤主，如賣魚的兄弟倆都還在菜場販魚，倆對夫妻都販魚，但魚品上有分工，他們還給附近餐館送貨，倆家人都在附近租屋居住，十多年來他們小孩子也長大了，那個哥哥的大兒子有智障，還生了一個小兒子。另外，賣肉的、擺日用百貨的、賣蛋的、賣糧的、賣熟食的、縫衣的、修表的都能在這個室內菜場有自己的攤位，沿馬路還有賣水果的、賣早點的，如：兩個包子店互相競爭，還排隊呢！他們給附近居民提供了方便，最大的消費群體還是復旦的大學生。進了室內菜場，攤位費，管理費高了，菜價也高了，最終負擔還是落在消費者身上。

從小商小販講，也不是都能負擔得起室內菜場的攤位費，于是在國年路上不斷出現騎著自行車來的、推著手推車來的流動小販，他們有時設在小區的門口，設在路邊，有賣菜的、賣魚的、有農村開著車來賣水果的，有賣日用百貨和小商品的、有賣香燭錫箔的。與城管發生沖突和矛盾的主要是這些流動的小商小販。城管來了，他們就躲進小區或者迅速流動起來，兩者如貓鼠關系。有時候我也在他們那兒購物，有兄弟兩各設有流動菜攤，各自賣的品種不同，他們姓張，來自蘇北農村，兩人在這條路上營生也有十多年了，那弟弟好斗一些，喜歡打抱不平，也喜歡打架斗毆，有一個姑娘擺攤，被城管把東西沒收時，兩人拉拉扯扯，那個擺菜攤的弟弟過去抱不平，與城管打起來，被扣了幾天，那個姑娘就此嫁給他了。我與他開玩笑說，他可是英雄救美人，那個姑娘我見過，是很漂亮的。在餐館也做過，現在結婚好幾年，也有小孩了。見她丈夫，我總問其老婆，怎么好久不見她了，他說在鄉下帶孩子。我與他們之間的關系很親密，我買菜從不挑揀，也不還價，他們小本經營不容易，我又何必與他們爭利呢？我問過那個流動菜攤的兄弟兩，每天的收入有多少，他們說五十元左右，但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還不時提心吊膽城管來抓他們，罰他們款，沒收他們的車子和販賣的商品。我問他們在這兒掙些錢做什么用？他們說養家，在上海開支也很大，房租也很高，還有水、電、煤氣費，如果能積一點錢就回家蓋房子。城管對流動攤位的管理平時緊一些，周六周日，城管們也休息了，所以國年路上流動攤位也多一些。流動攤位多了，也影響室內菜場的收入。

在政肅路到邯鄲路之間的國年路，那一段也有三百米長度，現在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是小商小販聚集的地方，擺的是地攤、賣的都是女孩子喜歡的小玩意兒，有圍巾、玩具、手套、絲襪，有不少書攤，都是大學生下課以后去光顧的，一到晚上，那兒飲食攤又特別紅火，食品的香味撲鼻，也有不少新疆維吾爾農民來此賣燒烤，不少大學生在那兒吃零食，攤主都很年輕，給他們第一次照相時，很警惕，生怕城管來抓證，后來給他們看了照片，送了他們相片才放心，再去照時，他們就歡迎了。因為沒有人給他們拍過生活照，對數碼相機感到新奇。

現在，在我住的宿舍小區內每月十五日，也有集市式的攤販來設攤，那是街道組織的。那一天有幾十個攤販在小區設攤，有賣服裝的、賣日用百貨的、賣糧食的、買內衣的、賣眼鏡的、修家用電器的、修煤氣灶和賣煤氣灶的、修鞋的等等。當天周邊小區的居民都來趕集，買東西。這給小區居民中的老人提供了方便，有推輪椅來的，可見老人們出行不方便，這部分攤販都是本地的下崗和退休工人，最低保障和退休工資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才出來再做一點營生，他們的定期來小區，給小區居民也提供了方便。他們的攤位就設在我家門口，時間一久，我與他們熟悉了，大家相處得也很親切。各種形式小商小販的存在，既是他們的生機，也是我們每一個市民生活上的需要。

在與這些攤販接觸過程中，我發現小商小販是農民跨出個體經濟的第一步，他們是通過小商小販才進入城鎮，參加市場交換。學會商業行為，這是他們在城市創業的第一步，我們不能挫傷農民進城創業這第一步，而是應該積極支持并幫助他們逐步在城市安家立業，開創一片新天地。決不能砍殺他們剛入城的第一步，城管的職責應是理解他們，幫助他們，好好為他們服務，既保持市容又讓他們從這里起步謀生。昨天我還看到一對不到二十歲的青年男女在國年路室內菜場門口擺地攤，賣襪子和手套，我買了五雙襪子，一付手套。我問他們從那兒來，說是從蘇北農村來，男的說他自己在一家設計動漫的公司上班，他爸媽是在室內菜場擺縫紉機攤和日用百貨的，他爸媽都認識我，這次讓他們在門口擺地攤學習如何經商。他們一面經商，一面四目張望，害怕城管來搶他們的東西。對于這樣的九Ｏ后青年的人生起步，能不加愛護嗎？服務型政府的職責不是管人，而是為人民服務，城管更應如此，不僅為當地的居民服務，也應為流動的小販們服務，要懂得這些流動的小商小販也是國家的主人，要有為他們服務的觀念。只有這樣城管與流動小販之間才能有和諧的親切的相互關系，而不是什么貓鼠關系，懲罰不應該是城管的主要手段。城管應該做的是幫助和扶持他們的成長，在目前條件下，我們這個社會總是不斷會有新人加入小商小販這個行列，這是社會生生不息的機能在街道上的反映，不要扼殺青年農民的生機，讓他們在市場經濟的河水中學會游泳，學會如何創業，做一個有作為、有益于社會的人。他們的生活和事業欣欣向榮，那么我們的國家走向城市化，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便會更有希望。在他們身上雖然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到處卻是活生生的真實生活，有許許多多值得我們去關注的普普通通，看起來都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而我們整個社會和國家便是坐實在生活于各個城市中，這樣千千萬萬小人物的基礎之上的。

我讀過一本題為《糧民》的新書，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在今年8月出版，書的作者叫愛新覺羅·蔚然，可能還是滿清皇室的后人，他化數年時間，踏遍了中國西北和西南貧困地區農村進行采訪，他訴說了貧困地區農村和農民正在經歷的苦難，過去毛澤東同志曾經號召歷史工作者去工廠、農村編寫廠史、村史、家史，蔚然先生實踐了這個號召，我想如果有人能去采訪一條馬路上家家戶戶小商販成長的歷史，他們經商所經歷的苦難和收獲，采訪一下那里城管們的苦惱和思想，將它們寫成一本書，或許它將是一部很有意義的反映一個時代某一側面生活風貌的好書?？纯崔r民是如何從一個小生產者，一步一步艱難地融入城市的市場經濟的，如何成為城市中的商人、工人、企業主的；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又是以什么樣的眼光和態度來接納他們。歷史不僅僅是英雄們的歷史，也有千千萬萬小人物參與其間，他們的故事一樣生動而富有情趣?；蛟S他們會給社會工作者和歷史工作者開辟一個全新的天地，生動而具體地說明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社會生活是那么豐富多彩，一切繁榮和發展都離不開這些生活在底層的民眾們的犧牲和努力。喜歡宣傳“普世價值”的民主和自由的朋友們，不妨具體地說你們那民主和自由能為他們提供什么幫助，讓他們也理解你們的說教，脫離實際的空談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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