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談改革，多做實事
改革本是一個中性詞，無所謂褒、貶。如果改革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樣的改革就功德無量。如果改革把國家變成貧富懸殊、“走上了邪路”、成了帝國主義的附庸，這樣的改革就會遺臭萬年。共和國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輝煌的成績，此時此刻為什么要大談政治體制改革？我們的政治體制有什么問題？怎么改？是不是到了該脫去外衣、“指鹿為鹿”的時候了？
自從上世紀80年代改革以來，我們大家始終都被告知：我國的改革方向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七屆五中全會還明確指出“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如果真要按照資改派精英們設計的改革路線圖，最終把中國引向全面資本主義復辟，那就說明改革精英們的做法與黨中央對人民的承諾是背道而馳的。如果資改派的精英就在共產黨內，那就說明他們的承諾是虛偽的，是一種方法和技巧，是對公眾的無恥欺騙。同時，從另一個側面也用鐵的事實證明毛澤東晚年沒有錯，“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走資派還在走”的論斷是十分英明的。所以，我認為資改派們企圖把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抹黑政治體制，進而推進徹底私有化的政治體制改革雖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但沒有法理基礎，也沒有道德制高點，是注定要失敗的。
改革30多年來問題很多。但最突出的問題是黨內問題，黨的宗旨得不落實的問題。為什么政府官員財產公布那么難？為什么房產稅千呼萬喚不出臺？為什么大操大辦、胡吃海喝屢禁不止？為什么我們的樓堂館所，極盡奢華？為什么我們公務車越來越豪華、公車改革越來越爛？為什么我們的出國培訓、公費旅游名目如此繁多？這都是政治體制的問題嗎？
同一政治體制下的毛、周時代的政府為什么那么廉潔、高效？為官的為什么不象今天有這么多的特權和腐敗？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與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沒有關系？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除去那些細枝繁節，不就是當時的黨中央在探索一種一黨執政下的權力監督機制嗎？如：“造反有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不正是執政黨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的最有效的方式嗎？“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提倡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難道過時了嗎？“向雷鋒同志學習！”“向解放軍學習”，才有當時的路不失遺、夜不閉戶的良好社會風氣啊。“干部學焦裕祿，要與工、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等等，這不正是我們今天十分需要的寶貴精神財富嗎？我們不是要提倡解放思想嗎，為什么就不能一分為二地借鑒我們昨天的文明成果？為什么不能從“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這既不符合客觀事實，又違背認識論和辯證法的錯誤觀念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呢？共產黨姓共還是姓私，為什么公款吃、喝、玩、樂屢禁不止，國有資產監管不力，卻將私有財產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是不是所有私有財產都是神圣的？是不是公有財產就可以隨便侵犯？共產黨是一個左冀黨還是右冀黨，為什么“主要防止‘左’”？共主主義理想就是世界大同、共同富裕，為什么要搞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共產黨人要實事求是，不要把自己治黨不嚴、管理不力帶來的問題歸結為體制問題。我看把所有問題都歸結為政治體制的人，不是糊涂，就是別有用心！
中國雖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但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有近億人沒有脫貧，下崗工人生活艱苦，平民百姓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國家并不強大，大使館被炸、南海撞機、釣魚鳥爭端令國人蒙羞。國內發展不平衡，地域矛盾、階級矛盾錯綜復雜，我們共產黨人的覺悟難道如此之低？就不能做到少吃點、少喝點、少拿點、少玩點，與工農大眾靠近一點？我們的先人在基本生存都有困難的情況下卻懷揣為天下窮苦大眾翻身解放的崇高理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而今天我們普遍都過上了小康生活，卻在唯利是圖，貪圖享樂，紙醉金迷。相形之下，我們還有什么資格比較前后30年？還是牢記毛主席的“兩個務必”吧，少說空話，多做幾件讓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具體工作，旗幟鮮明地反腐敗、反特權，拿起手術刀，割除毒瘤，純潔隊伍，“革自己的命”，確保共產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切實把黨管好。
我是一位普通黨員。我十分欣賞海軍少將張召忠將軍的一段感言：“我是將軍，給我配有專車和專門司機，如果從我開始搞改革，我愿意帶頭放棄專車和專用司機，我不會有任何意見。我不是在說空話，我是在說我們如何才能做到立黨為公，行政為民。當了官兒就一步登天，生活和物質待遇就一下子增長了那么多，那么多實惠還談什么為人民服務啊！人民還愿意跟你說真話、講實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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