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全在報紙上，在大喇叭里。老百姓用腳投票，要離開社會主義，投向資本主義。
用富裕來為評價一個制度的好壞，是許多西化分子慣用的手法。他們從不看歷史的環境，專門搞一刀切，把一個嬰兒和一個中年的病人去比較，得出中年的病人強大。當年大清世界GDP第一的時候，也沒看別國學習封建帝制呀。毛澤東時代持續了27年（1949—1976）。這27年是個“準戰爭年代”，冷戰貫穿始終，對中國的經濟封鎖絞殺貫穿始終，來自兩個超級大國的威脅貫穿始終，各種各樣的局部戰爭接二連三。中國經歷了抗美援朝、解放海島、邊境地區自衛反擊、援越抗美、西沙海戰等一系列戰爭，一直是在準戰爭的條件下邊戰備邊建設。這27年是創業的時代，自力更生從無到有，一切從零開始打基礎。評說毛澤東時代老百姓生活如何時必須把一系列歷史實際考慮在內，否則就是蓄意誹謗。
建國二十七年周年。中國共產黨即使全力建設國家，所有的人都有先見之明，但是，仍然在被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所敵視的情況下，有沒有可能在短短的二十七年中，把國家的經濟水平趕上英國？從實事求是的理工科分析的角度，采取特別嚴謹的學術態度，也認為完全沒有可能。當年的“十五年趕英國”，已經判定為是左的錯誤，既然如此，我們在學術上就不能夠再潛在地使用左的錯誤的結論。
而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如另一國的時候，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看，那就會有經濟落后的國家往經濟先進的國家偷渡移民的現象發生。正如現在也有非洲的許多人往西方偷渡，墨西哥人往美國偷渡一樣。其實他們搞的都是資本主義，這種外逃更本不是制度的原因已經很清楚了。
在建國之后，香港就成了帝國主義國家的反共前哨，帝國主義當然要試圖把它經營好。英國多了這么一小塊地方，只要簡單地令香港人能夠自由出入英國，則香港的生活水平必然迅速與英國拉近，因此，香港人民要比大陸人民生活得好，就成了一件必然的事情，不管大陸的共產黨犯不犯經濟錯誤，正確不正確，都是這樣。這在短短的二十幾年的經濟建設中，即使完全不犯經濟上的錯誤，香港人民的生活也必然會比大陸人民的生活要好。這就必然導致了大陸人民只要有機會，就會去香港謀生。
哪怕不談階級斗爭，人民從經濟落后地區往經濟發達地區遷移也是至今在資本主義國家間都廣泛存在的現象。
甚至，到了今天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建國已經六十周年。如果在今天，香港特區政府宣布香港邊境將大放三天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所有過來的人都將獲得香港居民的合法身份，會不會導致今天有幾十萬人沖關？我認為肯定會的。
而且，到了今年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國經濟已經在改開的絕對正確的道路上走了三十多年，到現在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仍然比大陸人高，現在香港照樣不能夠開放大陸人隨意進入。那你改革開放三十年都做不到之事，絕對正確的經濟路線三十多年都做不到之事，偏要求建國二十七年的大陸就能夠做到？就沒有人偷渡香港？你那個要求是不是太茍刻了點？
逃港，共產黨的經濟正確不正確，社會主義好不好，沒有任何關系。你就是經濟一直完全正確，就是完全搞資本主義搞到1976年，中國的經濟也無可能超過英國，當然也就無可能超過香港，也就是有人要逃港。今天，也一樣，這說明了無論什么絕對正確的經濟路線，也擋不住這種現象，因此這種現象什么也沒有證明，既沒有證明共產黨壞，也沒有證明計劃經濟不好，也沒有證明大躍進錯誤（雖然大躍進仍然是錯誤，但是，這件事情無法證明，錯誤的證明會使人們的頭腦混亂）。
質問紅軍為什么不開著寶馬吃著麥當勞長征是故意刁難。質問處于準戰爭狀態必須從零開始打基礎的毛澤東時代的人民生活為什么沒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同樣是故意刁難。
天下的狼都是一樣的，我們國家的右派也喜歡問我們這樣的問題。我們國家有很多人贊美毛澤東時代，面對這個現象，他們就問：你們贊美毛澤東時代，你們愿意回到毛澤東時代生活嗎？毛澤東時代生活水平那么低，當然沒有人愿意回到那個時代生活。即使有人回答愿意回到那個時代生活，也要被人笑話成瘋子——現在的好日子不過，就喜歡過窮日子，不是瘋子是什么？因為沒有人愿意回到毛澤東時代生活，所以他們就說：可見毛澤東時代不好，還是現在好。
毛澤東時代真不好嗎？其實，在這里這些人玩的是偷換概念的把戲，用“生活水平”偷換“制度”。
很多人贊美毛澤東時代，贊美的是當時的制度，不是贊美當時的生活水平。制度和生活水平是兩碼事。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取決于產品的總產量，而總產量的多少取決于資源的多少和生產力的大小，那么生活水平的高低就由資源的多少和生產力的大小決定。資源和生產力的社會的硬件。因為資源的多少是天生的，人不能改變，人能改變的是生產力，所以在理論研究中通常我們不談資源，只談生產力，那么要提高生活水平就得發展生產力，多生產東西。而制度是軟件，它的作用是對產品進行分配。一個社會，生產的東西多不多，是生產力決定的，而這些東西分配得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是制度決定的。私有制度下是按資分配的，并且帝王、官僚、資本家、地主靠剝削掠奪占有大量的產品。公有制度下是按勞分配或按需分配的。一個社會的制度好，也就是軟件好，不一定硬件就好，不一定就富裕；一個社會的硬件好，不一定制度就好，分配得就合理。最好的社會當然是硬件好，軟件也好。硬件代替不了軟件，軟件也代替不了硬件，不能把硬件和軟件混在一起來談，更不要用硬件偷換軟件。
因為制度決定的是分配得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所以它決定不了社會的貧富，社會的貧富是生產力和資源決定的。都說朝鮮貧窮，那么朝鮮貧窮是它的制度決定的嗎？不是，是它的生產力和資源決定的。印度、非洲各國那么貧窮，也都是它們的制度決定的嗎？不是，都是生產力和資源決定的。美國那么富裕，也是制度決定的嗎？不是，是它的生產力決定的。
可是，不少人認為國家的貧富是制度決定的，說只要實行美國那樣的制度，就會和美國那樣富。這些人不知道財富是從哪里來的，不知道財富是靠生產力一點一點生產出來的，好象以為是制度生產出來的，只要一實行富國那樣的制度，財富就會象變魔術一樣一下子就能變出來。現在通常認為一單干，糧食產量就提高了，就夠吃的了，就是制度決定貧富的典型理論。這些人根本就不問解放前的幾千年里都是單干，為什么糧食不夠吃？一個理論，只要有一個反例就可以推翻，不需要多。一個被許多反例證明是錯誤的理論，就不要拿出來顯擺。在制度和生產力上，制度是由人選擇的，生產力則是人不能選擇的，生產力只能一步一步地發展。李世民想造飛機，不可能，生產力不是他能選擇的。但是他那個封建剝削制度是他選擇的，是他所在的那個階級選擇的。所以，如果我們批判李世民，就不能批判他造不出來飛機，而是應該批判他那個階級選擇的那個制度。這個道理沒有人不知道。可是，一遇到一些具體的問題就有人犯糊涂，也可能是故意的。例如，毛澤東時代生活水平低，吃飯靠糧票供應等，這是因為當時的生產力小，可是就有人硬說是毛澤東選擇的制度造成的，這就是和批判李世民時代造不出來飛機一樣。而對這些問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人就能非常客觀地對待。解放前的幾千年、幾萬年里，窮人一直都是吃不飽的，這主要就是生產力小造成的，所以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沒有批判過民國、清朝、明朝等時期窮人吃不飽飯，民不聊生完全是當時的統治者造成的，他們也對那些舊社會進行批判，他們批判的是當時的制度，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不合理制度，有的人撐死，有的人餓死，這樣的制度才是他們批判的。當時的生產力小，產量本來就很低，再加上富人對財富的聚集，窮人的日子就更加難過，那么這種雪上又加霜就是那個制度造成的，是當時的統治者造成的，他們批判當時的統治者批判的就是這一點。
毛澤東時代，制度變了，富人沒有了，也就是說，以前富人多余的財富被分配給窮人了，但是這時生產力還沒發展起來（制度可以瞬間改變，但是生產力只能一步一步發展）產量仍然不高，所以人民仍然會挨餓受凍，只是比原來財富集中時代略好一些。所以，光有好的制度還不行，同時還要努力發展生產力，使產量提高，那么全體人民就能滿足需求了，日子就會好起來了。如果制度不好，即使生產力發展起來了，產量提高了，全體人民仍然不能滿足需求，照樣有撐死的有餓死的；有露宿街頭的，有一家有十幾處住所的。
盡管制度和生產力是兩碼事，各管各的一塊，但是接下來又出現一個問題：制度和生產力應該優先發展哪一個？毛澤東是先發展制度，同時發展生產力，他這樣做對不對？可以不可以先保持舊制度不變，先發展生產力，等生產力發展起來后，再發展制度？
應該是發展制度同時發展生產力，毛澤東的選擇是正確的。
制度的作用是分配產品，其實制度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調節和發展生產力。
電腦的軟件能調節硬件工作，好軟件能使各個硬件充分發揮作用，且互相協調，不出矛盾，不死機，制度也是這樣。制度有調節生產力工作的作用，好制度能使各部門的生產力都充分工作，且互相協調。市場經濟制度是靠市場，進一步說，是靠利潤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動調節各部門生產力的，哪種商品的利潤大，哪個部門的生產力就工作得忙，而且其它生產力也會向這個部門及相關部門集中。計劃經濟是靠人來計劃生產力的。計劃經濟里不圖利潤，為滿足人民的需求而生產。人民最急需什么，就發展哪方面的生產力來生產什么，然后分配給人民，不圖利潤。如果人民最急需吃的，就優先發展農業；最急需住的，就優先建設住房。什么轎車、電腦統統靠后。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里，因為生產力要一窩蜂地往利潤大的部門集中，沒有整體計劃，這就必然要造成這些部門的生產力相對過剩，出現吃不飽或倒閉現象。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里，是按人民的生活需求量來發展生產力的，有整體計劃，不會出現生產力過剩的情況。
制度還有發展生產力的作用。好制度不僅能使現有的生產力充分發揮作用且協調工作，還能使生產力的發展達到最快。好制度就是公有制，公有制能使生產力得到最快的發展。
首先說，公有制里技術是公開的，而且能集中全社會優秀的技術人才共同協作地鉆研新技術。但是私有制就做不到。私有制里，一個企業擁有某種先進技術，就要保密，這樣就阻礙了技術的推廣應用。其它企業想掌握這種技術，得請技術人員重新從頭研究，這就是重復，是浪費。私有制里，懂這一塊的技術人員被這個企業挖去了，懂另一塊的技術人員被另一個企業挖去了，不能在一起協作研究，而且每個技術人員都要留一手，這樣就阻礙了技術的進步。
其次說，公有制能集中全社會的人力和財力發展生產力，私有制做不到。私有制里，資本家想發展某一生產力，常常受資金的限制。而且還得調查有沒有利潤，能不能賣掉。公有制就沒有這些麻煩。公有制可以集中全社會的人力和財力發展某一生產力，比單個資本家投資要順利得多。公有制也不需要調查市場，只要人民需要就可以生產。重工業和農業的水利是最基礎的生產力，而且是最重要的生產力，要發展生產力就得先發展重工業和水利，但是重工業和水利見利慢，往往還沒有輕工業的利潤大，而且投資巨大，還受下游市場需求的反制約，一發展過快就要造成相對過剩，所以私有制對基礎生產力的發展必然是非常慢的。而公有制也沒有這些麻煩，可以全力發展基礎生產力。印度和中國差不多一塊建國，底子也差不多，自然條件也差不多，為什么現在印度比中國落后很多？就是因為中國有那二十多年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把生產力的基礎打好了，而印度得靠自然發展，靠市場自然調節，所以發展就慢得多。假如中國沒有那二十來年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現在會和印度一樣貧窮。都是靠市場調節自然發展的，而且起點差不多，自然條件差不多，你憑什么比人家發展得快很多？
假如說需要保持舊制度不變，優先發展生產力，等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再改變制度的話，其實解放前的幾千年都是這樣發展的，制度不變，生產力在自然發展，事實證明生產力發展很慢。
所以毛澤東改變制度，同時發展生產力的做法是正確的。假如后來能保持那時的制度不變，發展到現在，會比現在還要好得多，不成為世界第一也得第二（如果蘇聯按原來的制度發展到今天，多數會保持比中國領先的地位成為世界第一），根本就不會出現常常卡得要死的情況，也不會出現貧富嚴重分化的情況。那些把毛澤東時代的貧窮歸于那個時代的制度的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說什么因為所以——“社會財富大大增加了”
偷換概念。享受不到的財富有等于沒有。對于窮人來說，超級市場的財富即便堆積如山也等效為零，因為跟自己毫無關系。對蓋房子的民工來說，不管蓋的房子多好多值錢，只要自己買不起住不成，那這房產財富對自己就等效于不存在。對中國人來說，美國的財富不管多少都相當于零，因為人家的財富不管有還是沒有都跟中國人毫無關系，有等于沒有。社會堆積了多少財富是一回事，堆積的財富歸誰所有、為誰享用是另一回事。如果社會的財富絕大多數人都享受不到，那對這絕大多數人來說社會財富再多也等于零。不屬于自己的東西不能用來證明自己富。不為社會絕大多數人享用的財富不能用來證明社會進步。
指責毛澤東時代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么輪到自己呢？——“中國要達到發達國家水平，還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長期艱苦奮斗。”
這“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提法這幾年來不厭其煩地重復了一遍又一遍，如：
——2003年12月8日在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講話
——2003年12月10日在哈佛大學的演講：“把目光投向中國”
——2005年12月12日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的東亞峰會領袖對話時講
——2006年4月3日在澳大利亞聯邦總理霍華德的歡迎宴會演講
——2008年5月4日同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的談話
——2008年10月29日接受俄羅斯俄通社的采訪時講
——2009年12月6日在埃及出席中非論壇會議的間隙，接見旅埃華人代表時的即席講話
指責毛澤東為什么沒有在27年內做到這個、做到那個，也就是說給毛澤東解決一切問題的期限是27年。而給自己解決問題設定的期限呢？“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公平嗎？
“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換句話說，要解決改革的問題是幾百年之后的事，現在解決門也沒有。 這話說白了就是告訴中國人：這輩子別指望了，想富等來生吧！
更實際的意思是賴帳：現在可著勁地畫大餅開空頭支票，哄著老百姓別鬧事。反正“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之后你到哪找我去？那時怎么樣干我屁事？我現在想干什么干什么，天崩地裂也不在乎，反正到點拍拍屁股走人，誰也拿我沒轍。
一邊讓全民族為“富起來”拼命，一邊宣布“不可能人人都富”、富起來是“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之后的事，一邊又說“人人都有機會變富”、“窮人有希望變富人”——這唱的是哪一出呢？
這說白了是賭場老板的邏輯。賭場的規律是每個人理論上都可能贏，實際上幾乎必輸。賭場里贏錢的永遠是少數，輸錢的永遠是絕大多數。贏是偶然的，輸是必然的。贏是暫時的，輸是永久的。一時僥幸贏了，遲早還會輸回去。賭場老板要做的就是讓人們忘掉這些事實，免得看透一切死了心不進場或中途退場。所以賭場老板永遠拼命宣揚那極個別的幸運兒，淡化那絕大多數的倒霉蛋，讓人們只想到“誰都有贏的可能”這概率極小的一面，無視“幾乎必輸”這另一面；只看見極個別贏了錢的興高采烈，不去看大多數輸了錢的垂頭喪氣。
“先富起來”們的改革與賭場如出一轍：能富起來的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想富是做夢。“先富起來”們的操作者要做的就是拼命宣揚那少數幸運兒，淡化那絕大數的倒霉蛋，讓人們只想到“誰都有富的可能”這概率極小的一面，無視“徒勞白賠的概率更大”這另一面；只看見少數發了跡的興高采烈，不去看大多數為生存拼命掙扎的垂頭喪氣。“人人都有機會變富”、“窮人有希望變富人”之類說詞就是用這種“有機會”“有希望”的賭場式語言讓已經壓榨得透不過氣來的大多數繼續在“窮人有希望變成富人”的發財夢里長眠不醒——
讓人人以為自己可以發財，實際沒幾個人能發財；
讓你只看見個別幸運兒在贏，看不見絕大多數人在輸；
讓你只看見眼前走運，看不見遲早會輸回去；
讓你總以為你將是幸運兒，偏偏永遠是犧牲品；
讓你總覺得人人都發財，偏偏不是你；
讓你總覺得永遠有機會，偏偏不是現在；
……
一方面閃爍其辭，用“大家都富”的空想引誘老百姓接受“先富起來”們的改革，一方面拐彎抹角宣布只有少數人才能富，其它人幾倍子都別想富，免得老百姓當真用“大家都富起來”作為判斷標準，同時又用“人人都有希望”這種賭場術語當釣餌哄老百姓死心塌地繼續賭——“先富起來”們這個賭局就是這樣“為利益而‘真理’”。
“先富起來”們這場賭局不象普通賭場，沒有不進去的自由，沒有不賭的自由，沒有中途退場的自由。每個人只要活著，想不進場都不行，想不下注都不行，想中途退場都不行，想不為少數贏家做犧牲都不行。
結論：“先富起來”們的真面目是實現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壓迫。
但這真面目見不得人，死活都不能承認。
馬克思說：“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先富起來”們則拼命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
所以“先富起來”們免不了“為權力而‘真理’”的一切特征規律：“真理”為權力服務，為利益服務，充滿自相矛盾：
——宣揚“先富起來”們，卻又宣布“人人都富不可能”；
——宣揚“言論自由”，卻又“不爭論”；
——宣揚“人人平等”，卻又宣布“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
——宣揚人的本性是只顧自己自私自利，卻又聲稱自己“以人為本”、為全社會謀福利、關心愛護老百姓，動不動“感動中國”；
——宣揚“市場法則”、“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理性”，卻又口口聲聲“人性”、“尊重生命”、“道德的血液”；
——宣揚撒謊有理、“打左燈向右拐”、“騙出一個體制來”，卻又滿口“歷史真相”；
“特別是”以來的一切宣傳，無不千方百計讓老百姓相信公開聲稱要為自己謀私利的人能“以民為本”替老百姓著想；相信公開宣布“打左燈向右拐”、“騙出一個體制來”的人會跟你講實話、告訴你“客觀規律”和“歷史真相”；相信賣力宣揚遵循“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市場法則最合理的人會有“道德的血液”；相信拼命鼓吹“精英高人一等”的人在追求人人平等……
這一切信得信不得，自己憑常識判斷吧。
“先富起來”們的真面目是不是實現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壓迫，自己憑切身體會判斷吧。
我相信，這些分析，嚴重的侵害了某些人的利益的時候，它也就避不可免地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了。只有謠言永遠在那里被供著。關于這一點，我永遠是悲觀的。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