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立誠筆下的“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對日觀”

馬立誠筆下的“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對日觀”

----看馬立誠是如何栽贓和陷害總設計師的

二0一0年九月七日，日本海軍悍然闖入了我國的釣魚島海域，將正在那里進行正常捕撈作業的我國漁民抓到日本，并公然援引日本國內法律，對被抓捕的我國漁民進行了審判,制造了嚴重侵犯我國主權和肆意侮辱我中華民族尊嚴的“釣魚島事件”。眾所周知，釣魚島問題雖然完全是由于當初中國自己單方面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而給自己種下的一枚苦果，但是在中華民族的國力蒸蒸日上的時候，日本卻敢于公然使用極端的手段對我國的主權進行嚴重侵犯和對我中華民族的尊嚴進行肆意的侮辱，則又完全是由于目前我國國內的漢奸太多才造成的。

“釣魚島事件”發生之后，不管中日兩國的輿論鬧得是怎樣的沸沸揚揚，可我國的那個曾經因為提出并大肆鼓吹對日關系新思維和中日兩國不應延續仇恨謬論而名聲大噪的馬立誠，此時卻銷聲匿跡了。當初就是這個馬立誠由于在大肆鼓吹對日關系新思維、竭力地兜售中日兩國不應延續仇恨的謬論而遭到了國人的普遍譴責之后，不僅拉大旗作虎皮地搬出了鄧小平和胡耀邦的言論來為自己的無恥謬論尋找理論上和政治上的依據，對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進行了惡毒地栽贓和卑鄙地陷害，而且還順便對總設計師進行了無恥的人格貶低。

二00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馬立誠公開發表了一篇題為《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對日觀》的文章。在文章中，馬立誠詳細地描述和記述了鄧小平于一九七八年訪問日本的行程及訪日期間的公開談話，從而把他的對日關系新思維和中日兩國不應延續仇恨的無恥謬論與鄧小平訪日期間的講話精神聯系在了一起。

在馬立誠的筆下，到日本進行國事訪問的總設計師簡直就成了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不僅表現得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而且更為日本的發達驚羨得合不攏了嘴。特別是在對現代化這個事關民族生死存亡問題的如何認識上，馬立誠更是把總設計師描述成了是一個僅僅乘坐了一回日本的新干線列車，就“我懂得什么是現代化了”的純粹白癡。

鄧小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總設計師，怎么會對現代化這個問題的認識是如此地膚淺？我們的總設計師早在一九二0年到法國留洋的時候，就是乘坐法國的萬噸輪去的。總設計師對外面的世界不僅是十分熟悉的，而且對什么是現代化的這個問題更是應該有著深刻地理解的。而馬立誠這樣描述總設計師對現代化這個問題的理解，難道是為了給總設計師“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論從另一個方面做出解釋？

尤為惡毒的是，馬立誠所描述的總設計師在訪日期間會見日本領導人時的場景和對話，不僅為他的對日關系新思維和中日兩國不應延續仇恨的謬論尋找到了理論上和政治上的依據，而且還在人格上對總設計師進行了貶低。馬立誠在他的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的：23日上午10點多，鄧小平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的兩國友好條約批準換文儀式上發表演說。他說：“中日兩國人民要友好，要團結，中日兩國要和睦，要合作，這是10億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歷史發展的潮流。”；同一天中午，鄧小平拜會日本天皇裕仁。鄧小平對天皇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后要積極向前看。”；鄧小平在和福田首相會談中說：“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將世世代代發展下去，我們對此感到無限高興。”

    在馬立誠的這篇文章中，人們只能看到總設計師在拜會日本領導人時不厭其煩地大談中日友好，而絲毫不見日本領導人對此有什么回應。既然是雙方領導人會見，那么就決不可能只有總設計師一個人在喋喋不休地大談中日友好，而日方領導人卻始終在唱著一曲《什么也不說》。至于日本方面的領導人在與總設計師的會談中都說了什么，通過對馬立誠的文章和其一貫的立場以及三十多年來日本在對華關系上的 所作所為來分析，應該不是對總設計師所大談的中日友好反應冷淡的話，就是對馬立誠專為欺騙中國人民而大肆鼓吹和兜售的對日關系新思維與中日兩國不應延續仇恨的這種謬論不利的話，而決不會與之相反。否則像能夠為馬立誠大肆鼓吹和兜售對日關系新思維與中日兩國不應延續仇恨的謬論提供有利事實的內容，馬立誠在他的文章中不可能不寫出來，而且日本也不會不僅沒有將“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將世世代代發展下去”，而且才過去了剛剛不到一代人時間的三十多年，就制造了嚴重侵犯我國主權和肆意侮辱我中華民族尊嚴的“釣魚島事件”。

由于馬立誠自己也知道，如果在文章中不涉及到一點日方領導人在與總設計師會見時的談話內容，尤其是不表示一下對中國的友好，那么不僅就文章的本身在邏輯上說不通，在外交禮儀上說不過去，而且也更不利于其通過大肆鼓吹和兜售對日關系新思維與中日兩國不應延續仇恨的謬論以達到欺騙中國人民的目的。但由于在當時現任的日本領導人與總設計師的會談中又實在是找不出這方面的內容，于是，馬立誠便把日本的前首相田中角榮拉了出來，用“田中角榮說，日中兩國友好，這對亞洲和世界和平都是一件大事。就日本來說，這是明治維新以來100年中最大的喜事。”的這段話，算是對總設計師所講的上述三段話的回應。馬立誠就是用這種無可奈何之下的牽強附會筆法，才不僅為自己的文章在架構上找到了一些平衡，而且也算是在外交禮儀上為總設計師掙回了一點面子。  

從《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對日觀》這篇文章中，確實能夠看出馬立誠深厚的漢語文學和邏輯學功底。文章不僅結構巧妙，架構平衡，首尾呼應，寓意深刻，而且更似乎是在向讀者暗示著什么。在整篇文章中，凡是總設計師訪日期間的即時談話，馬立誠在文章中都加了引號。而唯獨在寫到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的談話時，文中卻沒有加引號，可見田中角榮的這句話很有可能不是說在總設計師訪日期間。特別是由于下野的首相早已變成了平民，根本就代表不了日本官方的立場，所以這句話顯然與作為國家實際最高領導人的總設計師的喋喋不休地大談中日友好是不對等的。馬立誠就是用這樣的隱晦筆法，將總設計師在訪日期間，只有他一個人喋喋不休地大談中日友好，而卻沒有得到日方現任領導人的一絲回應，全景式的展示在了人們的面前。馬立誠的生花妙筆，不僅使總設計師在外交禮儀上受到了狠狠地的羞辱，而且更在人格上也受到了肆意地貶低。通過《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對日觀》一文，任何人都不僅能夠看出總設計師在馬立誠的筆下成了什么樣的人，而且也能從馬立誠既要在總設計師的談話中為自己大肆鼓吹和兜售的對日關系新思維與中日兩國不應延續仇恨的謬論尋求理論上和政治上依據，而且還要對總設計師進行人格的貶低上而看出馬立誠是個什么樣的人。有著如此深厚的漢語文學和邏輯學功底的馬立誠，不去從事一些諸如文學創作與哲學研究等方面的事，而偏偏要去鼓吹和兜售對日關系新思維與中日兩國不應延續仇恨的謬論，并由此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我在對馬立誠產生了強烈鄙視的同時，也感到了一絲絲的可惜。

“釣魚島事件”已經足以證明了，在日本對中國的仇恨不僅仍在延續、同時更在日益加深的情況下，中日關系不僅不可能產生什么“新思維”，而且中國所有一廂情愿的中日友好的舉措都是徒勞的。如果日本不能就過去的歷史和罪惡做出深刻地反思和真誠地悔悟，那么中國再奢談什么中日友好，就只能是再當一回二十一世紀的東郭先生。正是由于日本方面不僅根本就沒有理會馬立誠所提出并在國內大肆鼓吹對日關系新思維的苦心，也絲毫沒有響應馬立誠竭力兜售的中日兩國不應延續仇恨的謬論，所以才得寸進尺地制造了“釣魚島事件”。在鐵的事實面前，提出并大肆鼓吹和兜售對日關系新思維與中日兩國不應延續仇恨謬論的馬立誠受到國人的普遍責罵，也就是在所難免的了。

   日本人用實際行動不僅回應了馬立誠的新思維和謬論，而且也教訓了所有對日本抱有幻想的中國人。大錯已鑄成。面對殘酷的現實，馬立誠先生也羞慚地躲藏了起來。只是但愿馬立誠先生真的是閉門思過，而不是韜光養晦，可千萬別再想著怎樣繼續做像鼓吹和兜售對日關系新思維與中日兩國不應延續仇恨的謬論以及栽贓和陷害總設計師這樣惡毒的事了。

附：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對日觀　　

馬立誠(2007-04-26 16:54:25) 　　

    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領導人之一，是抗日戰爭的著名將領。　　

    1937年8月，抗日戰爭爆發之后，鄧小平擔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年底，擔任八路軍三大主力之一的129師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29師師長為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先后在129師擔任重要職務的政訓處主任張浩、副主任宋任窮；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黃鎮；385旅旅長王宏坤，386旅旅長陳賡、副旅長陳再道；769團團長陳錫聯，支隊長秦基偉，以及后來擔任太岳軍區政委、晉冀魯豫軍區副政委的薄一波等等，都是抗日名將。　　

    129師在抗日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比如抗戰之初的1937年10月，陳錫聯率團夜襲陽明堡機場消滅日軍24架飛機；之后開辟晉東南抗日斗爭根據地；在1940年“百團大戰”中取得正太路戰役勝利；1943年勝利開展反“掃蕩”斗爭，殲滅日軍“觀戰團”等等。129師在抗日戰爭中共殲滅日偽軍42萬人，建立了擁有2400萬人口、18萬平方公里的晉冀魯豫解放區，部隊發展到30萬人。　　

    毫無疑問，鄧小平是偉大的愛國者。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從1946年初開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甲級戰犯。同時，各受害國（不含蘇聯）共成立49所法庭，審判乙丙級戰犯。共判處死刑991人，無期徒刑491人，有期徒刑2946人。其中包括中國戰區10所法庭從1946年到1949年審判的2200多件戰犯案件。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谷壽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等被判處死刑。　　

    戰后，美軍占領日本期間，大規模整肅了發動戰爭的專制體制，對日本進行了系統的民主改造，并幫助日本制定了和平憲法。盡管仍有極少數右翼不時發出謬論，但正如近日我國媒介所說：與戰前對比，戰后日本發生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人權得到充分保障，經濟民主化也得到有力推行。　　

    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調整對日政策的前提之一。　　

    1955年，中共中央決定，對關押在大陸的1000多名日本戰犯寬大處理。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關于處理在押日本戰犯的決定。1017名戰犯免予起訴釋放，45名戰犯判處有期徒刑12年至18年，而且是自拘押之日算起，表現好的予以減刑或提前釋放。至此，長達10年之久的從法律方面追究戰爭責任的審判活動結束。同一年，梅蘭芳京劇團訪日成功，日本電影周在中國10大城市隆重舉行，北京舉辦日本畫展并為日本畫家雪舟逝世450周年舉行盛大紀念活動。1957年，日本話劇團、日本教育考察團、日本醫學代表團等訪華成功。當時中國報紙說，兩國文化交流絢爛多彩。假如此時日本沒有發生上述巨大變化，這些“絢爛”的交流是不可想象的。　　

    此后，兩國人民友好關系不斷發展，經濟文化往來逐漸擴大。　　

    在此基礎上，1972年9月，兩國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兩國簽署和平友好條約，決定進一步發展兩國友好關系。　　

    　1978年10月22日　，鄧小平啟程訪日。這是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之后的首次出訪。23日上午10點多，鄧小平在日本首相官邸發表演說。他說：“中日兩國人民要友好，要團結，中日兩國要和睦，要合作，這是10億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歷史發展的潮流。”　　

    當天中午，鄧小平拜會日本天皇裕仁。鄧小平對天皇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后要積極向前看。”鄧小平所說的“過去的事情”，指什么呢？當然是指過去的戰爭。鄧小平說這句話，絲毫也不影響他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只能說明鄧小平抓住了時代潮流的主脈，站得高，看得遠，是一位前瞻性的歷史巨人。　　

    順便說一句，我提出對日關系新思維，正是根據鄧小平這一講話的精神，進行了新的闡發。　　

    當天下午，鄧小平在和福田首相會談中說：“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將世世代代發展下去，我們對此感到無限高興。”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說，日中兩國友好，這對亞洲和世界和平都是一件大事。就日本來說，這是明治維新以來100年中最大的喜事。　　

    訪日期間，鄧小平還參觀了日產汽車公司和新日本鋼鐵公司，并乘坐了日本新干線火車。鄧小平說：“我懂得什么是現代化了。”鄧小平還說：“首先承認我們的落后，老老實實承認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學習。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請教。”回國之后，一場影響中國命運的改革開放就開始了。　　

    在釣魚島等爭議問題上，鄧小平提出擱置爭議的建議，以靈活、務實的態度折服了日本人。他的虛心精神和決斷姿態更是傾倒了日本人。　　

    眾所周知，胡耀邦也是抗日戰爭的將領。1937年，胡耀邦任延安抗大教育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他創辦了抗大校刊《思想戰線》。1939年，他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1940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軍委直屬機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也是一位久經鍛煉的偉大的愛國者。　　

    1982年至1983年，胡耀邦多次向全國干部推薦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著的《激蕩的百年史》。這本書，回顧了日本從明治維新到戰后發展的百年跌宕。胡耀邦說，他讀了這本書之后覺得很受啟發。2005年10月，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重印了《激蕩的百年史》，后記中說：“本書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風行一時”。這正是由于胡耀邦力薦的結果。　　

    作為抗日將領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提倡向日本學習，學習日本的改革精神、教育優先、科技創新，以推動中國的現代化。　　

    　1982年9月28日　，剛剛在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北京會見日本首相鈴木。胡耀邦說：中國和日本是世界上兩個偉大民族，中日兩國“和則兩利，離則兩傷。”和則兩利，是指有利于世界和平，造福于后代子孫。　　

    　1983年2月20日　，胡耀邦在武漢會見日本首相特使二階堂進時說：在兩國關系上我們主張向前看。　9月29日　，胡耀邦會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石橋政嗣時再次強調說：中國和日本的歷史說明兩斗俱傷，兩和俱榮。我們要教育子孫永遠保持和發展同日本的友好關系。　10月3日　，胡耀邦會見《讀賣新聞》編輯局長水上建也率領的日本新聞界訪華團時說：我們兩國再不能互相對抗了。　　

    　1983年11月23日　，胡耀邦啟程訪問日本。他在日本眾議院發表講話說，需要一種高瞻遠矚，從全局和長遠觀察和處理中日關系。眼光放長，達人大觀。　　

    胡耀邦在東京經濟界歡迎會上說，中日雙方各有優勢，幾十年之后，雙方仍然會各有優勢，仍應加強合作，取長補短。　　

    26日，胡耀邦在日本青年歡迎胡耀邦訪日的會議上說：當前面臨的問題，是把我們這一代已經奠定的友好關系，傳給今后一代到兩代，使今后三十年到六十年的友好關系，不斷發展。　　

    胡耀邦在演說中邀請3千名日本青年在1984年來中國訪問一周，這是兩國在80年代友好浪潮中非常著名的一幕重頭戲。　　

    28日，胡耀邦在大阪參觀工廠時題詞：“向創造世界第一流現代化工業水平的日本企業家、科學技術人員和廣大工人致敬！”　　

    30日，胡耀邦在參觀三菱公司造船廠時，在貴賓簿上寫下：“中日友誼長存”六個字。　　

    通過以上簡略回顧，我們看到，由于鄧小平、胡耀邦等老一輩革命家不懈努力，上世紀80年代，中日友好成為兩國關系的主潮。　　

    在網上逢日必罵、逢日必反，叫喊“中日不惜一戰”的人，不妨動腦子想一想，你和鄧小平、胡耀邦的區別在什么地方？也應當想一想，曾經奮力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鄧小平、胡耀邦這樣做，難道是“賣國”嗎？　　

    今天，在經歷了一段波折之后，溫家寶總理訪日成功，再一次延續了偉大的愛國者鄧小平、胡耀邦的明智、成熟的路線，這是中國之幸。溫家寶在日本國會的演講中說：“中日兩國和則兩利，斗則俱傷”，這是經歷波折之后再次被證明了的真理。　　

    一周前，《南方周末》頭版發表《融冰之后，應是“學習日本”再出發》一文。文章說：“愛國不能徒具熱血，從‘仇日派’變為‘知日派’、‘學日派’，這才是理性的、更高層次的愛國。”“‘中日兩國必有一戰’無疑是過時的思維。正如小平所指出的，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主題。在和平、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越來越成為普世價值、國家間關系已不是你死我活的關系的今天，只有和睦相處，戰略互惠，才能達致雙贏。”　　

    林語堂在《機器與精神》一文中說：“愛國各有其道，而最要的一件就是要把頭腦弄清楚。若是愛國以情不以理，是非利害不明，對于自己與他人的文明，沒有徹底的認識，反以保守為愛國，改革為媚外，那就不是我國將來之幸了。”　　

    在警惕日本右翼，維護中國國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推進和發展中日友好，是愛國的、明智的選擇。愛國而不明理，結果可能會害國。這就是鄧小平、胡耀邦的對日觀給我們的啟示。當然，有的人假借“愛國”而謀私做秀，那是另一個問題，需專文另論。　　

           　200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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