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自私的基因》、蘇拉密宏文及其它
食與被食的層次
印度《奧義書》【宇宙萬物，或是食者，或是被食者，一言以蔽之，皆為食。】
食與被食，是有“層次”的：
最讓人熟悉的“層次”就是我們的吃飯，把食物消化分解為簡單分子后吸收利用；
《細胞生命的禮贊》提到過一種層次，就是巨蛤，它“吞吃”了某些種類的海藻，卻并不是把海藻完全消化，而是只把海藻“消化”成單獨的細胞，并利用海藻細胞進行光合作用制造養分[①]；
“吞并”則達到了群體的“層次”，一個種群“消滅”同一物種的另一個種群，把雌性，或者還包括“投降”的雄性掠奪過來，壯大成功的種群；
人類社會除了這個“層次”還有一個國家吞并另一個國家，只殺點“恐怖組織”；
……最高層次的“食”，大約就是一個星系吞并另一個星系，單獨的星體基本上不會與另一個星系的星體碰撞。
所有這些不同的“食與被食”，成功者都可以看作某種程度的“個體”，于是，這個成功的個體就會有個體生物學所指出的“進化優勢”。造成高一個“層次”個體的成功的進化策略，往往與低一個層次個體成功的進化策略不同，甚至相反：獅子要能成功捕獲到獵物，它自己體內的各種細胞就得分工合作，不得多吃多占，體內有多吃多占細胞——用通俗的語言，這種細胞叫癌細胞——的獅子就滅絕了；單個獅子不多吃多占，則又要被能夠多吃多占的獅子排斥掉，導致沒有后代遺傳下去。把一個國家或一種文化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想要成功，首先必須能解決自身“體內癌細胞”；其次能應付其它多吃多占國家的挑戰。
《細胞生命的禮贊》作者在地球人口三十億的時候，在《作為生命的細胞器》一節，提出包括線粒體在內的大多數細胞器，都是在進化的早期同我們的細胞就結合在一起的共生微生物。《自私的基因》的作者提出【這樣一個更加激進的論點：我們的每一個基因都是一個共生單位。】[②]——根據書中作者的反復申明和面面俱到的論述，筆者以為，書名中的“自私”確實很容易讓人誤解，多數人就這個語文水平，因此筆者建議把書名改為《能經受自然選擇的基因》。——劉易斯·托馬斯把共生單位分解到了細胞器，理查德·道金斯把共生單位進一步分解到了基因，確實是創人所未見或集前人之大成，加上人所共知的共生單位“多細胞有機體”也就是生物個體，就有了三個“層次”——所有這些“層次”，都有“內部的共生現象”和“個體”之間的共生現象；也就都要按ESS[③]演化（筆者喜歡沒有傾向的“演化”而不是傾向明顯的“進化”）。
根據前段《奧義書》講的，還有家族-種群、民族或國家-物種至少兩個層次，用的ESS策略有“殺俘不祥；懷柔遠人”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家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據目前來看，還是中國的“懷柔遠人”策略比較ESS，歷史上不這么干的中國的競爭對手都被淘汰掉了。當然，繼續的演化就不知道了，因為“懷柔遠人”肯定不是“韜光養晦”啥的。
《自私的基因》的<第五章進犯行為：穩定性和自私的機器>，論述了幾個簡單的策略，作為基本的理想狀況加以理論探討[④]，模型不斷加入現實條件自然就不斷接近實際[⑤]：
1.鷹策略：搏斗起來總是全力以赴，孤注一擲的，除非身負重傷，否則絕不退卻；
2.鴿子策略：是以風度高雅的慣常方式進行威脅恫嚇，從不傷害其他動物；
3.還擊策略：每次搏斗開始時行威脅恫嚇，從不主動傷害其他動物，對方一旦向它進攻，它即還擊；
4.試探還擊策略者：先試探進攻，如果對方不還擊，它堅持象鷹一樣行動；另一方面，如果對方還擊，它就回復到鴿子的那種通常的威脅恫嚇姿態。如果受到攻擊，它就象普通的還擊策略者一樣進行還擊。
5.恃強欺弱的策略：它的行為處處象鷹，但一旦受到還擊，它立刻就逃之夭夭。
作者還描述了“史密斯所思考的另一類戰爭游戲叫作‘消耗戰’”。作者說，在進化上穩定的策略只有還擊策略，“消耗戰”的打法是“不動聲色”，只有【不動聲色的面部表情方是在進化上的穩定策略。即使最終認輸，也是突如其來和難以逆料的。】
這個些結論與筆者的常識沒有沖突，所以筆者特別喜歡，于是筆者想用“社會科學”的術語翻譯一下以上五種策略：
1.鷹策略等于法西斯，每次競爭都是決斗。
2.鴿子策略大約等于宋襄公。
3.還擊策略等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4.試探還擊策略等于鴉片販子和奴隸販子欺負落后民族。
5.恃強欺弱策略等于紙老虎。
筆者以為，以上五種策略，就是任何一個“層次”的“個體”與另一個“個體”進行競爭——當然包括一個國家與另一個或一批國家競爭這個“層次”——所能選擇的全部備選策略，其中鷹策略和鴿子策略在現實中數量稀少，是基本的“理論模型”。某些鳥人說中國人是羊，血管里沒有流狼血，不知道它們呼吁中國人采取何種競爭策略？
在“消耗戰”中說“我們要韜光養晦”，那就是【……預示未來行為的任何類似暴露都會很快受到自然選擇的懲罰。】
群體選擇理論，就像精度不夠的放大鏡，能觀察到部分“真理”，也能解釋。但顯然，假如基因層次能進一步精確解釋，作為精確的答案是要后者的；如果后者連群體選擇理論觀察到的客觀現象也要否認掉，那么就是使用者的水平問題了。
因完全自私而生的“公”
ESS，實際上只是造就“能經受自然選擇的基因”，這些基因就算是從根本的“自私”出發，演化出“人皆有惻隱之心”之類的“為公”也是可以的。
人類個體，男女之間的差別是很小的，男人個體之間的差別也是很小的。也就是，人與人之間，是“對稱性”競賽——筆者要從上古開始研究——據《自私的基因》研究的成果，“對稱性”競賽適用的前一節說的五種策略和“消耗戰”。筆者摘錄一些《自私的基因》的推理研究。
采用鷹策略的“經濟人”，【合乎邏輯的策略似乎是將其競爭對手殺死，然后最好是把它們吃掉。盡管自然界會發生屠殺和同類相食的現象，但認為這種現象普遍存在卻是對自私基因的理論的一種幼稚的理解。……把動物的進犯行為解釋成是有克制的而且是有一定規格的行為，可能會引起爭論。尤其是把可憐的歷史悠久的人類說成是屠殺自己同類的唯一物種，是該隱(cain)印記以及種種聳人聽聞的此類指責的唯一繼承人，顯然都是錯誤的。……對這一問題的一般回答是，那種破釜沉舟的好斗精神不但會帶來好處，而且也會造成損失，而且不僅僅是時間和精力方面的明顯損失。……在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競爭體系內，除掉一個對手并不見得就是一件好事，其他的競爭對手很可能比你從中得到更多的好處。】——作者解釋了為什么同種相殘殺在自然界比較少。筆者看過另一篇文章，當然題目啊作者啊全忘了，其中說，實際上，人，當然特別是指男人，包括戰爭在種內殘殺，是靈長類中最少的，猴子和猩猩，它們內部也是經常打仗，也是要吃同類的；至于壓迫，人類也是最輕的，猴子和猩猩的等級制度比我們嚴厲多了。所以無論從哪方面說，都不能證明人不如禽獸，雖然經常有人這么干。
并且，根據作者的這個論述，可以理解春秋戰國時代為什么有那么多小國可以活下去，有那么多諸侯今天救這個諸侯明天救那個諸侯，甚至今年救明年攻打。同樣的，鷹策略是在進化上是不穩定的，很快要被淘汰，所以不看顧一下別的“經濟人”利益的“經濟人”是吃不開的。
筆者要引述《自私的基因》就到此，后面的論述，則與作者的結論有異，雖然方法仍然是作者用的ESS。作者雖然用歸謬法論證“群體選擇”理論不對，但仍然沒有能夠完全否定“群體選擇”理論假如定了“適用層次”，就是好理論，筆者恰恰就要證明“群體選擇”導致“為公”的產生。
作者用ESS闡述了“統治集團”的產生[⑥]，就是爭斗失敗的個體認輸，自然形成不同的等級，群體內的爭斗減少，從而穩定下來，看起來就形成了“統治集團”，但“統治集團”里面具體成員是隨時面臨挑戰的，失敗了就從勝利者的地位降下來。這個論述，筆者以為也就是《封建論》的思想實驗論述的人類統治集團產生的過程[⑦]，柳子厚認為：“太初的時候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沒有皮毛保暖，吃的自衛的都不好弄到手，必然要發明工具；工具一旦發明就會有私有制，私有制一出現就會爭斗，有爭斗就需要仲裁，公正聰明的人就有道德號召力，就能博得統治權，對違反公德的個人先行教育，教育不過來就實行嚴厲懲罰，于是法律和國家機器就誕生了。整個過程是人們聚族而居，組群壯大伴隨斗爭激烈，直到形成戰爭，有戰爭又形成以德服人，于是各級諸侯就形成了，最后是天下一統。從天子到生產隊長，德行高的統治者死后，人們自然出于感激而推舉他兒子接班”——比如今日朝鮮，實際上這個辦法還省去了權力交接每次必然要發生的權力斗爭，節約社會運行成本——柳子厚的這個思想實驗一點也不過時。“統治集團”跟道德無關，據“反文王”的柳子厚的意見，對于人類社會，恰恰是有道德的人才能在競爭中成為“統治集團”，這個見解并不比“民主就是好”的自由派的高見差多少。至于正確答案是什么，筆者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總之，一個群體產生后，也就可以作為一個“生物體”來考察，“統治集團”就是這個“生物體”的神經系統。群體內部的競爭則可以歸到“生物體”內部的平衡中去，如果不平衡，那么就是這個“生物體”生病。這個“生物體”要有力量，能在生存競賽中成功，那就得比它的競爭對手健康，能獲得更多的生存資源，當然包括能從它的競爭對手那里搶得資源。于是競爭在群體這個層次上展開，反而是適用生物個體的ESS。
說到這，就回到《自私的基因》所講的社會性昆蟲，生存競爭的單位是“種系”——這個看法就跟劉易斯·托馬斯的看法一致，一個百萬螞蟻組成的蟻群是一頭巨大的動物——這樣一來，【有生殖能力的個體之內。它們和我們精巢和卵巢里的生殖細胞相類似。不育的職蟲和我們的肝臟、肌肉和神經細胞相類似。】——于是一切都各得其所了——【只要我們接受了職蟲都不能生育這個事實，它們的自殺性行為以及其他形式的利他性或合作性行為就不會那么令人驚訝了。一只正常動物的軀體之所以受到操縱就是為了要生育后代以及撫養擁有同樣基因的其他個體，以保證其基因得以生存下去。為其他個體的利益而自殺和在今后生育自己的后代兩者是不能一致的。因此，自殺性的自我犧牲行為很少進化。但工蜂從不生育自己的后代。它們的全部精力都用于照顧不屬自己后代的親屬從而保存自己的基因。一只不育工蜂的死亡，對它自己基因的影響，宛如秋天一棵樹落下的一片樹葉對樹的基因的影響。】
人類社會與群居昆蟲的群落不同的地方在于，每個個體都有生育能力，相同的地方在于一個人類群體跟一個群居昆蟲的群落一樣，要與另一個群體競爭。也就是說，雖然兩個人類群體——民族或國家——生存競爭程度沒有兩個群居昆蟲的群落那么激烈，因此【自殺性的自我犧牲行為】也就沒有群居昆蟲的“職蟲”進化得那么專門、界限分明，但仍然能進化出程度稍低的【自殺性的自我犧牲行為】的！
也就是說，基因從完全的“自私”出發，是能進化以“蒼生為己任”為公的個體的，它的基因就是促使它為公的，可以為公主動犧牲，甚至并不留下自己的后代的——但保護了他兄弟的基因和“種系”的基因——，“仁人志士”像“職蟲”一樣【自殺性的自我犧牲】，于是族群作為一頭巨大的生物，競爭力得以強大，沒有或比較少這類“職蟲”的人類群體，在上古的社會競爭中多數都滅絕了。
至此，筆者證明，自私的基因是能夠演化出完全為公的“仁人志士”的，他們就是社會這頭生物的免疫細胞，或者腦細胞。
所以，筆者比較悲觀，社會的等級也許是不可能被消滅的。作為生物的社會，道德、法律、禁忌和國家機器，也許就是這個生物的激素和免疫系統。生物要生病，作為巨大生物的社會，當然也就不會不感冒，至于什么是它的發燒、腫瘤、殘疾、基因突變以至絕癥，也許毛選診斷得最好吧。
至此，筆者已經證明，“經濟人”應該足夠理性，能夠準確計算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收支，而要收獲長遠利益，總是需要“經濟人”表現得比較“公”的樣子，否則，作為“免疫系統”的道德和法律就會加以反擊。也就是說，不論從完全的自私出發也好，為公也好，客觀上你最好有禮有節，有公德，性本善性本惡都是沒有關系的。
任何一種理論，不管它是怎么干活的，無非是個過程，把結論描述得違反常識，就是故弄玄虛，是有意無意的騙子。
蘇拉密
世界若未出現過大同或共產主義，如何能認為共產主義能夠實現？
無產階級若果真立場堅定，如何又會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小資是進化保留的典型類型。無產階級不能消滅大資，自己掙成小資，就只好餓死，繁殖一個個體又總是比殺死一個個體困難，因此這樣的社會在上古的時候已經滅絕了，所以紅眼病是進化保留的最佳策略。于是，就算無產階級——人類社會總是從一窮二白的全體無產階級開始的——是出于完全的自私，他們中的一些個體掙成大資的時候，為了能實現長遠的自私利益，最好有禮有節，有一定公德。
如是我聞，在毛時代，工人有國企，農民有人民公社，知識分子有事業單位——全國人民可以說都是無產階級。今日的小資，多數就是從工農中出來的，“階級地位決定階級立場”，他們一旦變成小資就不講“無產階級”的立場，按蘇拉密的數據是90%——是不是證明，教育是脫了褲子放屁，是沒有作用的？“無產階級”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學校變成小資，就是為了培養壓迫自己的走狗？蘇拉密把蔣委員長干的活記到“小資”頭上，筆者不客氣地說，那是有意無意的栽贓。
《自私的基因》里論述了好些種“模擬”：只要某種策略是有效的，就有生物去模擬這種策略實行欺騙。到人類社會，經演化到現在這個階段，欺騙已經是無處不在，幾乎能找到所有動物在捕食、逃跑、求偶等重要活動中采取過的騙術。古代宗教有用的時候有各種騙子宗教，后來馬克思主義有用的時候有形形色色的假馬克思主義，今天自由震天價響的時候有形形色色的偽自由主義。作者萬分謙虛地說【當我們把相互利他行為的概念運用于我們自己的物種時，我們對這種概念可能產生的各種后果可以進行無窮無盡的耐人尋味的猜測。盡管我也很想談談自己的看法，可是我的想象力并不比你們強。我想還是讓讀者自己以此自娛吧！】——實際上書中所有的概念都可以“運用于我們自己的物種”，方便我們進行“無窮無盡的耐人尋味的猜測”，比如筆者已經運用了一次，證明完全為公的人在理論上也是可以進化出來的。這實在是說明《自私的基因》是本好書，流氓讀了更有文化更可怕，從而帶動“慧眼”一起進化，可以提高社會的文化水平。
說工農不覺悟的除了蘇拉密說的“小資”，也還包括“很革命派”，包括狼圖騰派，包括小資柿油派。而“很革命派”，也許叫托派，采用的競爭策略，是鷹策略，是生物學上的不穩定策略，注定該滅亡的。哈馬斯、伊拉克、塔利班、基地的策略，也是鷹策略，注定成不了大氣。
“只要資本無國界，工人階級就沒有祖國！”蘇拉密說。筆者以為，世界的劃分方式，除了“資本”和“工人階級”，只要不睜眼說瞎話，就不能否認還有民族和國家的方式，雖然民族矛盾歸根結底是階級矛盾，但兩個矛盾畢竟不能劃等號，本國的資本當然不比外國的資本仁慈，也不見得就比完國的資本更殘暴。按“層次”來說，斗爭“層次”從“階級矛盾”墮落為“民族矛盾和國家矛盾”確實比較遺憾，當然有蘇拉密所謂的“小資”的功勞。當年日本的“無產階級”被日本的資本家忽悠到中國進行侵略戰爭，毛沒有跟日本人民聯合起來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今日美國的“無產階級”被美國的資本家忽悠到中亞等地進行侵略戰爭，蘇拉密是否要指出伊拉克阿富汗的無產階級跟美國人民聯合起來反對侵略？
“民族矛盾歸根結底是階級矛盾”雖然是真理，并不代表它就是就能夠解決實踐中遭遇到的諸多難題，特別是“很革命們”里面有太多有意無意的騙子。
有意無意的騙子
王小東在《自我淘汰：中華民族的最大危險》長文中，與西方精英一樣，把“沖突的原因”歸結為資源有限，難道王小東不知道人類歷史上人口遠遠少于自然資源所能支持的人口，照樣也是要戰爭的么？在《非西方國家的反應》中寫到：〖能夠做些什么呢？目前看來能做的不多，但將來是不清楚的。抑或人類將能找到公正、合理的辦法來解決它們的沖突，抑或沖突將激化——現代科技的發展有可能使得有一天突然間小國、弱國也掌握了無法防御的威懾力量（但這也是很危險的）。總之，維護21世紀的和平，維護地球上所有人的生存權利，仍舊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筆者很奇怪的是，王小東怎么對小國、弱國“掌握了無法防御的威懾力量”——實際上是說強國不能武力消滅弱國了——感到“很危險”？
毛選《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革命的發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緣故嗎？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嗎？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嗎？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嗎？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于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過剩。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么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蒙古土地那么廣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把革命換成戰爭，殖民，種族滅絕，文明沖突啥的，“帝國主義要侵略，是由于帝國內部人口太多的緣故嗎？”把社會問題，戰爭，貧富分化，說成是人口壓力造成的，都是有意無意的騙子。
劉易斯·托馬斯的科普和真小資的科普
劉夙把劉易斯·托馬斯視為沒有見識多愁善感的小資，藐視“生態主義”，只對“完整的美國醫學史”感興趣，而不是對托馬斯提出的要沒有規劃地、卻是大規模地進行生物科學的基礎研究消滅“半拉子醫療技術”感興趣——恰如劉夙藐視劉易斯·托馬斯一般，筆者在此問題上藐視劉夙焉。筆者以為，如劉夙反中醫反到不講實證一樣，在此問題上是水平有限：劉夙說〖在作者（劉易斯·托馬斯）看來，20世紀上半葉磺胺類藥物和青霉素的應用才標志醫學最終完成了深刻的變革，成為一門科學〗——恰恰相反，托馬斯寫到[⑧]：【說現代醫學始于抗菌素時代的說法，忽視了多到令人膛目結舌的基礎研究。】托馬斯認為，基礎研究的突破，疾病機理的發現，才是現代醫學的開始，“成為一門科學”，沒有基礎研究發現透徹的疾病機理，卻大量實行手術，甚至包括器官移植，托馬斯都歸為代價昂貴的“半拉子技術”——實際上這類“半拉子技術”醫療技術正是今日某些人物反對西醫，說中醫無限好的論據所在。
在那個抗生素是靈丹妙藥的時代，托馬斯以調侃的語氣寫人們對細菌的恐懼，跟我們今天濫用抗生素的邏輯沒有兩樣[⑨]——如何又能得到劉夙的高見，說現代醫學是一門日新月異的年輕科學，托馬斯那幾本二三十年前的老掉牙的玩意在今天的中國就過時了？由此想起劉夙的文章《即使韓偉集團倒了，也不要相信“土雞蛋”》，“理論根據”是〖大部分散養雞照樣要喂飼料，這些飼料含有三聚氰胺的可能性要比品牌廠商采用的飼料更大；而那些不吃飼料的“土雞”，雖然吃不到三聚氰胺，卻很有可能從它雜七雜八的食物中吃到什么別的有害物質，更麻煩的是，對此我們是很難預知的。……我的建議就是：即使品牌雞蛋被檢出問題，也千萬不要誤以為“土雞蛋”會比品牌雞蛋更好，否則，你所遭遇的風險，將比繼續食用品牌雞蛋更大！〗——按這個邏輯，三鹿就是倒了也要喝品牌牛奶。不吃飼料的“土雞”——據筆者所知，跟雞的品種沒有關系，只要是吃自然的糧食，散養，雞就是“土雞”，蛋就是“土雞蛋”——風險竟然比養雞場的問題更大，筆者以為，也只有“信仰”這個玩意能弄出這樣高明的邏輯。
劉夙指責托馬斯的“小資”，可能在《細菌》一篇中算得上一點吧，托馬斯認為免役系統[⑩]對付單對個細菌的辦法不錯，但對付大量內毒素自由分子的信號，卻反應過激，把自己給毀了，意思是共生比較好，免役系統跟五角大樓一樣經常反應過激，是因為遠古的記憶。筆者倒是認為這個“遠古”并沒有結束，而作為種群這頭生物的細胞，個體在大量細菌感染的情況下與細菌同歸于盡，是保護種群這頭生物的“身體健康”，跟我們體內一個白細胞吞吃了一個有害細菌而死掉，是一樣的意義。
中西醫
筆者同意黃紀蘇引用陳寅恪說中醫“有可驗之功，無可通之理”[11]。醫學本來只有“道”，是無所謂中西的——華佗發明麻沸散做手術，是什么醫？——仍然用“中醫”“西醫”這個名詞，只是，筆者以為“中醫”就是精度不夠的顯微鏡，它的好處的敘述了眾多疾病的簡單或復雜的因果聯系。西醫是“原子論”，現在應該叫比較通行的基礎研究，弄清楚疾病的機理，顯然，對中醫已經發現的【可驗之功】西醫不是從原子論的層面去研究解釋，而是否定的話，這個西醫就是有意無意的騙子；而解釋了中醫的【可驗之功】，又從原子論的層面進行了“可通之理”的解說，還說中醫既然也是答案正確所以高明，那就是有意的宗教。
醫學的基礎研究，疾病機理的不斷發現，新的偉大的醫學理論的產生只是時間問題。這理論能夠解釋中醫用其陰陽五行理論先行找到的【可驗之功】，簡單說就是有效的治療或疾病預防；這理論還能夠對付中醫不能解釋的新問題，很可能，統一的理論只有“實事求是”。今日能做的事情，很可能就是數學網友說的，給基礎研究人員提供大鍋飯，讓他們老鼠鉆迷宮——這個領域，恰是“摸著石頭過河”理論的天下。
[①]《細胞生命的禮贊-自然的人》
某些海洋動物變成半動物、半植物而活了下來。它們吞并海藻，海藻則把自己變成對整個結合體的生命至關重要的復雜植物組織。我揣想，如果巨蛤有稍好些的頭腦，它或許該為自己怎樣奈何了植物界而時時痛悔，悔恨自己吞并了這么多生命，把這么多的綠色細胞變為奴隸，而自己則靠它們的光合作用而活著。但是，對待這件事，植物細胞興許會有不同的看法，認為自己是以最滿意的條件俘虜了巨蛤，靠它組織內的小小鏡片而為自己的利益聚集著陽光。也許，海藻也會因自己以眾凌寡奈何了蛤界而有傷心之時呢。
[②]《自私的基因》
互利的共生關系在動植物界中是一種普遍現象。地衣在表面上看起來同任何其他的植物個體一樣。而事實上它卻是在菌類和綠海藻之間的，而且相互關系密切的共生體。兩者相依為命，棄他就不能生存。要是它們之間的共生關系再稍微密切那么一點的話，我們就不能再說地衣是由兩種有機體組成的了。也許世界上存在一些我們還沒有辨認出來的，由兩個或多個有機體組成的共生體。說不定我們自己就是吧！
我們體內的每個細胞里有許多稱為線粒體的微粒。這些線粒體是化學工廠，負責提供我們所需的大部分能量。如果沒有了線粒體，要不了幾秒鐘我們就要死亡。最近有人提出這樣的觀點，認為線粒體原來是共生微生物，在進化的早期同我們這種類型的細胞就結合在一起。對我們體內細胞中的其他一些微粒，有人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對諸如此類的革命性論點人們需要有一段認識的過程，但現在已到了認真考慮這種論點的時候了。我估計我們終將接受這樣一個更加激進的論點：我們的每一個基因都是一個共生單位。我們自己就是龐大的共生基因的群體。當然現在還談不上證實這種論點的“證據”，但正如我在上面幾章中已試圖說明的那樣，我們對有性物種中基因如何活動的看法，本身其實就支持了這種論點。這個論點的另一個說法是：病毒可能就是脫離了象我們這種“群體”的基因。病毒純由DNA(或與之相似的自我復制分子)所組成，外面裹著一層蛋白質。它們都是寄生的。這種說法認為，病毒是由逃離群體的“叛逆”基因演化而來，它們在今天通過空氣直接從一個個體轉到另一個個體，而不是借助于更尋常的載運工具——精子和卵子。假設這種論點是正確的，我們完全可以把自己看成是病毒的群體！有些病毒是共生的，它們相互合作，通過精子和卵子從一個個體轉到另一個個體。這些都是普通的“基因”。其他一些是寄生的，它們通過一切可能的途徑從一個個體轉到另一個個體。如果寄生的DNA通過精子和卵子轉到另一個個體，它也許就是我在第三章里提到的那種屬于“佯謬”性質的多余的DNA。如果寄生的DNA通過空氣或其他直接途徑轉到另一個個體，它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病毒”。
但這些都是我們在以后要思考的問題。目前我們正在探討的問題是發生在更高一級關系上的共生現象，即多細胞有機體之間的而不是它們內部的共生現象。
[③]《自私的基因》
進化上的穩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以下簡稱ESS)是史密斯提出的基本概念……凡是種群的大部分成員采用某種策略，而這種策略的好處為其他策略所比不上的，這種策略就是進化上的穩定策略或ESS。……我總是有一種預感，我們可能最終會承認ESS概念的發明，是自達爾文以來進化理論上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凡是有利害沖突的地方，它都適用，這就是說幾乎在一切地方都適用。一些研究動物行為的學者沾染了侈談“社會組織”的習慣。他們動輒把一個物種的社會組織看作是一個具備作為實體的條件的單位，它享有生物學上的“有利條件”。我所舉的“統治集團”就是一例。我相信，混跡于生物學家有關社會組織的大量論述中的那些隱蔽的群體選擇主義的各種假定，是能夠辨認出來的。史密斯的ESS概念使我們第一次能夠清楚地看到，一個由許多獨立的自私實體所構成的集合體，如何最終變得象一個有組織的整體。我認為，這不僅對物種內的社會組織是正確的，而對于由許多物種所構成的“生態系統”以及“群落”也是正確的。從長遠觀點來看，我預期ESS概念將會使生態學發生徹底的變革。
[④] 《自私的基因》
假定有一個特定的物種叫鷹和鴿子(這兩個名稱系按人類的傳統用法，但同這兩種鳥的習性無關：其實鴿子是一種進攻性相當強的鳥。)在這個物種的某個種群中只存在兩種搏斗策略。在我們這個假定的種群中，所有個體不是鷹就是鴿子。鷹搏斗起來總是全力以赴，孤注一擲的，除非身負重傷，否則絕不退卻；而鴿子卻只是以風度高雅的慣常方式進行威脅恫嚇，從不傷害其他動物……
還擊策略者在每次搏斗開始時表現得象鴿子，就是說它不象鷹那樣，開始進攻就孤注一擲，兇猛異常，而是擺開通常那種威脅恫嚇的對峙姿態，但是對方一旦向它進攻，它即還擊。換句話說，還擊策略者當受到鷹的攻擊時，它的行為象鷹；當同鴿子相遇時，它的行為象鴿子，而當它同另一個還擊策略者遭遇時，它的表現卻象鴿子。還擊策略者是一種以條件為轉移的策略者。它的行為取決于對方的行為。
另一種有條件的策略者稱為恃強欺弱的策略者(Bully)。它的行為處處象鷹，但一旦受到還擊，它立刻就逃之夭夭。
還有一種有條件的策略者是試探還擊策略者(prober-retaliator)。它基本上象還擊策略者，但有時也會試探性地使競賽短暫地升級。如果對方不還擊，它堅持象鷹一樣行動；另一方面，如果對方還擊，它就回復到鴿子的那種通常的威脅恫嚇姿態。如果受到攻擊，它就象普通的還擊策略者一樣進行還擊。
如果將我提到的五種策略都放進一個模擬計算機中去，使之相互較量，結果其中只有一種，即還擊策略，在進化上是穩定的。試探性還擊策略近乎穩定。鴿子策略不穩定，因為鷹和恃強欺弱者會侵犯鴿子種群。由于鷹種群會受到鴿子和恃強欺弱者的進犯，因此鷹策略也是不穩定的。由于恃強欺弱者種群會受到鷹的侵犯，恃強欺弱者策略也是不穩定的。在由還擊策略者組成的種群中，由于其他任何策略也沒有還擊策略本身取得的成績好，因此它不會受其他任何策略的侵犯。
[⑤]《自私的基因》
當然，鷹同鴿子的故事簡單得有點幼稚。這是一種“模式”，雖然這種情況在自然界實際上不會發生，但它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自然界實際發生的情況。模式可以非常簡單，如我們所假設的模式，但對理解一種論點或得出一種概念仍舊是有助益的。簡單的模式能夠加以豐富擴展，使之逐漸形成更加復雜的模式。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隨著模式漸趨復雜，它們也會變得更象實際世界。
[⑥]《自私的基因》
……實際情況就是如此。即使開始時個體的勝利或失敗完全是偶然的，它們會自動歸類形成等級。這種情況附帶產生了一個效果：群體中激烈的搏斗逐漸減少。
我不得不用“某種類型的統治集團”這樣一個名稱，因為許多人只把“統治集團”(dominance hierarchy)這個術語用于個體具有相互辨認能力的情況。在這類例子中，對于以往搏斗的記憶是具體的而不是一般的。作為個體來說，蟋蟀相互辨認不出，但母雞和猴子都能相互辨認。如果你是一個猴子的話，一個過去曾經打敗過你的猴子，今后還可能要打敗你。對個體來說，最好的策略是，對待先前曾打敗過它的個體應采取相對的帶有鴿派味道的態度。如果我們把一群過去相互從未見過的母雞放在一起，通常會引起許多搏斗。一段時間之后，搏斗越來越少，但其原因同蟋蟀的情況不同。對母雞來說，搏斗減少是因為在個體的相互關系中，每一個體都能“安分守己”。這對整個群體來說也帶來好處，下面的情況足資證明：有人注意到，在已確立的母雞群體中，很少發生兇猛搏斗的情況，蛋的產量就比較高；相比之下，在其成員不斷更換因而搏斗更加頻繁的母雞群體中，蛋產量就比較低。生物學家常常把這種“統治集團”在生物學上的優越性或“功能”說成是在于減少群體中明顯的進犯行為。然而這種講法是錯誤的。不能說統治集團本身在進化的意義上具有“功能”，因為它是群體而不是個體的一種特性。通過統治集團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個體行為模式，從群體水平的觀點上來看，可以說是具有功能的。然而，如果我們根本不提“功能”這個詞，而是按照存在有個體辨認能力和記憶的不對稱競賽中的各種ESS來考慮這個問題，這樣甚至會更好些。
[⑦]《柳子厚封建論》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會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后有諸侯，有諸侯而后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
[⑧]《細胞生命的禮贊-科學的規劃》
要使真正重要的實用技術變得實用，那需要長久的時間、艱苦的工作。現代醫學的偉大成就是控制和預防細菌感染的技術，但它并不是隨著青霉素和磺胺藥的出現一朝落在我們面前的。那一技術起源于上世紀末葉，人們進行了數十年最刻苦、最費力的研究，才了解了肺炎、猩紅熱、腦膜炎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病原學機理。為解決這些問題，幾代精神抖擻、想象飛揚的探索者耗盡了他們的生命。說現代醫學始于抗菌素時代的說法，忽視了多到令人膛目結舌的基礎研究。
[⑨]《細胞生命的禮贊-細菌》
看著電視，我們會認為，我們是在四伏的危機中作困獸斗，被追逐我們的細菌團切包圍，之所以免于感染和死亡，那只是因為化學技術在護衛著我們，每時每刻在殺退眾菌。我們得到的指導是把消毒劑到處噴灑，臥室要噴，廚房要噴，洗澡間尤其要使勁噴，因為我們自己身上的菌似乎是最危險的。我們拿了煙霧劑，為了吉利再加上除臭劑，噴鼻子，噴口腔，噴腋窩，噴隱秘處的招皺，甚至連親愛的電話聽筒的內部也要噴一通。我們把烈性的抗菌藥敷到小小的疙瘩瘡上，然后再用塑料布嚴嚴實實地包扎。塑料成了新的保護者，我們把旅館里的塑料杯再包以塑料布。我們把馬桶座墊用紫外線照過，再把它象國家機密一樣封起來。
[⑩]《細胞生命的禮贊-細菌》
這個反應機制本身是相當好的，只要運用得當有度，其對付單對個細菌侵入的作用還是大可贊嘆的：它把血細胞召到現場，逐出可凝蛋白，細菌陷入羅網，失去活動能力，這事兒就整個兒地了結了。只有當遭遇到大量內毒素自由分子的信號，讓肌體想起了大量弧菌的存在時，鱟才驚惶失措，一下子使出了自衛的渾身解數，這才把自己毀了。……我覺得，我們的大多數疾病很可能都是這樣得的。有些時候，濫殺的機制是有免疫作用的，但象鱟的例子中一樣，經常是一些更加遠古的記憶……我們在受著自身的五角大樓的擺布。大多數時候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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