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慈善與公平競爭

    均貧富的社會是不需要慈善的。但是，均貧富過于理想化，難以實現或長久。尤其是，均貧富的社會最大限度地排除了競爭，使得人們的創造力受到抑制，社會活力減弱。一個良性的社會應該有競爭，但不應該是無約束的自由競爭，而是“有控制的公平競爭”。既然有競爭，就會有成功者和失敗者。對于政府來說，給予競爭的失敗者、條件欠缺者以適當的保護和救濟，以維護良性競爭的補充條件，也是給予人們重新投入公平競爭的保障。在這里，政府的行為不是慈善，而是義務，是維護社會相對公平的必要。但是，政府即便有再完善的制度，也難以面面俱到，再加上自然災害之類臨時的困難，民間慈善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慈善是在政府能力所及之外的民間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慈善是輔助，而不是社會的主導地位。
    有貧富差異的社會就需要慈善。但是，貧富差異到什么程度才是能夠容忍的？當我們說“一個社會應該有競爭”的時候，會帶來一個問題：我們需要怎樣的競爭？原則上說，我們需要相對公平的競爭，然而事實上，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競爭，很多都是不公平的競爭。從社會形態上說，等級制度是不公平競爭的典型。等級制度下，高等級的人生來注定就是成功者，低等級者再怎么努力，也依然注定是失敗者。在這種狀況下，慈善有什么意義？比方說歐洲人到達美洲以后的幾百年間，長期存在大批的奴隸。今天很多崇拜西方的人說，西方的宗教傳統是他們慈善的源頭。在美洲奴隸制沒有廢除之前，西方宗教在美洲同樣也做慈善，這的確是他們的傳統，但有什么意義？那種慈善不過是維護不公平競爭的工具，不過是給失敗者的虛偽安慰和精神麻醉。
    對于今天來說，像奴隸制這么明顯的等級制度不存在了，但是，不公平的競爭依然存在。當今中國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就是這種不公平競爭的體現。在這個問題上，我與那些崇拜西方的人最大的區別在于：他們認為，只要讓政府更多地退出，讓私人資本更多地介入，就會出現社會公平；而我認為，政府不應該只是退出，而更應該以公正的姿態進行協調、控制，才能實現社會公平。任由私人資本的自由發展，社會不公平只能愈演愈烈。換句話說，能與私人資本抗衡并保障社會公正的，只有政府，而不是普通民眾，連工會都很難與私人資本抗衡。西方所謂“民主”的一人一票，也無法避免私人資本主導的不公平競爭局面的出現。因為，在金錢至上的社會里，金錢的力量使得有錢人擁有比窮人更大的社會權利。某種程度上說，一人一票的民主，不過是政治上的慈善，是對不公平競爭失敗者的政治安慰，而不是公正。
    當今中國政府確實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造成這一現象有一部分的確是政府自身的原因，但不可否認，還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私人資本所造成的，或者說是政府對于私人資本的矛盾態度、模糊認識造成的。私人資本的放肆和失控是當今中國社會不公平競爭的重要原因。在這種局面下，繼續要求政府退出，并且把政府退出之后的空白領域，更大范圍地交給私人資本，我認為，那將肯定不能保證社會公正的實現，只會導致社會更加不公正。在這個時候，一些輿論要求私人資本有善心，拿點錢出來做慈善，無非是安慰一下不公平競爭的失敗者。安慰之后，私人資本的不公平地位依然如故，社會不公正的局面在根本上并沒有改變。這就好比奴隸主或者教會給奴隸一點小恩小惠，一點關心，對于根本改變奴隸的處境無濟于事，奴隸依然是奴隸。奴隸主在不公平競爭狀態下的慈善，無非是讓他們繼續擁有不公平條件的保障，無非是瓦解奴隸造反的緩兵之計。它比強力鎮壓奴隸造反是要柔和一些，但它并沒有解放奴隸，它還是在維持奴隸制這種不公平的制度。這就好比說，私人資本的猖狂，有一部分原因是政府腐敗造成的。以慈善來消解人們的怨氣，對于解決官商勾結的腐敗并沒有作用，反而可能讓這種腐敗更加心安理得地存在下去。
    奴隸制下的慈善是較為極端的體現，但是，這種虛偽的慈善，在今天的資本制度下，依然隱隱約約地露出了尾巴。中國的廣大民眾已經真切地感受到私人資本的飛揚跋扈、為所欲為。于是，一些私人資本的“軍師”們發現：當今中國社會由于財富分配不公的現象非常嚴重，民眾已經對有錢人產生了抵觸和厭惡。以前，“軍師”們只是想從理論上做工作、做文章，企圖瓦解民眾的“仇富”心理。但是，嘲笑、挖苦、諷刺、批評中國百姓的“仇富”，在中國沒有起到作用，中國老百姓不那么容易被“軍師”們欺騙。眼見無效，私人資本的“軍師”們便轉身勸解資本家拿點姿態出來，出點血，以慈善這種實際行動，緩和民眾的“仇富”。其根本目的還是在于讓不公平競爭得以延續，甚至以慈善的名義，為私人資本換取更大的利益。所以，當今中國的慈善，除了遭遇自然災害時廣大民眾發自內心的捐獻舉動（這種舉動甚至比西方國家的民眾更普遍、更真誠），在一些其他場合，常常是為了維護私人資本既得利益、延續私人資本不公平競爭的美麗裝飾。
    對于廣大民眾來說，應該認識到：改變不公平競爭的局面，比讓不公平競爭的既得利益者掏點錢做慈善更為重要。換句話說，從制度上避免比爾-蓋茨、巴菲特這樣的私人資本大壟斷者的出現，比癲狂地謳歌比爾-蓋茨、巴菲特做慈善更重要。前幾天的文章說到黑社會的慈善。實際上，黑社會比守法經營者更有做慈善的愿望，因為，黑社會比合法經營者更急于洗清自己，因為黑社會就是社會不公正的得利者。對于民眾和社會來說，如果我們僅僅是盯著黑社會的大佬問：為什么你不做慈善？等于是肯定了黑社會大佬的既得利益。我們更需要的是——揭露黑社會的真相，打擊黑社會，從制度上避免黑社會的不斷出現，實現廣泛的公平競爭。如果我們只是要求黑社會多做點慈善，那就是上了黑社會的當，那正是黑社會求之不得的，它就可以長期地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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