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學術公案的真相
——評余英時《〈十批判書〉與〈先秦諸系年〉互校記》
翟清福 耿清珩
1954年8、9兩日，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第6、7、8三期連載余英時先生的《郭沫若抄襲錢穆著作考——〈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以下簡稱《互校記》)。作者武斷地肯定《十批判書》(以下簡稱《十批》)大量抄襲《先秦諸子系年》(以下簡稱《系年》)。據說發表時該刊主編“覺得這正是可以為《人生》增添熱鬧的題材”，而這也是作者求之不得的。余英時在文章中說，他對《十批》和《系年》的互校說明了郭沫若“是一個完全沒有學術誠實的人。這樣一來，我們便不能不對他的一切學術論著都保持懷疑態度了。”由于當時大陸處在與外隔絕的狀態，余英時這篇文章在當時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反應，這使作者頗為失望。
事隔三十七年之后，郭沫若先生與錢穆先生已先后作古。余英時對于自己的文章沒有引起轟動效應一直耿耿于懷，于是在1991年紀念錢穆的集子《猶記風吹水上鱗》中收入了該文，只是刪去了原標題，以副標題為題，“大體上是把過分輕佻刻薄的語句刪除了。整體的內容，甚至風格，則一仍舊貫”。
1992年余英時在香港《明報月刊》 十月號上發表《談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再次提起這樁公案，稱郭沫若犯了“嚴重的抄襲罪”。1994午，余英時將《互校記》收入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的《錢穆和中國文化》一書。
經過余英時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傳，加上他的名氣已今非昔比，果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鼓噪。就大陸而言，先是上海一家頗有影響的大報在《讀書周報》上發表了一篇署名“安迪”、題為《一段公案》的短文；接著，《博覽群書》1995年第12期發表了一篇署名“丁東”、題為《學術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文章。這兩位作者沒做任何調查研究，居然跟余英時鸚鵡學舌，誣稱郭沫若抄襲。這自然是余英時期望引起的效應。
余英時標榜他的《互校記》是采用校勘的方法，“排比聯絡，一以貫之”，“以諸篇之抄襲證成—篇”，“用力較勤，所得較實”，這確實具有較大的迷惑性。沒有讀過《先秦諸子系年》和《十批判書》的讀者固然容易上當受騙，即使是讀過這兩本書而且對先秦思想史略有了解的讀者，因為沒有對兩書做過校勘，也難免半信半疑。郭沫若的學識和學術道德在有些人的腦海中似乎也要打上問號。
我們對先秦思想史雖然有些興趣，但并沒有專門研究。當聽說余英時有這樣一篇文章后，覺得這真是一樁重要的學術公案，便借了《互校記》來拜讀。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和臺港地區以及國外的學術交流有了很大發展，正常的學術批評有利于學術的發展，我們希望從余英時的文章中能夠有所獲益。但是讀完《互校記》之后，覺得作者不但使用了一些通常學術批評不應該使用的惡毒的詞句，而且口氣傲慢武斷，實在難以服人。為此，我們不憚其煩，把《互校記》和《十批判書》、《先秦諸子系年》的有關材料也互校了一番。結果發現，《互校記》對《十批》的攻擊根本不能成立，其手法完全背離正常的學術批評準則。余英時在文中對郭沫若的肆意斥責和嘲諷，完全出之于他對郭沫若的偏見。
應該指出，《系年》和《十批》本來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部論著，這是余英時也承認的。《系年》主要考證諸子生平活動和著書的年代，對于諸子思想內容基本上未作論述和分析。《十批》著重分析諸子思想的內容、傾向及其社會背景，對其生平活動雖也有所論及，但并不是重點。在我們這篇文章中，不準備討論《十批》和《系年》內容的區別，也不涉及彼此歷史觀的不同，只是就余英時《互校記》中羅列的《十批》抄襲《系年》的證據略加爬梳和辨析。《互校記》所列凡十二條，幾乎涉及所有先秦諸子。為了節省篇幅，我們只能就幾個主要問題加以論列。
郭沫若在《十批判書·后記》中，根據其日記排列了他研究先秦諸子和撰寫各篇文章的日期，時間起于1943年7月3日，止于1945年2月18 日。這期間，1943年9月7日在杜國庠處看到書架上有一部錢穆著的《先秦諸子系年》，便借回家去翻閱。這是余英時認為《十批》抄襲《系年》的重要證據。上述時間表說明，郭沫若在撰寫《十批》的過程中，確實參閱過《系年》。這一點，是應該先向讀者交代的。
一、關于呂不韋與秦始皇
《互校記》說：“關于呂不韋與始皇的關系，錢先生有特別的考證，他否定了始皇為不韋子之說，否定了不韋薦嫪毐替己之說，同時還指出了不韋與始皇之間可能有政治上之沖突。郭沫若便抄襲了這些見解而大作其翻案文章。”又說：“這一節乃是《十批判書》中最嚴重的抄襲。一般典籍如《史記》、《戰國策》之類，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資料相同，亦難定其是抄襲。但論斷則不然。更明顯的是《系年》援引湯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貞的《讀書后記》兩說，而郭氏也恰恰同引此兩書，這便不是‘巧合’了。”事實果真如此嗎？
先講史料征引。《系年》關于呂不韋與秦始皇、嫪毐三人關系，所引史料二十余條；《十批》所引文獻也近二十條，另引銅器銘文為證。兩書引用史料相同的有《史記》、《呂氏春秋》和《戰國策》中的有關史料。這些大概可歸入《互校記》所說“一般典籍”類。問題在于《史稗》和《讀書后記》。余英時說，這兩書郭沫若抗戰時期在重慶是“絕難看到的東西。”(《互校記》首次發表時語)言下之意，這正是《十批》抄襲《系年》最過硬的證據。
我們開始也認為，郭沫若這兩條材料有可能是從《系年》轉引的。但是經過查對，卻不是這么回事。首先，《系年》所引王世貞的書名乃《讀書后辨》，并非余英時所說的《讀書后記》。余英時把《讀書后辨》改為《讀書后記》，是從《十批》抄來的。實際上，王世貞的書名既不是《讀書后辨》，也不是《讀書后記》，而是《讀書后》。余英時不知道王世貞有《讀書后》一書，可能覺得《系年》引作《讀書后辨》不通，就想當然地跟著《十批》改為《讀書后記》。錢穆撰寫《系年》時，是否看過王世貞《讀書后》原書，我們開始不敢遽下結論，只覺得《系年》原版及增訂版均作《讀書后辨》，看來這個書名并不是手民誤植，而是錢穆本人所定。在查閱清人梁玉繩的《史記志疑》之后，我們更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錢穆不但沒有看過《讀書后》原書，而且不知道王世貞這部書的書名。《系年》有關秦始皇與呂、嫪關系的論述，大段引自《史記志疑》。其所引用《史稗》和《讀書后》的材料，也都見于《史記志疑》。《史稗》和《讀書后》是罕見書，而《史記志疑》則是一般學者較熟悉的常見書。為什么錢穆會把《讀書后》的書名引錯呢？原來，《史記志疑》中有這樣一段話：“王世貞讀書后辨之曰”。由于錢穆并沒有看過《讀書后》原書，就把《讀書后辨》當作書名。這段原來無標點符號的文字，在《系年》里引用時加上“說”字并使用了書名號，成了“王世貞《讀書后辨》說之曰”。郭沫若引用《志疑》的有關論述時，大概也不知道王世貞原書的書名是《讀書后》，因而錯改為《讀書后記》。余英時在撰寫《互校記》時，本來只需查一查《史記志疑》和有關的工具書，就可以把問題搞清楚，但他并沒有這樣做。最可笑的是，他不知道《讀書后》的書名，跟著郭沫若改為《讀書后記》，還硬說《十批》抄襲《系年》，這種隨心所欲的“互校”，能說是“用力較勤，所得較實”嗎？
再說論斷。秦始皇是呂不韋之子這個傳說不可靠，從湯聘尹的《史稗》和王世貞的《讀書后》到梁玉繩的《史記志疑》都已作過考證，《系年》和《十批》不過是在他們論說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申述而已。問題是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傳說產生?湯聘尹認為是“戰國好事者為之。”王世貞認為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呂不韋故意編造，以求自己長保富貴；另一種是呂氏的門客泄憤，罵秦始皇是私生子，使天下人都知道秦比六國先亡。《系年》對于這個問題并未加討論。倒是《十批》提出了另一種推測，認為這是西漢初年呂后稱制時，呂氏之族如呂產、呂祿輩仿照春申君與女環的故事編造的。請問余英時先生，這怎么能說是《十批》“無論在資料和論斷上都全依《系年》”呢？
關于呂不韋和嫪毐的關系，《系年》說：“當時秦廷與不韋之間有猜防沖突之情而為史籍所未詳者。始皇幸先發，因以牽連及醪？毐之事。不韋自殺，諸賓客或誅或逐。”《十批》對于呂、嫪的關系有比較詳細的討論，其內容與《系年》不同之處有以下幾點：(一)《系年》認為呂不韋是“牽連及于繆？毒之事”，《十批》則認為呂不韋輔助秦始皇誅鋤嫪毐。《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繆？毐發動叛亂之后，始皇“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擊，……盡得毐等。”《十批》說，“考秦只有左右二相國，于時呂不韋為相尚未廢免，則昌文君應該就是文信侯的別號。”此與《系年》觀點完全相反。 (二) 《系年》為了說明呂不韋“牽連及于嫪毐之事”，把“不韋自殺，諸賓客或誅或逐”與繆毒被誅聯系在一起。《十批》指出呂不韋假使和嫪氏果真是同黨，在嫪氏誅戮之后，秦始皇為什么對他還能那么容忍，僅僅免他的相？(三)毐誅戮之后，太后被秦始皇遷于雍。《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齊人茅焦說秦始皇迎回太后，但語焉不詳。《十批》認為秦始皇把太后迎回之后，便出呂不韋就國，一年后又要呂不韋與其家屬徙蜀；而在前充軍的嫪氏舍人在呂不韋死后即由蜀被召回。由此推論，茅焦對于呂、嫪二氏勢力之一消一漲起著重要作用。《說苑·正諫篇》有茅焦說秦始皇迎回太后的詳細敘述，《十批》認為雖屬小說家筆法，不可全信，但卻可推測“茅焦所以解說于秦始皇的，一定是替太后與繆氏洗刷，而對于呂氏加以中傷。”《系年》對于茅焦說秦始皇迎回太后一事則完全略而不提。從上述對照不難看出，關于呂不韋與嫪毐的關系，《十批》論述與《系年》多有不合。余英時僅據《系年》與《十批》都引用了《戰國策·魏策》的一段材料，就肯定《十批》是抄襲《系年》，這豈不是莫須有嗎？
關于呂不韋與秦始皇思想和政治主張的對立，郭沫若在《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中作了詳盡的剖析。《系年》除了提到《呂氏春秋》“抑秦與六國同例”和“譏秦政雖以武強伸于一時，猶不為民之所走”之外，可以說再別無涉及。余英時承認“不韋與始皇為政敵此點為郭沫若之《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全文的精神所貫注之所在”，因為實在無法舉出《十批》抄襲《系年》的材料，就只好用一句“毋須引證”來輕輕滑過。最妙的是，余英時在強調“不韋與始皇為政敵”是錢穆的發明時說：“我們再看看錢先生的話吧：‘且不韋為秦相國，乃絕不稱道秦政，……即觀其維秦八年之稱，已顯無始皇地位’。”按《呂氏春秋》“維秦八年”之稱，前人多有辨析。《系年》在援引清代學者的考證之后，認為姚文田之說“甚辨而核”，“不韋不以始皇紀元，乃統莊襄言之。”郭沫若對這個問題也作了考證，并且得出了不同的認識。他舉金文列國紀年之例，認為“維秦八年”就是秦始皇八年，“前人不明此例，“或以為乃統莊襄王而言，都是削足就履之論。”余英時不僅對郭沫若的考證避而不談，而且不說明錢穆贊同姚文田的說法，用一句“我們再看看錢先生的話吧”，就把姚文田的考證歸到他老師的名下了。
二、關于前期法家
《互校記》說：“錢先生在《系年》中曾發現戰國變法不始于商鞅，東方變法在先，西方繼之于后，李悝、吳起早已為商君開路”，“錢先生認為‘至李吳商鞅，乃戰國初期法家，尤不得與韓非并論’。郭沫若的《前期法家的批判》一文便完全根據此點立論，其中所列舉的幾個人物亦無一不根據《系年》的考證成果。”我們不妨對余英時的論點逐一加以檢驗。
郭沫若的《前期法家的批判》寫于1944年1、2月間，但他在這之前，早巳形成了李悝、吳起、商鞅具有法家思想的基本觀點。1942年2月發表的《屈原思想》(收入《屈原研究》，1943年7月初版)，在談到屈原生活的時代時說：“到了戰國時代，魏文侯時的李克，亦即李悝，有盡地力之教，使魏國富強，其詳不可得而聞，傳其衣缽的有吳起和商鞅。……這兩位革命的政治家(吳起雖僅以兵家名，其實他是長于政治的)，雖然同以悲劇終結，但他們的法術的行與不行，便規定了秦、楚的命運。秦國用商鞅之法而兼并天下，楚國廢吳起之法而終于絕滅。”1943年8月21日(據郭沫若日記)完成的《述吳起》(收入《青銅時代》)對吳起有比較全面的論述，指出吳起“作為政治家是與商鞅并稱的”；在列舉吳起的政治主張之后說：“這些傾向差不多就是后來商鞅所行于秦 的辦法，商鞅也是衛人，說不定他們還有師弟關系吧?但至少商鞅是受了吳起的精神上的影響，我看是毫無問題的”。文中還重申了以下觀點：“吳起之法結果是被楚國廢了，”“假使讓吳起在楚國多做得幾年，使他的政治得以固定下去，就和商鞅日后在秦的一樣，行了法二十二年，雖然死了，法也沒有變動，那么戰國時代的中國，恐用不著等到秦國來統一了。”由于《述吳起》寫作在前，所以郭沫若在《前期法家的批判》中就交代：“關于吳起，我曾經有《述吳起》一文詳細論述，在這兒只想把他的面貌再畫出一個簡單的輪廓。”《屈原思想》和《述吳起》都是郭沫若1943年9月7日從杜國庠處借閱《系年》之前寫成的。如果說余英時不知道《屈原思想》已經把李悝、吳起和商鞅并列猶可理解的話，那么，郭沫若的《十批》中已經提到曾經寫過《述吳起》，余英時置而不顧，卻硬說《十批》關于前期法家的論述完全根據《系年》而立論，這種不顧事實的誣罔就令人不能原諒了。
余英時說：“他(指郭沫若)所謂前期法家的概念更明明是錢先生所說的‘初期法家’，其著書之不德，彌是驚人。”“不德”之罪名，可謂大矣。但余英時在這里耍了一個小小的障眼法。錢穆只說過“至李吳商鞅，乃戰國初期法家”，指李悝、吳起、商鞅乃戰國初期的法家，并沒有使用過“初期法家”的概念。而郭沫若使用“前期法家”的概念，則是有特定思想內涵的。戰國初期的法家雖然也可以說是前期法家，但畢竟與“前期法家”的概念含義不能混同。余英時曲解錢穆的話為其老師爭發明權，我們想錢穆先生也不會覺得坦然的。其實，郭沫若雖然把李悝、吳起、商鞅等人列為前期法家，但他并沒有說這是他的“發現”。早在郭沫若和錢穆之前，有的學者已經把李悝、吳起和商鞅相提并論。如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雖然說“法家成為一學派，時代頗晚”，但已指出“自宗法政治破壞以后，為政者不能不恃法度以整齊其民”，“其在戰國，則李悝、吳起、申不害、商鞅之流，皆以法治卓著成績”。余英時把《系年》所謂“今按重農政，則李悝、吳起、商君一也”，“重法律亦李悝、吳起、商君一也”，“重兵事又李悝、吳起、商鞅三人所同也”，說成“都是錢先生治史的重要發現”，這豈不是有些不夠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嗎？
郭沫若指出李悝、吳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子夏，是所謂“子夏氏之儒”。余英時認為“這也是錢先生早就指出來的了。錢先生既說李悝(克)、吳起是子夏、曾西弟子(《魏文侯禮賢考》121頁《吳起去魏相楚考》176頁)。又謂法源于儒(《商鞅考》212頁)。郭氏之說實合此兩條而成。”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郭沫若在借閱《系年》之前撰寫的《述吳起》，對吳起的生平和思想曾作過詳細的論述，其中對吳起受業于子夏和曾子就有細密的考證。吳起師事子夏牽涉到魏文侯在位年限問題，因為子夏曾為魏文侯師。《系年》說：“考魏文二十二年始稱侯，子夏若尚存，年八十四”，“文侯師子夏，雖不可以年定，而其在早歲可知。”《述吳起》則肯定《史記年表》魏文侯18年“受經子夏”，并考證《史記》有關魏文侯在位年限的記載有誤，認為文侯元年當是魯悼公22年。這年子夏62歲，再過18年子夏80歲，文侯從他受經和吳起從他受業都說得過去。一個認為魏文侯師事子夏是在“早歲”，一個則肯定是在魏文侯即位18年之后，《系年》與《十批》的考證明顯不同。至于吳起師事曾子的問題，郭沫若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當先解決吳起何時去魯。 《韓非子·說林上》說：“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季孫所弒魯君是誰？如是哀公，則其死時當在百歲以上，似無此理。郭沫若認為被弒之魯君如非元公，必為悼公。二公雖無被弒的明文，但《韓非子·難三》說：“魯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則悼公和元公被弒都是可能的。據此推論，吳起去魯在公元21年。其時曾參已卒，故其所師者決非曾參。郭沫若又據王應麟考證引劉向《<別錄》敘《左氏春秋》之源流言“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認為“左氏傳授之說雖不足信，曾吳師承關系則較可信。”《系年》在談到吳起去魯年代時，對于吳起師事曾子之可能根本未作深入考證。書中雖然也引用《韓非子·說林上》的材料，但認為“考諸《魯世家》，僅有哀公見逐，非被弒。又下距楚悼之卒，凡八十七年，吳起決不若是之壽，亦復與魏文年世不相及。蓋《韓子》誤記，不足信。”(見《系年·吳起仕魯考》，余英時文章不引此條)。一個肯定《韓非子·說林上》的材料，一個認為這個材料不足信。一個認為季孫所弒之魯君當是悼公，一個認為魯君不曾被弒。姑不論《十批》和《系年》這兩種說法孰是孰非，但它們考據得出的結論不同，是顯而易見的，怎么能說是《十批》抄襲《系年》呢?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用上述材料，不僅是為了證明郭沫若關于子夏氏之儒的考證與《系年》無關，而且也要讓讀者了解，余英時為了達到誣罔的目的，對于不利于自己論斷的材料，往往采取了棄而不取的手法。就以前期法家和子夏氏之儒的關系來說，郭沫若指出：“《論語》載子夏論交，‘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正表明著法家精神。荀子罵子夏氏之賤儒‘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喋然而終日不言’，也正活畫出一幅法家態度”。他對《韓非子·顯學篇》言“儒分為八”，其中無子夏氏之儒，最初感到不解，后來發覺“前期法家”其實就是“子夏氏之儒”，“韓非把子夏氏之儒當成法家，也就是自己承祧著的祖宗”，自然就不“把他們當成儒家看待”。這些論述和引用的材料，倒可以說是郭沫若真正的“發現”，而錢穆《系年》于此毫無言及。余英時不顧事實，反而誣稱《十批》完全抄襲《系年》，真可以說是一手想遮天下人之耳目了。
關于“法源于儒”問題還需要再說幾句。《系年》說：“人盡謂法家原于道德，顧不知實淵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復禮之精神，隨時勢而一轉移耳。”這并不是什么新的“發現”。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早已指出法家受儒家“言正名定分”的影響，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也說：“自從孔子提出‘正名’的問題之后，古代哲學家都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以后如荀子的‘正名論’、法家的‘正名論’，不用說了，即如墨子的名學，便是正名論的反響。”不知道余英時先生對于梁、胡等人的觀點是否了解？
《十批》把慎到和申不害也列為前期法家，但認為其思想淵源屬于黃老學派。關于慎到， 《系年》于其事跡有所考證，然以今本《慎子》為偽書，謂不足信。 《十批》對于慎到的事跡略而不提，著重分析他的思想，而其依據的材料，則主要是現存《慎子》殘余的輯本。在郭沫若看來，這個輯本的基本思想與《荀子》對慎子的評論是相符合的。有關慎到的文獻記載很少，對今本《慎子》是否可信持不同態度，這個基本事實本來已足以說明郭、錢二人對慎到的研究有很大區別。但余英時卻因為《十批》和《系年》都引用了《荀子》的《非十二子》、《解蔽》和《天論》中的材料，就斷言《十批》抄襲《系年》，這又一次表明他是何等的強詞奪理。更荒唐的是， 《荀子·非十二子》所說的“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一段文字，《十批》所引是正確的，《系年》則錯誤地說成是引自《莊子·天下篇》。余英時為本師諱，對《系年》的這個錯誤不加糾正，卻還引來作為《十批》抄自《系年》的證據。試問余英時，倘若郭沫若所用的資料都是抄自《系年》，怎么又把錯誤的抄成正確的呢？《莊子·天下篇》沒有上引這段文字，我們相信這是錢穆先生一時疏忽的筆誤(初版如此，增訂版依舊)。問題是，余英時既然下了很大功夫“互校”，為什么又不把《系年》的錯誤糾正過來，究竟也是一時疏忽，還是根本不知道這是個錯誤呢？
關于申不害，《系年》和《十批》在引用《韓非子》的有關材料之后，都說申不害主張用術，與吳起、商鞅任法不同。這也不是什么新的論點。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即已指出申不害的“術治主義”與商鞅等的“法治主義”“極易混淆而實大不同”。余英時竭力要為《系年》爭發明權，實在也大不必要。至于說郭沫若“所用資料亦全依《系年》的線索，”這更是無稽之談。《十批》在分析申不害的思想時，不僅所引用的《韓非子》和《戰國策》的材料比《系年》多，而且還引用了《群書治要》所輯的《申子·大體》篇，以及《呂氏春秋·任教》篇和《慎勢》篇的有關材料。而《申子》和《呂氏春秋》這部分材料，《系年》是根本沒有提到的。
三、關于稷下學派和其他諸子
《系年》的《稷下通考》對于稷下學宮興衰有較詳細的考證，這是錢穆先生的貢獻。《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集解引劉向《別錄》云：“齊有稷門，齊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其下。”《系年》于此據《太平寰宇記·益都下》另引《別錄》說：“齊有稷門，齊之城西門也。外有學堂，即齊宣王立學所也，故稱為稷下之學。”又引徐幹《中論·亡國》篇：“齊桓公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孟軻之徒皆游于齊。”這兩條材料，郭沫若在《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中也引用了，但把《太平寰宇記》誤寫為《太平御覽》。《中論》并非罕見書，部頭也不大。但《太平寰宇記》卷數很多，郭沫若在重慶時很可能借不到，而且從這樣大部頭的書中找出《別錄》的這條材料，并非易事。再加上郭沫若又把《太平寰宇記》誤寫為《太平御覽》。因此，我們不妨相信郭沫若所引的上述材料是從《系年》轉引的。如果余英時只是批評郭沫若應注明材料轉引的出處而沒有注明，我們認為這種批評是無可厚非的。但余英時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而且很不實事求是地說：錢穆《稷下通考》的論證“是了解先秦學術思想的極重要之關鍵，其中有很重大的新發現。郭沫若在其《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一文中，竟把錢先生的精密考據輕輕巧巧地奪去了”。事實上，《稷下通考》只是考證稷下學宮的興衰，并沒有涉及這個學派的思想內容，怎么能說其論證是“了解先秦學術思想的極重要之關鍵”呢?《十批》指出稷下學士派別復雜，“然而這里面沒有墨家，而道家是占最大多數的。”大體說來，宋釬？、尹文為一派，田駢、慎到為一派，關尹即環淵為一派。郭沫若認為《道德經》是環淵所著，“《老子》其書是一個問題，老子其人又是一個問題”，《老子》其書晚出，但其人在孔子之前是無法否認的。這與錢穆的意見相左。《十批》指出《管子》書中的《心術》、《內業》是稷下道家宋趼所著，《白心》是尹文所著，這個見解已為當今治先秦思想史的多數學者所肯定。收入《青銅時代》的《老聃、關尹、環淵》和《宋釬尹文遺著考》對稷下之學的兩個重要學派作了詳細的考證。這些事實說明，郭沫若關于稷下學派的研究，或與錢穆意見不同，或為錢穆所未論及，怎么能說是郭沫若“把錢先生的精密考據輕輕巧巧地奪去了”呢？
關于其他諸子，余英時指責郭沫若抄襲錢穆的手法不外乎都是：凡《十批》論諸子所引用的材料見于《系年》的，便斷定《十批》關于此子的研究“抄襲”《系年》。至于《十批》所引材料不見于《系年》的，以及對于同一材料《十批》的考辨不同于《系年》的，余英時就視而不見了。郭沫若在研究先秦諸子時，參考過近現代有些學者的著作，包括《系年》。我們并不認為他絕不引用二道手的材料。處在抗戰時期的重慶，又是被國民黨官方學術機構所極力排斥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當時借閱圖書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有些材料引自他人的著作，或從他人著作中得到線索再查閱原書，應該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相信，有關先秦諸子的基本史料，郭沫若都是直接掌握而加以深入研究的。正如他在《十批》后記中所說：“就我所能涉獵的范圍內我都作了盡我可能的準備和耕耘。”余英時存有偏見，甚至于連一些常見的基本史料或已經成為學者們基本常識的論點，都要把發明權歸于錢穆名下而指責郭沫若抄襲，這實在有些無聊。如果按照余英時尋找“抄襲”證據的手法，《系年》中許多考辨的“發明”權恐怕也都要被剝奪的。例如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中用一個小注引《風俗通·窮通篇》云荀卿年十五游學齊國，糾正《史記·荀卿列傳》和劉向《序錄》作“五十”之說。所引材料確實見于<<系年>>。但在《系年》之前，梁啟超也已引同樣的材料考證“五十”乃是“十五”之訛；姚永樸<<諸子考略>>也已對“五十”說的不合理作了考證，并引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五十”為“十五”之訛。又如，<<十批>>關于漆雕開的論述引用《韓非子》、<<孟子>>和<<論衡>>等書的有關材料，與<<系年>>基本相同，余英時就振振有詞地說：郭沫若“從資料到判斷，完全抄自<<系年>>”。其實，這些材料在梁啟超《<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和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等書中都提到過。即以漆雕開的名字而言， 《十批》引《漢志》班固注“孔子弟子漆雕啟後”，認為“啟即是開，因避漢景帝諱而改，‘後’乃衍文”。余英時說這是抄自《系年》(錢書引宋翔鳳《論語發微》謂“後”字當衍，又引宋氏《過庭錄》謂：“吾疑啟字之訛。古字作啟，漆雕子名，避景帝諱作開”)。《系年》有關這個問題的考辨誠然在《十批》之前，但在《系年》之前，梁啟超在《漢志考釋》中已經提到其門人楊樹達稱班固注“孔子弟子漆雕啟後”之“後”字為衍文；羅俊？的《諸子學述》則引閻若璩說：“開本啟，漢人避諱所改”；高維昌的《周秦諸子概論》亦有此解釋。如果按照余英時《互校記》的邏輯，《系年》關于“漆雕啟後”的考證能說是《系年》的發明嗎?《十批》肯定了“啟即是開，因避漢景帝諱而改，‘後’乃衍文”；接著又對為什么會衍出一個“後”字作了分析，認為“蓋‘斂’原作‘啟’，與‘后’字形近。抄書者于字旁注以‘敢’字，及‘敢’刊入正文，而則‘啟’誤認為‘后’，更轉為‘後’也”。應該說，這對于問題的考辨又進了一步，怎么能完全加以抹煞而硬說都是抄襲《系年》呢？
關于列子、桓團與公孫龍，余英時攻訐《十批》抄襲也是用的同一手法。有關這三人的史料本來就極少，誰如果研究都是必需引用的。《十批》引用《戰國策·韓策》一段有關列御寇的材料，《系年》也有此段材料。在余英時看來，這就是《十批》抄襲《系年》的證據。《十批》引用《列子·仲尼篇》桓團作韓檀，成玄英《莊子》疏稱桓團與公孫龍同是“趙人，客游平原君之家”，又引用《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系年》也引用了這兩句話，于是余英時就稱《十批》抄自《系年》無疑。《系年》說：“揚雄《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今所傳僅五篇，凡二千言，則傳者無幾也。”《十批》說“揚雄《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然今書僅存六篇——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就中跡府一篇顯系后人雜纂，數萬詭辭僅存一千八百余言而已。”盡管兩書談到公孫龍書的篇數和字數有所不同，然而余英時說，這“簡直等于稍稍改寫”，更證明是抄襲：“‘一千八百余言’確比‘凡二千言’為精確，但更是‘欲蓋彌彰’了。”所引材料文字相同是抄襲，不同也是抄襲；你講的比我講的精確，更是“欲蓋彌彰”的抄襲！這樣說來，還有什么道理可講呢？
四、結束語
以上我們通過對《互校記》的辨析，說明余英時攻擊郭沫若《十批判書》抄襲錢穆《先秦諸子系年》是沒有道理和沒有根據的。對于一個學者來說，“抄襲”、“剽竊”是很不道德的行為。但別有用心地隨便誣蔑一個學者“抄襲”、“剽竊”，這又是什么行為呢？
根據書中引用材料相同，就輕率地斷定甲書抄襲乙書，這根本不是一個學者應有的鄭重態度。判斷是不是抄襲，既要看引用的材料是常見的還是罕見的，又要看引用材料的文字段落是否一樣，還要看對材料的考辨論證及其得出的結論是否雷同。只有經過認真的分析，才能弄清問題的真相。有些作者只是偶爾引用了二道手的材料而沒有注明出處，這當然也是一種瑕疵，但畢竟與抄襲和剽竊有原則區別。這些都是很簡單的常識，余英時不應該不知道。如果按照余英時攻訐《十批》抄襲的手法來查對他本人的論著，譬如說，把余英時的論著和先前出版的近現代學者的有關論著加以“互校”，看有哪些史料和論點相同或相似，以此判斷有無抄襲的嫌疑，試問余先生，這樣行嗎？
我們在本文一開始就說，《先秦諸子系年》和《十批判書》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部學術論著。應該說，錢穆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對先秦諸子的研究都作出了各自的貢獻。至于說他們著作中的觀點是否都正確，在使用材料上存在著什么問題，都是可以討論也是可以批評的。對于前輩學者，應該尊重而不要無原則地吹捧；可以批評但不應輕薄地抹煞其貢獻。而余英時對待這兩位前輩學者卻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對自己的老師錢穆是吹捧備至并處處為之爭發明權，對郭沫若則深文周納，肆意鄙薄，使用了十分刻毒的字眼加以中傷。這難道是一個正直的學者應有的態度嗎？遺憾的是，有的人對《系年》和《十批》既沒有研究，又不作任何調查了解，居然對《互校記》大加喝彩，這究竟是一種什么心態，實在很值得玩味。為什么余英時對郭沫若這樣深惡痛絕呢？余英時自己說他深鄙郭沫若之為人。他大概事先已估計到人們會聯系到政治立場，因而在《互校記》的開頭就先聲明：“我們和郭沫若在政治上是處在絕對敵對的立場上，如果沒有十分證據足以使人信服，這種學術的討論便很可能被人們看作是一種政治性的宣傳。而一切帶著學術面貌的政治宣傳則都不會有絲毫價值。我這篇文字有沒有學術價值是另一問題，但絕不是政治宣傳；因之，我希望讀者也能在這種了解下來接受它。”可惜，這只不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表白。《互校記》的文字本身，說明它完全是在學術外衣掩蓋下的一種敵對政治情緒的發泄。
余英時1991年重新發表《郭沫若抄襲錢穆先生著作考》并改名為《互校記》時，專門寫了一個跋語，文中說：“郭沫若究竟讀過這篇文字沒有，不得而知。但是中共官方學術界似乎曾注意到它的存在，并且作出了間接的然而又是針鋒相對的反應。幾年之后白壽彝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一篇《錢穆和考據學》，通篇都是用下流暴力語言，把錢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別是考據著作，罵成一錢不值。”這又是一種典型的政治宣傳和蒙蔽讀者的手法。據我們向五十年代在郭沫若先生身邊工作的同志了解，郭沫若并沒有看過余英時1954年發表的那篇文章。余英時把“幾年之后”白壽彝先生批評錢穆的一篇文章說成是“中共官方學術界”對《郭沫若抄襲錢穆先生著作考》作出的“間接的然而又是針鋒相對的反應”，這種豐富的想象力實在令人啞然失笑。請問余英時先生，如果白壽彝先生是代表“中共官方學術界”對你1954年那篇文章作出“針鋒相對的反應”，為什么要等到“幾年之后”才發表文章，而在文章中為什么又根本看不出與你的大作有什么“針鋒相對”之處呢？白壽彝先生不過是我國的一位著名史學家，他寫了批評錢穆的文章就是代表“中共官方學術界”，你攻擊“在政治上是處在絕對敵對的立場”的郭沫若，又是代表哪個“官方學術界”呢？對白壽彝先生的文章有不同意見，盡可以反批評，但余英時并沒提出任何實質性的反駁意見，只是用“下流的暴力語言”這種惡語罵人，豈不是有失學者的風度嗎？
讀者從我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們并沒有把《十批》當作不可批評的圣物，也無意于為郭沫若的缺點辯護。我們只是認為，學術批評應當實事求是，不能出于政治偏見而惡意中傷。余英時稱自己三十七年前寫的文章是“年少好事”，果真如此，倒也罷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他還要重新發表，而且在跋語中說：“郭沫若的攘竊，鐵案如山，我一點也沒有冤枉他，而且這一樁公案至今仍不甚為世所知，讓它再流傳一次還是有意義的。”這就說明，余英時是蓄意要繼續對郭沫若進行誣蔑，而且進而把攻擊矛頭指向“中共官方學術界”的。但披著學術外衣的政治畢竟不是學術。余英時以他今日的名氣能夠蒙蔽某些不明真相的人，然而謊言并不會因此就成為真實。余英時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讀者推薦《互校記》，使我們有機會得以對這樁學術公案作一番認真的了解。這一點倒是應該感謝他的。由于篇幅限制，有些問題我們并沒有提及或未充分展開。如果余英時先生對這樁公案還有什么新的看法，我們是愿意和余先生進一步討論的。
（原載《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
五、近20年郭沫若研究書目
郭沫若與東西方文化／中國郭沫若研究學會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6
郭沫若研究新論／卜慶華/北京．首都師大出版社／1995．11
郭沫若評傳／謝保成／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11
郭沫若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郭沫若紀念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12
郭沫若傳——絕代風流／唐先圣／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12
文學家郭沫若在日本／靳明全／重慶出版社/1994.10
論郭沫若的詩歌創作／陳永志／上海.上海外語出版社/1994.6
郭沫若“青春型”的詩人／黃侯興/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5
郭沫若評傳／秦川／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9
郭沫若的文學世界／馮望岳/西安.uj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7
郭沫若思想整體觀／陳永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11
郭沫若縱橫論／王錦厚．譚繼和等／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10
郭沫若的婚戀與交游／賴正和／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10
郭沫若與中國史學／林甘泉、黃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10
郭沫若年譜(增訂版)／龔濟民、方仁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10
郭沫若新論／劉茂林、葉桂生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6
郭沫若的史學生涯／葉桂生、謝保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5
郭沫若金石文字學研究／江淑惠(臺)／臺灣．華正書局/1992．5
《女神》時期的郭沫若／黃侯興／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5
郭沫若史劇論／王大敏／武漢．武漢出版社／1992．2
郭沫若藝術新論／曾少祥、楊林山/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2
郭沫若文學傳論／王文英／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12
郭沫若史學研究／中國郭沫若研究學會、巴蜀文化研究基金會編／成都．
成都出版社／1990．6
郭沫若學術論辯／王錦厚／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6
郭沫若與中外作家比較論／傅正乾／西安．陜西師大出版社／1990．6
魯迅與郭沫若比較論／張恩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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