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晚年的自我反省
鄧小平退休后。他在晚年仍然關注黨和國家的前途，思考改革開放存在的問題。其中，分配問題是他晚年思考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從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見于《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和《鄧小平年譜1975—1997》的，在不同場合發表的談話中，他談及和著重談及分配問題的就達六次之多，尖銳指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并富有預見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將會成為一個很大很重要的問題。
他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又說：“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39頁)
“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始終要求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兩個根本原則，這就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他提出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但其目的也是為了讓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區能夠幫助后富的人和地區，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他曾設想到了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應該把共同富裕的問題提上日程。但后來的發展并非像原來設想的那樣，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差距不是縮小了，反而是擴大了。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他說：“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頁。)
他特別指出，如果中國只有一千萬人富裕了，十億多人還是貧困的，那怎么能解決穩定問題？我們是允許存在差別的。但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搞共同富裕。他還說：“中國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來了，還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億多人仍處于貧困之中，也不會有穩定。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只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個含義就是共同富裕”(《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頁。)
他在1990年7月視察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場館時曾尖銳指出：“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億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國只能搞社會主義，不能搞兩極分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頁。)
鄧小平根據國際和國內的歷史經驗，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兩極分化之所以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化，因為這是關系到利益分配的社會公平問題，關系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問題。特別是本來屬于全社會享有的改革成果被少數人所占有，少數人富裕甚至暴富，其中不乏通過非法手段侵占社會財富，侵害多數人的利益，這就不能不造成不同的利益階層之間的矛盾，包括尖銳的階級矛盾。當多數人利益受到損害、處在貧困狀態而且看不到希望的時候，社會矛盾的爆發，甚至往對抗的方向發展，就是難以避免的。鄧小平所說的兩極分化會引發革命，并非危言聳聽，也是根據歷史經驗提出的。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和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從社會根源上來說，都是由于出現了超過人民能夠忍受的貧富不均、社會不公這一經濟原因而引發的，所以歷史上歷次農民戰爭都有“均貧富”的主張。
鄧小平還進而提出，我們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這是是因為生產資料由誰占有，決定著人們在生產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勞動產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額，擴而大之，它決定人們在整個社會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和階級勢力。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確立，意味著社會主體部分的生產資料不再成為剝削和壓迫人的工具，而成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有，這就為社會成員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證，也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如果這種占有形式發生了質的變化，也就是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這就不能不使社會性質發生反向的變化。而分配作為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內容，共同富裕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重要內涵，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兩極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話，這種兩極分化勢必會危害到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關系，因為這種現象的發生，它不但表明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動搖甚至不再存在，而且還會通過種種非法手段占有公有制下的勞動成果，使公有制名存實亡。所以，鄧小平提出“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的重要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警示意義，是值得我們
鄧小平基于對兩極分化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的深刻認識，強調指出：要善于“回頭總結經驗，勇于改正缺點”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對于我們解決這一難題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鄧小平在關注分配問題時，十分強調要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深刻原因所在。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表明社會生產資料的主體部分屬于社會所有，其相應的產品也就屬于社會全體成員所有，這就為共同富裕提供了最重要的經濟基礎。不必諱言，當前在我國國民經濟的比重中，國有經濟下降到不足1／3，私有經濟和外資經濟已上升到2／3，這不能不影響到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其速度之快、比重之大都達到驚人的程度。應該說，這是兩極分化自然出現的帶有根本性的一個原因。因此，要切實貫徹中央的“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有力地制止以“改制”為名行私有化之實的錯誤做法，進行政策性的必要調整，通過調整逐步完善能夠保證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合理的所有制結構。在國有企業中，要建立和完善同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相適應的管理制度，防止盲目和西方資本主義接軌，防止管理層無限制的、嚴重脫離工人群眾的高薪制，要使工人群眾有權參與對企業的管理與監督。對于私有經濟，要積極引導他們守法經營，依法納稅，切實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嚴厲打擊危害國家、殘害工人的違法活動。要旗幟鮮明地反對那些企圖用西方新自由主義誤導改革的社會思潮，保證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
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的出現，雖然根源于經濟的原因，但又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特別是同改革開放以來黨政企干部隊伍中腐敗現象的蔓延、社會風氣中不健康因素的滋長、政治思想教育不力以及理想信念缺失等等原因，有著密切的關系。黨內腐敗現象的滋長和蔓延，以權謀私，貪污受賄，官商勾結，權黑結合，這不但攫取了大量社會財富，加劇了兩極分化，而且毒化了社會風氣，鼓勵了一些人膽大妄為，不擇手段，惟利是圖，非法暴富群體急劇增加。如果聽任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勢必人心渙散，失去民族的凝聚力，黨和政府的公信力也會嚴重動搖，后果將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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