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于魯迅先生的評論中，有一些精英總愛揭一個“短”，總說魯迅先生既然“橫眉冷對千夫指”，具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可是他為什么從不在文章中攻擊蔣委員長呢？這不僅充分暴露出這些精英的無知，也體現出一種當年就曾經被魯迅先生痛批過的陰險。筆者最近有幸讀到了一些關于魯迅先生與蔣委員長的資料，覺得有必要奉獻給大家，讓大家看看魯迅先生究竟有沒有抨擊過蔣委員長，特別是為什么魯迅先生對蔣委員長點名抨擊確實比較少的深層原因。
魯迅先生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對于蔣委員長的比較直接的抨擊，確實是相當少見，但不等于完全沒有。《南腔北調集》中的《論“逃難”與“赴難”》中，就有如下一段文字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內而后可以攘外”〔７〕。但可恨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太繁一點，日本人太不為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責難。
眾所周知，“必先安內而后可以攘外”正是此文發表前夕蔣委員長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國民黨政府外長顧維鈞宣誓就職會上的親書訓詞中提出的（見第二天的《中央日報》）。雖然沒有提蔣委員長的大號，但投槍所指，恐怕也是盡人皆知的吧。至于比較明顯地挖苦蔣委員長，魯迅先生也有范例。比如《二心集》中的《知難行難》里，就有對于“蔣主席”的君上淫威的痛快調侃
而在上海，又以“蔣召見胡適之丁文江”聞：“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系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十月十四日《申報》。）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
為什么呢？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假如再仔細檢索，相信還會找到更多的類似的例子。不過以魯迅先生的革命經驗和智慧，他是斷斷不會像劉文典那樣因不稱主席而被關起來的。對于不公開大肆攻擊蔣委員長，魯迅先生私下里其實已經多次作了說明，特別是當著外國朋友的時候。比如
——我反對了蔣介石的政策，特別反對他的陰謀詭計和恐怖的統治，所以到處在追捕我，我的學生已經有很多人被逮捕了。 （長尾景和《在上海“花園 莊”我認識了魯迅》，文刊1956年第19號《文藝報》）
——唔，我的存在如果方便蔣介石政權的話，就不會被殺，但是如果不這樣的話，就會被假以共產黨的口實給殺掉了!他們對不利于自己的事，馬上就會加上共產黨的罪名啊! （山本實彥《魯迅某種內 心的史》，文刊1936年12月號日本《改造》。）
而魯迅先生最直接的說明，當屬他的這一段談話 “對呀!我盡管攻擊軍閥和政府，但也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啊!如果不注意，我早就被他們殺掉了。所以那些攻擊我的、犯幼稚病的批評家們說，魯迅不是真正的革命家。為什么呢?因為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家，那就應當早已被殺了。而我現在還活著，還在發牢騷，說怪話。據說這就是并非真正革命家的證據。這也許是實際情況吧。我也承認他們的道理。我們自從發起反清革命運動以來，我的朋友大多被殺掉了，活下來的幾乎一個也沒有。拿我來說，自從遭到段祺瑞的通緝令，就不得不多次到處逃避，是從很危險的情況下逃脫出來的……” （與增田涉的談話，錄自增田涉著，卞立強譯 《魯迅傳》，文刊《魯迅研究資料》第2輯）
那些犯幼稚病的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恐怕要算曾經搞“左”搞得把蘇區和地下黨差不多全部斷送的李立三。他一會兒要求魯迅先生拿槍去打仗，一會兒又要求魯迅先生用周樹人的真名公開攻擊蔣介石，簡直幼稚到極點。魯迅先生當然毫不客氣地拒絕了這種近乎瘋狂的要求
——李立三路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一天晚上，人家開好旅館找我談話，開門進去一個高高大大的人接待我。他自我介紹說他是李立三，黨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規模示威游行，搞武裝斗爭。還說：“你是有名的人，請你帶隊，所以發給你一支槍。”我回答：“我沒有打過槍，要我打槍打不倒敵人，肯定會打了自己人。” （胡愈之、馮雪峰《談有關魯迅的一些事情》，文收《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
——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說：“你在社會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篇文章，痛罵一下蔣介石。”我說：“文章是很容易寫的。蔣介石干的壞事太多了，我隨便揀來幾條就可以寫出來。不過，我用真名一發表文章，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說：“這個問題好辦!黃浦江里停泊著很多輪船，其中也有蘇聯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說：“對，這樣一來蔣介石是拿我沒辦法了。但我離開了中國，國內的情況就不容易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難寫了，就是寫出來也不知在什么地方發表。我主張還是堅守住陣地，同國民黨進行韌性戰斗，要講究策略，用假名寫文章，這樣，就能夠真正同國民黨反動派戰斗到底。”李立三沒有辦法，只好說：“好吧，你自己考慮吧!”我說回來了。（周建人《關于魯迅的若干史實》，文刊1977年第5期《天津師院學報》）
現在某些精英總拿魯迅先生很少甚至沒有點名痛罵蔣介石來說事，企圖以此貶低魯迅先生那種讓他們害怕到靈魂里的威望，實在是太沒有名堂。魯迅先生還講過他另一件在精英看來又是“硬傷”的事，那就是他在日本留學期間，曾經參加過“光復會”，有一次會里的同志安排他去暗殺一名漢奸，他就提出了“如果死了以后老母親怎么辦”的問題，結果被會里的年輕人剝奪了參加暗殺行動的資格。魯迅先生不拿槍也不用真名痛罵蔣介石，那么他在敵人眼中的分量是不是就減輕了呢？魯迅先生下邊這段話，就是最好的寫照
危險自然是有的，作戰哪里有萬全的事，國民黨何嘗不想逮捕我，殺害我，不過在下手之前，他們是要考慮后果的，他們愿意殺人如麻不聞聲，但這個如意算盤在我身上不容易打。他們因此就另想毒招：把我的聲音悶死，使我成為活尸。不過他們是辦不到的。 （李霽野著，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版《回憶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的風度》）。
直到國民黨共產黨因為抗戰而第二次合作，經過全國人民的強烈呼吁，國民黨當局才解禁了魯迅先生的部分作品，許多很有殺傷力的作品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臺灣仍然是禁書，更不會選進什么中學大學教材。所以前幾天看到我們的語文課本中要把魯迅先生的作品來它個大撤退，便不能不讓人覺得時間過得真是快，七八十年前的事情仿佛還在眼前一般，魯迅先生當年那句“不過他們是辦不到的”也照樣給魯迅先生的真戰友或者真后代們以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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