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姓“社”姓“資”問題

   矛盾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產生了，社會就是在矛盾的不斷產生和不斷解決的過程中不斷向前發展的。社會運動發展中存在的矛盾的普遍性，也證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存在一天，對改革的要求就不會停止。所以關鍵的問題不在于要不要改革，也沒人要反對改革。 

    問題的關鍵在于怎么改革，在于改革的和方向和性質，在于改革的目的設置和價值趨向的選擇。社會主義的改革的無論怎么進行，都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動搖，在社會主義的基本軌道內進行，如果改革偏離了社會主義的方向，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那么這個改革就是走向了所說的邪路（這可是改革總設計師說過的，不是我的發明）。社會主義改革的目的只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社會主義改革的價值取向就是為了更好的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要堅持占人口最大多數的人民大眾的利益至上的原則，堅持共同富裕的原則，要確保改革和發展的成果為全體社會成員特別是占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大眾共同享有。社會主義的改革不能改出資本主義，否則那就是歷史的倒退，已經不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了，而是構成對社會主義的最終顛覆了。改革的首要問題就是確定方向和性質，對于憲法還規定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來說，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首要問題就是姓“社”和姓“資”的問題。

    人民大眾關心姓“社”還是姓“資”問題，是因為這個問題直接關系人民大眾利益的核心問題；權貴精英表面上反對姓“社”姓“資”問題的討論，也是因為這個問題涉及他們的核心利益。人民大眾關心改革的方向性問題，是因為他們知道社會主義才能保障他們的利益不被少數人搶劫和掠奪，權貴精英們回避方向性問題，則是因為他們的既得利益如此之大已經搶占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導致顯失公平。實際上權貴精英內心里是最重視改革的方向問題，他們不說，他們回避，不等于他們不重視，就如同權貴精英們嘴巴上回避階級和階級斗爭，行動上卻每招每式都在演繹階級斗爭一樣。說一套做另一套，是權貴精英們的混世秘訣。

    社會主義的改革一方面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是對利益格局的再調整，前者是想把蛋糕做的更大，后者是為了把蛋糕分的更為公平合理。改革姓社和姓資，就直接或間接體現在蛋糕的如何分配的問題上。姓“社”的改革，分配原則是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大多數人也要切走大多數蛋糕，不允許少數人切走大部分蛋糕；姓“資”的改革會必然導致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允許少數人切走大部分蛋糕。在某一個時間點上，蛋糕就是這么大，代表多數的人民大眾和代表少數的權貴精英在改革利益的分配上體現為對立的關系，一方面分多了，另一方面就分少了。只有大眾分的少了，精英才能分的多。厲以寧不就說不犧牲幾億工人農民的利益，就無法有少數富人的幸福嗎？厲以寧可是迄今為止改革方案的重要參與者。姓社姓資就是關系切割和分配蛋糕的利益平衡問題，是改革的根本問題，要保證人民大眾的利益優先，那就必須堅持改革姓“社”，反之，要想少數權貴精英的利益優先，那就必須堅持改革姓“資”。如此利害攸關的問題，權貴精英怎么能不關注呢，他們說的不爭論，無非就是說不想爭論，不敢爭論，害怕爭論，并不代表他們不重視這個問題。再次強調：說一套作一套，是權貴精英的基本特征，不這樣做，就無法面向老百姓賣拐。

    關于改革的姓“社”姓“資”問題的爭執，在上個世紀90年代之前一直存在。后來一句不爭論，結果讓改革走到了私有化和市場化的軌道上。至少就今天的現狀而言，不爭論的結果是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摸著石頭過河，我們摸出了超過美國的貧富懸殊，社會財富的分配嚴重失衡，造就了一個個既得利益集團，改革一直在犧牲者工農大眾的利益，改革的成果卻被少數權貴精英所壟斷。兩極分化一直是私有制社會的基本特征，兩極分化又導致了社會矛盾的加劇，衍生了其他的社會矛盾和沖突。正是因為改革的成果分配出現了嚴重失衡，正是因為改革調整的利益格局的少數人利益優先原則，讓改革三十年之后的中國矛盾重重。先富沒有帶動后富，先富讓越來越多的人成為永遠的“待富者”。官二代富二代乃至幾代，會聯手壟斷社會財富和國家權力，窮二代乃至窮幾代，就在幻想彩票中獎的夢中麻醉著自己，用幻想來給自己和后代制造一點點希望。

    原來的矛盾和問題沒有解決，倒是增加了更多的矛盾和問題。即便按照改革的總設計師的話，改革是否出現兩極分化是關系改革成敗的標志。現在的精英是越來越不敢提這句話了，高舉鄧理論，就是不敢高舉這句話，就如同回避姓“社”姓“資”的問題一樣，只有回避、繼續回避。或許只有用GDP這個指標，才能證明改革的偉大成果吧，而GDP作為經濟指標，是無法反映經濟發展質量的。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破壞就能創造GDP，比如一座大樓拆了建建了拆，就可以增加很多GDP。GDP作為經濟指標的嚴重缺陷，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了解，GDP僅僅是一個流量概念而非財富存量概念，并不能體現社會經濟活動中真正價值，如豆腐渣工程，重復工程、假冒偽劣產品都被計算進GDP；GDP的指標里沒有考慮對社會發展和資源環境造成的壓力，污染環境和透支資源、透支未來生存空間，并沒有被計入GDP成本，而治理污染又被計算成GDP；GDP指標沒有考慮收入分配問題，貧富懸殊不影響GDP數字膨脹；GDP指標也沒有考慮道德因素，鋪張浪費、貪污腐化、黃賭毒都在為GDP增長做貢獻。發明GDP的美國人叫庫茲涅茲，多次告戒美國國會說：“一個國家的幸福與繁榮幾乎不可能由GDP表現出來”。我們這三十年，一靠吃毛澤東時代艱苦奮斗完成的工業化積累和農業基礎建設的老本，二靠透支子孫后代的資源來變成人民幣和外匯 ，三靠對勞動者的廉價使用，四靠把社會福利市場化GDP化。如果考慮經濟發展的質量，我們改革后的經濟發展速度是要大打折扣的。權貴精英們喜歡GDP，正是因為GDP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搞數字游戲，想利用GDP數字的增加可以掩蓋其他問題的存在。

    其實，從新中國建立開始，改革的步伐從來就沒停止，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施，讓中國從建國初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性的社會狀態變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自那之后，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進行，一直在不斷的進行經濟和政治領域的調整和改革。只是，這段時間內的改革一直堅持的社會主義方向，一直堅持人民大眾的利益至上，在利益平衡上，從來不以損害工農利益去滿足精英利益，這是現在的權貴精英痛恨毛澤東、敵視毛時代的原因，理解這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寧可允許給蔣介石和國民黨翻案，就是不允許為毛時代正名。毛澤東時代沒有拒絕改革，更沒有把改革給神圣化。

    我們現在卻正好存在著把改革神圣化的傾向。一句不爭論，仿佛成了一把尚方寶劍，對于對改革的一些中肯的批評，要不就是置之不理，要不就是以摸著石頭過河作為搪塞的理由。對于改革中出現的尖銳矛盾和突出問題，從來不反思改革的方向和原則問題。一旦有人提出質疑，就有人要扣以反對和破壞改革的帽子。這里就出現了悖論，既然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那就存在摸對了或者摸錯了的可能性，既然是摸石頭，那誰也無法保證摸的方向一定正確。既然如此，為什么就不能對不同的聲音持寬容和尊重態度呢，為什么就非要把改革提升到神圣不可置疑的唯我獨尊的高度呢，但凡有對改革方向的質疑，就有改革精英以“反對和破壞改革”來恐嚇質疑者呢。當然權貴精英們是從來不怕自相矛盾的，因為他們有雙重標準和選擇性看不見。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還是在于不爭論，不敢爭論，懼怕爭論，為什么會怕爭論，心虛什么呢？真理越辯越明，如果堅信自己的是對的，對辯論應該持歡迎坦然而不是回避恐慌心態。既然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為改革尋找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據，為什么過去了三十年，就不能用實踐這個標準來來思考和檢驗一下改革理論正確與否呢。不敢承認失誤，懼怕承認錯誤，才是真正的違背“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觀點，這個改革派發明的真理標準總不能只適用于為改革尋找依據，就不能用來分析和評價改革吧。精英就是用這樣一種雙重標準質疑他人保全自己。實踐證明，但凡有雙重標準嗜好的，都是以一種霸權邏輯來掩蓋內心的恐慌。美國如此，其他人也不例外，自信的人是不需要雙重標準的。

    社會主義制度無論怎么改，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改革，都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特征不發生改變，這應該是一個基本常識。但是就是在這個基本常識問題上，權貴精英們裝起了糊涂。南方報系是中國著名的為權貴精英利益說話的媒體，在關于改革姓“社”姓“資”的問題上，又一次表演大智如愚。最近炒的沸沸揚揚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引發中國新一論關于改革姓“社”姓“資”的大爭論，北京的《光明日報》九月四日發表署名文章《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主不可混淆》，指出政改要分清“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又一次提出改革姓社姓資的問題，這本屬正常。而《南方日報》不高興了，在配套評論中反擊《光明日報》，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必須解放思想，突破所謂姓‘資’姓‘社’的新束縛，借鑒人類政治發展和民主建設的有益成果”。正如我們前面分析，從來不存在對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存在對關系改革方向的姓“社”姓“資”的爭論。代表改革既得利益集團的右翼媒體，又開始玩模糊和詭辯手法，竟然用突破姓“社”姓“資”的新束縛，來回避談改革的方向性問題。什么改革不需要探討方向？什么叫突破姓“社”姓“資”的束縛，難道你南方報系認為姓社姓資只是扯淡？為什么你南方報系就怕對方向進行討論？你南方報系的評論員出門溜達，難道就不需要方向和目標？難道南方報系的人就喜歡漫無目的的在大街小巷游蕩？是不是在南方報系評論員的心里，出門往左轉和往右轉都是可以忽略的問題，向東走和向西走都是無足輕重的問題，這么簡單的常識性問題，為什么還要表現的大智若愚呢？怕什么？為什么怕？回避什么？為什么回避？為什么要故意忽略？為誰的利益在忽略？上一次姓社姓資的大討論，你們說方向不重要，結果改革出現了貧富懸殊，這一次你們還是怕討論姓社姓資，你們又想達到什么目的呢？你們高舉鄧小平理論，那個理論里面，說到改革的方向不重要了嗎？經濟改制，你們制造了超過美國的兩極分化，政治改革，你們又想制造什么呢？吞吞吐吐、故作高深的背后，到底想掩蓋什么？

    與南方報系在社資的方向性問題上企圖繼續搞模糊政策相比，其他改革的精英們也在用各自手法來為西式政改做輿論宣傳，王長江又一次玩起改革精英的手法，把反對姓“資”的改革混淆為反對改革，就如同民主逗士總是把反對西方制度非要故意混淆為反對民主一樣，一樣的手法，一樣的無賴。鼓吹理性的精英們在對待不同觀點的時候，從來就是用混淆概念的不理性手段來抹黑對方挽救自己。王長江還發明了一個“政改麻木癥”，估計又想給反對者提供帽子了吧。三十年的爭論，精英們就是靠發明帽子來壓制不同言論。真不知道這是太自信還是太不自信，我理解的自信是直接面對爭論就事論事。扣帽子、雙重標準、混淆概念，本身就是在用流氓手段破壞爭論、回避爭論，鼓吹理性的精英總是要求別人對他們保持理性，他們卻總是做不到對別人理性。

    精英們為什么回避關于姓“社”姓“資”的討論，根本原因在于心虛。回避爭論，其實也是一種答案，也是一種態度的明確表示。提出姓社性資問題，是為了讓中國的改革不偏離社會主義方向，那么回避姓社姓資問題呢，是為了讓中國改革不偏離什么方向呢？答案不言而喻。三十年以來，精英們總是擺出一副高深莫測的姿勢，總是習慣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把明確的問題模糊化，把方向性的問題虛無化，把實質問題隱蔽化。精英回避姓“社”姓“資”討論，就是為了回避他們想利用改革實現資本主義的真實圖謀。

    社會主義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面向資本主義的改革那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也是對社會主義憲法的背叛。社會主義的改革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面向資本主義的改革無論打著什么旗號，發明什么理論，都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搶劫，都是把社會共同的財富轉移到少數人的口袋里，都是在制造權貴和既得利益集團，都是在讓人民大眾失去當家做主的地位。方向問題就是根本問題。回避方向問題，就是掩蓋方向出了問題。再多的詞匯，再多的詭辯，再多的強詞奪理，也掩蓋不了事實本身。因為我被告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面對實踐，我只能先相信實踐，再相信精英的模糊理論和模糊概念。而且，三十年的個人觀察告訴我，相信精英的話，就是人民大眾不幸的根源，被精英忽悠還幫精英數錢，就是人民大眾最大的不幸與可悲。

    茅于軾們等改革精英的自白語錄說的已經很清楚了，他們就是為了占人口5%的富人權貴們做利益代言，厲以寧們也坦誠的告白了：不犧牲幾億工人農民的利益，哪有少數富人的幸福。右翼媒體在很多重大問題上，都堅決堅定的站在精英的立場上以各種冠冕堂皇的借口和理由來維護權貴精英的利益。在權貴精英眼里，改革出現的問題再大，那也是小問題，毛時代出現的問題再小那也是大問題；在權貴精英眼里，改革損害了權貴精英的利益，那就是天大的事情，改革損害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那只是改革的陣痛而已；精英們還說，改革出現問題了，要靠深化改革來解決，毛時代出現問題了就必須徹底否定甚至對其妖魔化。

    好了，人民給了精英們三十年之間，自始至終的看了他們的表演，從最初的相信到懷疑，到現在的不敢相信，這里面也包括我。一個個承諾破滅了，一個個現實擺在眼前，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不得不懷疑，也不得不再次怯怯的問一聲：政改，你要姓社還是姓資？

    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起碼要包括公有制的經濟制度、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五大福利為主要內容的社會福利制度。這三大特征，其實都是為了實現同一個目標：公平和民主，公平和民主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和本質追求的最抽象的概括。公平就是指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公平分配，指的是公民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公平享有，民主就是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統一。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就應該圍繞著實現“公平和民主”來進行。

    精英的經濟改革基本思路就是私有化，精英的深化改革的真實意思就是繼續瓜分剩余的國有資產；精英的政治體制改革則是為了通過西方政治化學俄羅斯那樣確認既得利益集團非法所得的合法性。社會主義的政改是為了更好的有利于人民大眾行使當家做主權力，西式政改的真實目標是必然是為了權貴精英的既得利益合法化，俄羅斯如此，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進行的西式政改都是如此。鑒于此，我要表明我的態度：支持改革，但是我堅決反對為了既得利益集團的非法利益合法化而搞的西式政改，我無限擁護支持面向社會主義大民主的政改，我也無限擁護有利于人民大眾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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