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自私與理性

談談自私與理性

萬保林

　　完全按照人們的客觀需要和事物的客觀規律辦事應當是做一名理性人的基本要求，而事實上，任何人都無法做到對真實世界的一切方面都完全認識清楚，即使是在對自身多樣性需要的認識方面，許多人也是觀其一點不及其余的。因此，就多數人而言，其行為的理性是極其有限的，甚至經常是非理性的。

一、從人們需要的多樣性看自私理性的片面性

　　人生來就有多種需要，并分別處在不同層次和位置上，這些不同需要是既相互交織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和充滿矛盾的。盡管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的需要行事，這種本能幾乎是與生俱來的，但人們對自己的客觀需要的正確認識卻不是與生俱來的，它極大地受限于自己的知識、經驗和思維方式的影響，這就使得其常常只能做到知其一些方面而不知其另一些方面；或只注重其一些方面而忽略其另一些方面。比如，只知（或只注重，下同）其物質的方面，不知其精神的方面；只知其眼前的方面，不知其長遠的方面；只知其局部的方面，不知其全體的方面；只知其數量方面，不知其質量方面；只知其時間方面，不知其空間方面，或者雖然對以上各組充滿矛盾的客觀需要只知個大概卻不能正確把握，這種情況在每個人身上都是經常發生的。我們常常看到有這樣一些人，只顧嘴巴吃的歡而不顧自己身體健康，只顧自己撈錢的快樂而不顧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種種可能后果，或者為了追求眼前的一點物質小利，而不顧自己的人格、無視法律、侵犯他人、浪費資源、破壞環境、遺害子孫等等，雖如此卻無不認為自己是理性的，甚至認為只有自己是理性的，而且是非常理性的，其他能兼顧各種需要和各方利益關系的人都是傻瓜。比如時下那些制造毒醬油、毒火腿、毒粉絲、毒奶粉的人就無不以為自己是最理性的，他們認為只要有錢就會擁有一切，只要能弄到更多的錢，管它用什么方法；但在更多的人眼里他們更像是一群“見利忘義”的瘋子，一群毫無人性的畜生。

　　西方經濟學就將利己自私的人稱為理性人，并以此作為其三大基本假設之一。它講的這個理性人是按什么原則行事的呢？是按物質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呢？還是按精神需要最大化原則行事？是按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還是按所在群體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如果是只按物質利益最大化原則和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而忽略其精神需要和所在群體的利益，這又怎么能是理性的呢？如果是按照整體利益最大化或在追求自己的物質利益的同時能較好地兼顧其精神需要的原則行事，又怎么可能是自私的呢？自私人的一般特征是在自己與他人利益之間只強調自己利益，并常常為此而不惜損害他人利益；在局部與整體利益之間只強調局部利益，并常常為此不惜損害整體利益；在物質利益與精神需要之間過分看重物質利益，而對人格尊嚴、社會認同、社會尊重、社會融洽、社會關懷、社會友誼和社會榮譽等則相對忽略。總之是太注重與人爭利（競爭）而不太注重與人互利（協作），過分強調個人或小集團的物質利益，而不太顧及其精神需要、社會需要和全局需要等等，不懂得或完全無視精神需要、全局需要和社會需要等等在其個人需要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對其個人或小團體的物質文化生活的極大影響，不懂得“于人為惡則于己為惡，于人方便則于己方便”的辯證關系。可見，自私人的理性嚴格地講是很不理性的，是一些人思想狹隘主觀片面的表現，那種把“自私”人稱之為“理性”人的做法是荒謬可笑的。

二、從人類生活的社會性看自私理性的幼稚性
　　
　　以群居生活的動物很多，尤以人類為甚。不僅遠在原始社會，人類的祖先就懂得依靠群體的力量去應對各種惡劣的自然生存環境和社會環境，即使在文明進步的今天，人們應對惡劣自然條件的能力不知增長了多少倍，人類仍然維持著它的社會性。這當然得益于人類的智慧，人類比其它任何動物都更懂得結成團隊好處，從一定意義上講，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一部群體的協作史。

　　私產生于群，產生于人的社會性和團隊性，無公不成私。私人需要與團隊需要的客觀存在，私人利益與團隊利益的相互區別，導致了公和私兩個概念的出現。一人之世界，個體之生活，不存在公，也不存在私；多人之群體，團隊之社會，才有公與私區別。人作為一種天然的群體動物，如果不是人類智慧能洞悉群體協作之巨大效益和無窮魅力，怎么會有群的形成、擴大和萬古不衰？今天人類相互之間的協作范圍早已遠遠超出了民族和國界，可見，群體的協作是多么的偉大和誘人！當然，在群體之公益出現后，亦不能因此而否認個體合理私利的正當性。公只有在能長久地促進群體內部每一個體私利的不斷增進時才有積極意義。過分強調公，并使公凌駕于絕大多數人的基本人權及各種正當私利之上，或者不惜以此損害絕大多數人的基本權力和正當利益，是公的極端，它必然走向反面。群體由個體所組成，公益由私利所匯集，沒有大眾之私，公無以立；不謀大眾之公，私欲難成。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整體利益高于個體利益，但在群體利益中承認個人利益，在公共關系中保護個人利益，在社會分配中兼顧個人利益，這是人類正確處理公私關系的一般原則。重私利而輕公益，是謂自私。無視群的作用，漠視和淡化群體利益對個體利益的正相關關系，甚至不惜損害群的整體利益而追求個人利益的所謂最大化，是對公共利益和公共關系的肆意踐踏，是對公與私之間辯證關系模糊不清的表現，而那種把人性中自私自利的一面作為人性的全部本質和“普世價值觀”的做法，則更是人性的退化，獸性的強化。

　　生活實踐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有他的群，每個人都有利他的一面，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團隊意識，只是每個人關注和服務的團隊大小不一樣罷了。有的人關心國家、民族、階級、黨派、集團的命運和利益，有的人更關注自己的親朋、好友、父母、配偶、子女的命運和利益。一生都從不關心和幫助任何他人，也從不為任何團隊提供任何服務或義務，從不將自己的命運與任何團隊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人是極其罕見的。一個具有正常理性的人，必須首先為自己所在團隊的發展著想，然后再替自己的利益打算，將自己的個人利益與所在團隊的命運緊密聯系起來才是比較理性的，小群與大群之間的關系亦然。一個過分看重個人私利又不能很好地將個人命運與團隊命運緊密聯系起來的人無論走到那里都是不受歡迎的，因此也是很難有什么大的發展的。假如一個人在家不為家庭謀，在族不為族群謀，在企業不為企業謀，在國家不為國家謀，心里任何時候只有自己，并把自己的個人利益凌駕于組織利益之上，只要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息為此背家庭、損民族、坑企業、害國家。這樣的人堪稱自私之極，但決不是理性之典范，而只能是家庭的孬種、民族的敗類、企業的蛀蟲、國家的叛徒。

　　為什么一個在家庭里極講責任感的人會深受家庭和社會的尊重？為什么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注重義氣且樂于助人會有更好的人緣？為什么那些對所在團隊盡心盡責的人會更受團隊器重？不就是因為他做人做事比起那些心胸狹隘自私的人更理性嗎？這本來是一些及簡單普通的生活常識，現在竟被那些所謂的“精英”徹底弄顛倒了，難道一個在家庭中最有團隊精神的人不是家里的合格成員？一個在企業里最有團隊精神的人不是企業的優秀員工？一個在階級、民族、國家里最有團隊精神的人不是階級、民族、國家里的概模和榜樣？

三、從客觀事物的復雜性看人的理性的有限性

　　迄今為止，人類對真實世界的認識依然是極有限的，雖不否認人類在這方面已經取得的偉大成就，但也不要以為我們對什么問題都搞清楚了，不僅人們對大自然的認識還遠未完成，就是在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的認識方面也同樣很有限。正因為如此，科學技術不是走到了盡頭，而是應當在更多方面和更高層次上加快發展以適應生產和生活的需要。

　　人類對自然和社會規律認識的有限性，決定了人們在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中把握理性的有限性。戰爭的指導者沒有那一個不認為自己是按照自己一方的需要和戰爭規律辦事的，但非理性的指揮比比皆是。世界上有多少勝仗也就有多少敗仗，如果說戰爭指揮得當因而取得了勝利的一方我們稱之為理性的話，那么，戰爭指揮失當因而導致失敗的一方起碼在這一指揮過程中則是存在非理性的魯莽之處的。戰爭雙方的指揮員無不力求從有利于己不利于敵的原則出發行事，但戰爭的結果卻經常出現事與原違的情況，這就說明我們的理性是有限的。

　　在經濟生活中也是一樣，投資決策即使做得十分仔細和周密也經常有失算失策之時。進入股市的人恐怕沒有誰打算去輸錢，都想憑自己的智慧去博一把，但結果總是成功者少而失敗者多。在實際產業中的投資也是一樣，設備投資的非理性就經常造成產能過剩，組織生產的非理性就經常造成商品積壓，國際貿易的非理性則經常造成資源白送，市場交換的非理性卻每每造成得不償失，宏觀調控的非理性則不斷制造金融危機（貨幣太多則通脹，貨幣過少又通縮）。

　　過去許多人都認為市場上的交換是等價進行的，實際上最簡單的自由交易也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博弈過程，這一點現在大多數人已經不再懷疑了，除極少數偶然的等價交換外，其它的交換相對地說只能是比較地有利于一方而比較地不利于另一方。如果說交換的結果勝于自己付出的一方是理性的，那么，交換的結果負于自己付出的一方則是存在非理性成分的。但在所有這些過程中，當事人都認為自己是按理性原則為之的，而其非理性都只是在事后才反映出來。許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上街買了件自己喜歡商品回家后才發現自己吃虧上當，而且有相當一部分人在事后還弄不明白，自己的知識能力并不比人差，勞動付出也不比別人少，怎么別人就富了自己則深陷窮困潦倒之苦呢？這就是經濟游戲的復雜性和人類理性的有限性。

　　人類對勞動的認識有史以來也被認為是絕大的好事，而其對資源所造成的浪費、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和對子孫后代所造成的威脅只是到了近百年才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毫無疑問，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人們對客觀事物各種規律性認識的積累，人類的理性也會由低向高不斷發展，但決不會有什么絕對理性。絕對理性連孔圣人、耶穌、毛澤東都做不到，但他們都是相對理性的，他們都沒有也不會把金錢看得太重，更不會把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和自身物質利益的最大化當成自己人生的第一要務。

　　生活經驗告訴我們：一個人能做到相對理性，那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人了，而若要事事完全理性，那他決不是一位普通人，也不是人們所崇拜的那種圣人，而恐怕是地球上從未有過的仙人。不要以為弄出了幾個數學模型出來，人的理性就變為科學了。如果我們請那些用大腦創造出了各種理性模型的“超強理性人”去領兵打仗或從事投資，他們中有哪一個敢說自己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既然如此，你還能相信這些騙子嗎？今天暴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就是世界各國的“理性人”創造出來的，向著利益最大化方向的不懈追求卻駛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開車翻進了大山溝里，這樣的事情有多少是當事者自己想所希望的呢？這些年來，我國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在接受了利益集團的些許好處后昧著良心為利益集團代言，卻把廣大平民百姓坑害至深，從而使自己的人格尊嚴喪失殆盡，以至今日中國幾乎沒有人再相信這些貌似高貴的叫獸（教授）削者（學者），看來這些西方經濟學的正宗傳人其理性也不過如此。資本主義初期那種一切以自己一方利益最大化為最高標準的所謂“經濟人”，其行為的理性程度早已被越來越多的人們的實踐經驗所否定，這種惡劣的早期資本主義時代的強盜邏輯早已為現代文明社會所不齒，當代較為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追求的目標已不僅僅只是自己企業利潤最大化這樣一個簡單的目標，而是恒久和諧、持續發展和協作共贏。只追求資本所有者一方自身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既是不夠明智的，也是難于長久的。

　　把“理性人”這種至高無上的榮譽稱號送給那些世界上最自私最瘋狂的人，這是資產階級所豢養的奴才學者們所做的“好”事，他們從資本家那里領到了幾個臭銅板后即從其破紙簍里找到了這么個名詞貼在其主子的頭上。應該在此為這些奴才們重重地記上一筆，好讓他們“功”標青史。資產階級在取得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全面勝利后，所缺的就是個名份，得這么一個頭銜后也就全弄齊了。

四、從約束條件的多樣性看人的理性的因應性

　　不同時代的統治階級設計了不同的社會制度，而不同的社會制度總是強調不同的價值觀，維護不同階級的權益。當一個社會的制度將社會財富的分配與各級官員的特權大小保持最大聯系時，人們就會爭相謀取更大官職（這是封建社會各派勢力爭權奪利甚至皇族內部殺兄弒父的真正原因）；當一個社會所設計的制度將社會財富的分配與每個人的戰功或農耕成果保持最大聯系時，人們就會奮勇作戰和勤奮耕耘（商鞅韓非子強秦的主要思想）；當一個社會的制度將財富的分配與每個人的文憑、職稱等保持最大聯系時，人們就會爭相謀取文憑和職稱等（這是我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搞文憑甚至弄假文憑的真正原因）；當社會制度將社會財富的分配與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占有權力保持最大聯系時，人們就會爭相謀取對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私有權（這是有史以來人們圈地、占山、爭霸自然資源和將部門權力私有化的真正原因）；當社會制度將社會財富的分配與各種資產、資本的多寡保持最大聯系時，人們就會爭相去謀取更多的資產和資本（這是世界各國資本家爭相做大做強和我國大批國企被一些不法奸商和貪官合謀賤賣的真正原因）；當一個社會的制度將社會財富的分配與博弈信息和博弈技巧保持最大聯系時，人們就會爭相通過各種渠道去謀取相關信息和致力于學習這些與勞動創造無關的投機技巧（這是股市中的所謂機構投資者和一些內幕掌控者之間搞內幕交易，許多上班族無心工作卻醉心于炒股的真正原因）；當社會制度將榮譽的取得與每個人所獲得財富的多寡保持最大聯系時，人們就會在追求財富的道路上更加瘋狂而且不擇手段；當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只強調自私，強調競爭和叢林法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包括同事、同學、朋友甚至親情關系都會變成深不可測的利益博弈。同理，當一個社會的制度將各種財富的分配按人們的勞動能力大小和出工時間多寡保持最大聯系（并不是絕對平均分配），而將榮譽授予那些樂于奉獻的人們，人們就會爭相奉獻而不太計較個人物質得失（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一個時代）。毫無疑問，如果我們所設計的社會制度能將社會財富的分配與每個人所提供的有效勞動量保持最大聯系時，人們就會努力從事有效勞動而不至上班磨蹭或制造假冒偽劣；如果我們將各種社會榮譽的取得與維護社會正義、從事科技創新和助殘扶弱的慈行善舉保持最大聯系，那就一定會有許多人自覺維護社會正義、積極從事科技創新、盡自己的努力救死扶傷、濟貧救困、助殘扶弱。由此可見，真正理性的人們總是會根據約束條件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因應選擇，而未必一定就是自私的——特別注重個人物質利益的。在一定條件下，人們是可以將利他作為自己行為首選的，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約束條件的構建了。

　　在奴隸制度下，人們之所以好戰，是因為這個時代是戰爭決定分配，天下強人都以武力征霸天下，而你卻不習武藝只以勞動求生存，甘愿接受強人的奴役以圖眼前茍安就不是那么理性的；在封建制度下，人們之所以好官，是因為在這個時代的分配主要與官職高低和權力的大小聯系，天下有識之士都通過各種方式求官，而你卻只知辛苦地耕田織布以求富貴就不是那么理性的；在資本主義時代，人們之所以好財，是因為這個時代是資本決定分配，當人人都以資本權力巧取豪奪競相逐利，而你卻要做勤勞致富的模范和自覺奉獻的典型也不是那么理性的；在毛澤東時代，人們之所以樂善好施，是因為這個時代財富的分配是與每個人的勞動能力和勞動時間相聯系的，只要盡你所能參加勞動，生活的保障和逐步改善對每個人來說已不是什么大問題，榮譽對每個人來說相對地說有更大的追求空間，當絕大多數人都以服務社會服務人民為最大光榮，而你卻不顧自己個人的人格尊嚴甚至冒被群眾鄙視和批判之風險去過分貪圖個人私利和物質享受同樣不是那么理性的。改革開放之初，人們之所以好文憑，是因為這個時代文憑成為當時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標準，而你卻只知埋頭苦干不知去搞文憑，理性體現在那里？

　　人們在不同約束條件下會以不同方式追求自身需要的最大滿足之舉說明，人類的行為有極大的因應性，約束條件是引導人們改變行為方式的重要誘因。在現有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下以盡可能節約和便利的方式來求得自己某幾種需要（如求生求富、求榮求貴、求安求樂、求智求健、求愛求美等等）的盡可能大滿足是人性之本能（這并不排除人們在無奈的條件下選擇辛苦的勞動或艱難的拼搏來實現上述目標）。人類的一切行為方式大都可以從這里找到原因，但這種本能與理性并不是同一回事。每個人都有因應選擇的本能，但不能說每個人都具有天然的理性，從本能到達于理性還相當遙遠。剛出生的孾兒也會有這種選擇能力，你拿一塊糠餅和一瓶牛奶給他，他只要各品嘗一下就一定選牛奶而棄糠餅。但這并不表明纓兒具有理性，如果人一生下來就是理性的，那就沒有讀書學習的必要了。事實上，每個人出生后都要送進學校讀書，而且要想聰明一點還要讀很多的書，還要在實際生活中學習很多知識，僅這一點就足以證明本能不等于理性。還有我們前面講到的人類多重需要辯證統一的原理，人類結群協作共同發展的原理，這些都不是每個剛生下來的人就能懂得的，更不可能天生就懂得如何協調好群體內部的各種關系，尤其是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人類的團隊意識，協作共贏意識，禮義廉恥意識，統籌兼顧意識，以及人們對各種事物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都不是與生俱來的，一切這些方面的知識都有賴于后天的學習。讀書學習就是人們為了認知世界和認識自己，以求的得更為理性的重要方法之一，但即使是讀完大學的人也并不能保證個個理性和事事理性。人們通過學習，懂得了用動態的全面的普遍聯系的觀點去研究和把握一切事物的發展變化規律，也僅僅只是方法的理性，而并非對事物存在形式及其變化過程的研究和把握本身已經達到了理性。生活常識告訴我們：在某些特定環境條件下，即使是那些自認為有文化且訓練有素的人，為了滿足自己自認為十分重要和迫切的某些需要時，也往往會采取愚蠢的過激的不計成本和后果的方式，這種情況無不暴露出人性的弱點和理性的不足。許多有名的軍事家就常常利用人性的這個弱點來爭取戰爭的主動。所謂“攻其必救”就是如此。

　　所以說，約束條件的設計是至關重要的，自道格拉斯•諾斯之后，西方學者開始注重這個前提。當一個社會的制度要求每個人的財富取得必須與其提供的有效勞動量保持最大聯系時，人們獲取財富的過程也就只能是從事有效生產或提供有效服務的過程；當一個社會的制度將榮譽的取得與每個人對社會公益事業的奉獻多寡聯系起來，人們追求榮譽的過程也就一定是個自覺奉獻的過程。如果我們的制度設計并未遵循這些最根本的原則，甚至完全違背這些原則，那么，人們追求物質利益或精神享受的過程非但無益于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的文明進步，而且還會促使全社會在貪污腐化、巧取豪奪、欺詐使假、為非作歹方面傾其心力競相賽技越走越遠，從而大大地阻礙甚至破壞社會的正常發展與和諧穩定。

　　在資本主義利私制度這個特定環境下，人們追求物利的過程與追求榮譽的過程是高度一致的，有錢就有一切，沒錢狗都看不起，但不能說所有的社會制度都是這樣設計的。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當今社會，不同國家不同民族所實行的制度都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是區別巨大的。實踐證明，只要制度設計得當，人們是可以在一切有益于國家、民族和人民的事業中傾其心力的，毛澤東時代就是最好的例證。如果制度設計不當，每個人對財富和榮譽的取得與其為國家富強、社會文明和人民幸福所作的貢獻聯系并不緊密，甚至多多背離，比如：一個社會對貪污不懲、制假不查、投機不堵、拖欠不糾、搶劫不抓、污染不罰，制度性不勞而獲遍及社會各個角落，或者官員腐敗成風，奸商巧取豪奪，黑惡勢力橫行作惡，而政府又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么，就會有極多的人在這些方面傾其心力投機逐利，從而為害社會、為害國家、為害人民。在這樣一種“不管白鼠黑鼠，偷到吃的老鼠就是好鼠的”制度機制下，一切忘我奉獻的行為無異于慢性自殺，一切大公無私的言辭無疑是自取其辱。也就是說，在一種惡劣的制度條件下，好心人并不一定會獲得好報，惡人也不一定會得到惡報，許多人的無私奉獻最終只是讓極少數無德之人坐收漁利。

　　一個和諧文明的社會制度設計應當而且必須將自然資源的分享與每個人的天賦人權保持最大聯系，應當而且必須將勞動產品的分配與每個人的有效勞動保持最大聯系，應當而且必須將各種榮譽的取得與維護社會正義、從事科技創新和各種慈行善舉保持最大聯系，而決不可將社會財富的分配與每個對資源、資本和其它特權的占有保持最大聯系，將各種社會榮譽與個人私心之輕重和不義財富的多寡保持最大聯系，更不可以將“理性人”這頂桂冠免費送給自私人，讓那些為富不仁者既得利又得名。

五、從社會文化的導向性看人的理性的可塑性

　　思想是人們行為的向導，是人腦這部特殊機器的運行軟件。脫離一定思想、意識指導的行為是不存在的。沒有正確思想和理論指導的行為要想獲得成功，其可能性是渺茫的。

　　人類對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認識，包括對自身需要的認識，一切這些知識無疑會改變人的理性、思維和價值判斷。這就是人類理性的可塑性存在的原因，正因為如此，人類的求知行為才與求生求富求榮求貴行為一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如果沒有這種可塑性，任何教育都沒有了存在的基礎。

　　中國古代精英稱那些“不以物喜，不以己憂”的人為“達人”，說“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今天的精英稱那些見利忘義的“自私”人為“理性人”，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毛澤東時代將幫助他人視為做“好事”，當今社會“精英”將無私利他視為做“傻事”，這就是文化的不同。用什么樣的思想、知識、文化（特別是善惡觀）來教育我們社會里的每一個人，特別是青年，這是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最重要任務。中華幾千年來，大凡有作為的封建帝王大都提倡“隆禮尊賢”的儒家文化，積極倡導 “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的價值觀，將人按品行分為君子與小人，賢者與不肖，并將榮譽和社會地位與之保持一定的聯系，稱之為“貴其所貴，賢其所賢”，同時將社會財富的分配與之保持最大聯系，在有些歷史朝代，還將社會財富的分配與人們的耕戰成績保持著較大聯系，這種“尚賢使能”獎勵耕戰的封建文化對維護封建社會的穩定和促進封建社會的文明和諧無疑是起了極大作用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大力提倡革命英雄主義和集體主義，用民權平等的思想、資源共享的思想、按勞分配的思想、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想、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教育人民，反對社會中極少數人利用對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占有權實行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反對一切損公肥私和損人利己的行為，反對當官做老爺和以權謀私，這些全新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對樹立社會主義新風尚，促進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無疑是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事實證明：一個社會只要能對部分真正有德行的人們給予足夠的尊重，就一定會對社會風氣的轉變起到極大的引導作用，就一定會有大批的仁人志士不以物喜不以己憂，而更關注社會的正義事業、文明進步和個人人格的升華和價值的實現。對孔孟儒家文化的肯定，對諸葛亮、關羽忠君思想的褒獎，對岳飛、文天祥民族氣節的贊美，特別是毛澤東時代對張思德、雷鋒、王杰、焦裕祿、王進喜等為人民服務思想的推崇，不知影響了多少中國仁人志士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天然的同情心和正義感的存在，天生的樂善好施助人為樂的人也是有的，他們并不是為了榮譽和名聲，而是一種自然價值觀，認為人生這樣做才更有意義，并不在意社會如何評價和褒貶，這種人當是人類社會中最善之善者，但在利私制度的誘導和自私文化的熏陶下他們大都很快會走向反面。當一個社會人人都說見義勇為是傻子的時候，再要見到見義勇為的行為就難了；當一個社會人人都說不管用什么手段去追求利益最大化都無可厚非時，要人們不造假不貪污我看也難；當一個社會里的人們都把自私人稱為理性人聰明人時，再不自私的人就確實有點傻了；當一個社會完全不要倫理道德，只以物利引領和統治人民，誰窮誰狗熊，誰富誰光榮，從官員學者到普通百姓都把物利作為自己人生的唯一追求時，要想人性不變惡劣不重物利是不可能的；當人們將一個庸俗的片面的旨在為社會強權剝削廣大人民群眾尋找理由的自私文化視為發展經濟振興中華的先進文化，而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視為頭腦僵化，慈善仁愛之舉被視為愚昧無知，謀財害命被視為精明“得轉”時，你再想見到為民服務自覺奉獻的人那就只有到天上去尋找了。

　　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些所謂的社會“精英”卻極力鼓吹早已被中華民族的先哲們拋棄的自私文化，片面地強調自私的可取和私有制的好處，極力推行利私的私有化（包括自然資源的私有）制度，還說這是與時俱進與國際接軌。有個茅姓的“精英”就說過：“犧牲自己造福別人是愚蠢的想法，人人都為人民服務，財富就要輸出地球”，他的意思是自私自利是勇敢真誠的，行善利他是虛偽卑鄙的，毛澤東時代尊重、表彰和提倡為人民服務之舉是最可恥可惡的愚民政策，只有全社會從政府官員到普通百姓們都公開地赤裸裸鼓勵和倡導自私自利才是誠實正派的。在今天的一些主流“精英”們看來，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英勇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是傻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奉獻青春和熱血的廣大勞動群眾和各條戰線上的勞動模范都是傻子，為汶川地震災區廣大受災群眾踴躍捐獻的人們都是傻子，而雷鋒、王杰、焦裕祿、孔繁森等等則是傻子中的傻子。在這種英雄非英雄，狗熊非狗熊的文化導向下，什么樣的人物成了人們心目中最崇尚的模范和典型呢？那些專門制假售假的奸商、流氓大亨、投機鉆營的暴發戶成了社會的精英，那些發了橫財又未落馬的貪官污吏成了聰明理性的典范，那些像 “田文華”“M高管”“范跑跑”之輩只顧自己發財那管他人死活的人成了踐行“普世價值”大英雄。當這種貴私賤公、榮貪恥廉的思想被那些主流“精英”們打扮成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先進文化時，國人內心的私欲無不在“精英”這只強力鼓風機下迅猛膨脹，因此我們就看到了：在我們的身邊自私隊伍像瘟疫一樣快速擴張，官員和學者這些社會概模們對正義和道德是那樣的不屑一顧，對有錢的富豪大款卻是那樣的仰視和羨慕，國家和民族也將各種社會榮譽慷慨地奉送給了先富的一族，而不論其是財富是怎樣得來的。于是乎在中華大地上，白貓爭做黑貓，黑貓爭做刁貓，人人都把追求自身物質財富的富有作為人生的第一要務，為了自己的私利是可以不顧及別人的，必要的時候損人以利己也是可以理解的，競爭嘛，與戰爭一樣你死我活，來不得半點仁慈。至此，在人類社會存在了數萬年的群文化此時似乎就要崩塌，以群為基礎進行生產和共同生活的人類此刻似乎就要散伙，人人都只講私利不講公益，只講競爭不講協作，只講效益不講公平，只講博弈不講愛心，叢林法則優勝劣汰成了人們最共同的信條，而中華幾千年來歷代先賢所極力提倡的“和則生財” “兼愛天下”“己欲立則立人，己欲達則達人”等等則被拋到了九霄云外去了，人類群居生活共同生產共創文明的歷史似乎在今日走到了盡頭……。

　　在我們平民百姓看來，一個社會極力提倡、尊重和表彰為人民服務的義舉，正是因為這種義舉在利私的現實社會制度條件下的難能可貴和極不多見，正是因為它代表了人性中文明向善因而偉大的一面，正是因為在人類物質文明仍不夠發達的歷史時代自私自利的人還太多太濫。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條件下，在我們的社會里逐步建立尚賢使能的制度機制才是那樣的重要，在我們的各級政府官員中大力提倡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文化才是那樣的迫切， 在我們的人民中大力倡導積善行德的社會風尚才是那樣的可貴。如果一個政府明知當前的法律制度是利私的與文明有距離的，明知當前的人文文化是偏激的有失公允的，還大力提倡人們自私，難道還嫌我們的社會里自私的人群還不夠多嗎？還嫌我們身邊的人們自私程度不夠到位嗎？還嫌我們這個社會里的貪官污吏貪得不夠狠嗎？

　　協作共贏和諧發展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一切進步的社會科學，包括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等等都應當是利群的文化，而決不應當是損群廢群的文化；它應當是有利于群的和平協作與和諧發展的，而決不可以是損害群的和平協作與和諧發展的。我們的政治經濟學不僅要研究個人是如何求生求富求榮求貴的，尤其要研究企業、團隊、國家是如何求生求富求榮求貴的。分工協作、合理分配、公平交換、照章納稅、愛心奉獻等等都是人類社會群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般的常識，故意引導人們自私自利以挖團隊和集體的墻腳難道是與人類社會的上述的基本操守相適應的嗎？是我們建設文明社會所應大力提倡的嗎？

六、對人性本能認識的歷史發展及其對制度建設的意義

　　正確認識人性的本質是極其重要的，它是一個社會立法、立禮、立教的邏輯基礎和理論依據。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哲人們都十分注重對人性的認識。由于每個人的階級立場不同，觀察視角不同，思維方式不同和人生閱歷不同，其對人性的研究所得出結論也不盡相同，在我國歷史上對人性的認識主要有性善論和性惡論兩大派別。

　　儒家的大多數人都是主張性善論的，這是中華先人對人性本質的較早認識。他們認為每個人剛出生時都是純潔而善良的，也不可能有什么先天的壞思想從娘胎里帶出來，在這一點上每個人都差不多，人性的千差萬別主要是后天的社會環境影響和社會教化所至，即所謂“性相近，習相遠”，這也是儒家極力提倡加強倫理道德文化教育的邏輯基礎。

　　荀子則提出人之初性本惡，他所講的惡不過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自然選擇能力罷了，這種認識與近代西方人的理性人觀點差不多，主要是說不須經過任何教育，人性有天生的趨利避害先己后人的特點。用一個惡字來表示這種特點，表明荀子對人性利己自私一面的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這在當時思想界來說是有新意的，他宣傳此種觀點的目的是想以此告誡人們不要對人性中本性善良的一面期望太高，不要將法律和教化建立在不切實際的基礎之上，不要被某些人的性善論所欺騙。它著重強調這一點是為了說明社會立法、立禮、立教重要性和必要性。

　　與中國古代先賢的性惡論不同，近代西方哲學和倫理學家孟德威爾則提出社會財富的增長和社會公益事業的繁榮，是以作為社會成員的每一個個人的求利努力和創造為基本前提的。斯密非常認同這個觀點，并且認為“自私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社會公益事業的促進和社會經濟繁榮的貢獻，其實際效果比人們從利他愿望出發做得更好。這個觀點對當時的理論界來說也是極有挑戰性的，它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人們對自私行為的一貫偏見和一邊倒的認識，他從資本主義時代某種特殊情形下這一特殊視角出發，觀察到了人類自私行為在一定制度條件下可能并非絕對壞事這樣一個事實，他的這個觀點，正好彌補了人們對自私人看法的另一半，為辯證看待人類自私行為拓寬了人們的眼界，成為以私有制度為前提的資本主義市場制度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重要理論基礎。

　　但是，斯密并沒有詳細論證自利行為可能導致利他效果的原因及必要條件，他只是籠統地說 “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他在《國富論》里所說的那段著名的褒獎自私人的話也僅僅只是一般的觀察描述，而絕非是嚴密的邏輯論證。他說：“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盡可能用來支持國內產業，都努力管理國內產業，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增大起來。” 而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度下，人們應用資本去獲得最大價值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應用資本去壟斷自然資源（如肥沃的土地和礦山等）和社會資源（如教育、醫療等），應用經濟實力去左右某些產品包括一些金融產品的價格等，是市場制度下某些人謀取最大價值的最便利方法，當然也是所謂“理性人”的首選方法，但我們看到這類行為未必是在增進社會公共福利，甚至經常是在作惡人類而絕非造福人類。斯密接著說：“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這種說法也是不夠準確的。實際生活告訴我們：任何有素質的企業其生產經營都必須首先考慮如何為社會提供某種有用產品或有效服務，任何有素質的員工也只有首先考慮為其所在團隊發展盡智盡力，在此前提下，再將自己對利益的追求一并考慮進去才是比較切實可行的，才是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也能增進社會公益的。而那些缺德企業和無德員工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過程中，則完全可能做出與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和團隊利益風馬牛不相及甚至諸多危害的行為。生活常識告訴我們：一個人如果完全無視企業利益和社會利益，一味地追求純粹的個人利益，并且經常不擇手段使其最大化，那么，他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則可能經常是危害企業危害社會的行為，而絕非一定就是那種在增進個人利益同時也在增進社會公益的行為，這是國家和企業在設計制度時不得不防的。

　　我們說，只有當我們的社會能夠從制度上杜絕一切不勞而獲，能夠確保社會財富的分配與每個人所提供的有效勞動量保持最大聯系時，每個人求生求富的利己過程，才只能是從事有效勞動的過程，同時也必然是一個促進社會經濟繁榮發展的過程，從而可能對社會公益的增進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而決不是任何市場制度下的自私行為都會自然而然地就有這樣的效果。

　　把孟德威爾和斯密關于自私有利于增進社會公益的某些描述發展成為一種基礎科學，把人性中那種求生求富的本能發展成以“自私”為特征的關于人性本質的基本認識，并將自私觀念奉為普世文化，這是一些資產階級文人所做的好事。他們以科學的姿態從正面宣傳和吹捧自私人，決不是因為這個假設合乎什么科學，就像“君權神授”的鬼話受到歷代封建帝王的熱烈吹捧一樣，僅僅是因為這種思想太合乎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和需要罷了。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前赴后繼為這一觀點添磚加瓦，企圖使之成為人世間最科學最普遍最一般的基礎理論，他們嘔心瀝血到處找證據，想方設法做模型，當然，他們的一切這些努力都是徒勞的。同性善論的片面性一樣，“自私最有利于增進社會公益”的觀點同樣是片面的形而上學的。實踐證明：對自私人的贊美聲總是被更多的理性的批評聲所淹沒，主流經濟學派最后不得不承認，自私不是人性本質的全部而僅僅只是假設，絕對自私和完全理性的人在真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事實上，對人性的認識和描述，既不能停留在“性善論”或“性惡論”的簡單結論上，也不能局限于“自私”與非自私的陳舊框框中。人們的“善惡觀”是一個極具社會性和相對性的概念，離開了人的社會性，離開了特定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人們是無法判斷人的行為之善惡、是非與好壞的。何謂善？何謂惡？不同階級、民族、國家、黨派、集團都會有自己不同的標準。同樣的行為，在一定社會關系和制度文化背景下被看成是善行的，在另一社會關系和制度文化背景下則被視為惡舉；站在勞動大眾爭取做人的基本人權的立場上看是善行的，站在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和貴族特權利益的立場上看則是惡的。在中國，毛澤東時代以為人民服務為善，以為少數剝削階級服務為惡；中國傳統文化以維護封建帝王和官僚地主階級特權和統治為善，以為勞動大眾爭得基本人權為惡。宋江率眾投降，接受朝庭“招安”，封建文人說這是“義舉”，而人民領袖毛澤東則說這是“投降”；對二十世紀初的湖南農民運動，革命隊伍中的右派認為 “糟的很”，而毛澤東則認為“好的很”。就是同一個人對同一件事，因為立場或情感的變化而善惡觀也會跟著起變化，比如衛君對彌子瑕獻剩桃的態度前后變化就是如此。

　　或許有人說：“利人為善，利己為惡”，這只是你一家之言，資產階級就不同意。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理論體系中，都是宣揚“自私”最善的。要是承認了你這個善惡觀，資產階級就無法向人們解釋為何要不擇手段無休止地積累私人財富和霸占自然資源，并且對其實行世襲制了。

　　或許也有人說“救人為善，殺人為惡”，這也是你一家之言，封建帝王就不會同意，若“君要臣死”臣可以不死，我這個“天子”還有什么權威，我皇族利益還靠什么來維護？小布什總統也不會同意，他發動入侵伊拉克戰爭，無端侵犯他國主權和民生安全，美國政府就不認為小布什是在為惡，而是“民主斗士”。

　　這就是善惡觀上的社會性和相對性。離開了人的社會性，離開了觀察問題的特定視角，世間的善惡是非誰能說得清？

　　人們按自己的需要行事，既不能簡單地一概視為“善舉”，也不能簡單地一概看成是“惡行”；既不能簡輕率地將其表述為就是“自私”，也不能籠統地說只能“為公”。人類行為的社會協作性和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相互依賴性決定了人們在追求自身幸福（即各種客觀需要的滿足）時，是既要考慮個人利益，又要關照全局利益，既要為私，又要為公的。在特定社會的具體實踐中，人們追求本階級、本民族、本團隊的利益最大化，有時是需要相當的自我犧牲精神的，董存瑞、黃繼光、邱少云、王進喜等無數革命先烈和勞動模范無不如是。即使是追求自己個人的財富增長，有時也是需要有相當的利他精神的，所謂 “己欲立則立人，己欲達則達人” ，“協作共贏”就是這個意思，在人權平等的社會制度條件下尤其是這樣。當人們把事業發展、人間友誼和高尚的精神需求作為自己追求的首選目標時，則更需要有極大的自我犧牲精神。人們為了所在團隊的整體利益和榮譽而主動犧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的行為與那些為了自己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茍且偷生損公肥私的“自私”行為是有區別的；人們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優先選擇物利或榮譽為首要追求目標，與那些在任何條件下完全以個人物利的最大化為唯一目標的自私人也是有所區別的。把人們按需要行事一概說成是自私的觀點是極端片面的，那種脫離一定的社會關系和制度文化背景來抽象地談論人性的善惡的做法也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普世的永恒的絕對的“善惡”觀是不存在的。

　　雖然利己自私只是人們行為方式中的一種，但這決不是說人們在制定法律制度時可以無視這種情況的存在，或者過分看重自私自利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的積極的一面，而忽略了它極大的消極的一面。西方一些哲學家和立法家則相對于那些經濟學假道士來說則更實際更聰明，他們更懂得自私自利對社會對公眾利益的危害，他們對人性中自私的一面總是提防多于信任，而不是簡單地從正面去宣傳和鼓勵自私，他們總是要求立法家和政治家們從制度上謹慎防范人的自私和無賴。杰斐遜說：“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賴而是以猜疑為基礎建立的。我們用制約性的憲法約束掌權者，這不是出自信賴，而是來自猜疑。”休謨認為，“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它目的”。美國憲法之父漢密爾頓（AlexanderHamilton）也曾強調說：“（在考慮聯邦憲法的權力配置時）我們應該假定每個人都是會拆爛污的癟三，他的每一個行為，除了私利，別無目的”。他還指出：“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可見，他們的立場和觀點是與斯密有所不同的，態度是實際而嚴謹的，他們在政治領域推行自私和無懶假設，并不是要以此來為一些人的自私和無賴行為尋找放任其發展的理由，而是提醒政府在設計法律制度時要處處提防和制約自私人的無賴對社會的危害。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制度設計，才比較好地保證了自私人的逐利行為不至于太隨意地損公肥私和損人利己。拋開這些關鍵的東西而去空談所謂的“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不是太幼稚就是別有用心。

　　然而，我國當代經濟理論界那些主流“精英”則不是這樣看問題，他們借斯密的觀點以發揮，大力宣揚自私是怎樣地合乎人性，怎樣的普遍（普世價值）真實可貴，怎樣的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而從不提醒政府在設計政策法律制度時要怎樣提防人性的險惡和自私，甚至用理性人假說來攻擊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體系和高尚情操，這種完全違背社會正義和做人良心的行為，除了為資本和權貴的掠奪行為尋找借口外，不僅在理論上毫無新意，還誤導政府放縱坑蒙拐騙，鼓勵資本和強權巧取豪奪，放任市場各方自由搏殺，這難道不是我國當前社會風氣每況愈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經濟發展日漸失衡的原因嗎？

　　我們說，一個對社會負責任的政府，決不可以鼓勵人們以追求自身物質利益最大化為人生唯一目標，決不可以設計出讓自私人既得利又得名的制度，相反，在對人性本能（用人性善惡這種表述并不準確）的各方面都有了清醒的認識后，就應當努力設計這樣一種制度，讓人們只能通過致力于勞動創造才能求生求富，讓人們只能通過維護社會正義、促進科技發展和關愛他人才能獲取榮譽，并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和打擊一切不法之人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損人利己的行為，采取一切措施積極引導人們擇善從良，讓人們的善心能有所發揮，讓人們的愛心能得到張揚，讓人們對崇高的追求能得到滿足。這就要求我們在制度設計上除了努力將社會財富的分配與每個人所提供的有效勞動量保持最大聯系外，還必須將各種榮譽的取得與每個人為社會正義、科技發展和人間慈善事業所作的貢獻保持最大聯系，促使人們將追逐私利的圖謀轉變為自覺自愿的積極創造，促使人們的將求榮求貴之心變為自覺自愿的奉獻之舉。只有這樣的制度設計，才能盡可能杜絕一切不勞動而獲，盡可能地堵死一切投機漏洞，不給各類社會罪惡留一點生存的空間，讓一切罪犯和投機鉆營之人無處得手，讓那些一心只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隨時準備踐踏他人利益的經濟人從中國這塊土地上消失，讓那些只會耍嘴皮子的精英們失去市場，從而只為那些從事有效勞動的人們開辟致富之路，只為那些崇尚正義和富有愛心的人們打開榮譽之門。也只有當我們的社會建立起了對各種損人利己損公肥私行為嚴厲打擊措施時，自私的人們方是只走正路不走邪路的；只有天下所有的人們都去從事有效勞動了，社會經濟的繁榮和各種公益事業的發展才會有保障；也只有我們的社會里大多數人在積極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都崇尚正義和富有愛心才能說我們社會真正步入了文明時代。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作者為南昌市國家稅務局經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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