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把胡適看做自己的金字招牌，“于國事多有垂詢”，捧之為國師。胡國師一向標榜自己公允寬容，他的吹捧者更對此津津樂道、大書特書。不過我們知道，有一個人卻為其深惡痛絕，一直到死都不忘痛罵，這個人就是張學良。
１９３６年西安事變發生后，胡適便大罵張學良是“國家民族的罪人”、“勾結中共”、“背叛國家”。大聲疾呼，要求南京政府出兵討伐。
１９６１年，也就是胡適臨死的前一年，在一次談話中，胡適又談到張學良，說：“沒有廿五年十二月的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之后，國民黨才有第二次容共的政策。共產黨就在八年抗戰中擴充。培養起來，不到三年，整個大陸都被共產黨占領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所以蔣先生對張學良始終不能寬恕的。”（胡明：《胡適傳論》８３５頁）
胡適與張學良素無私人恩怨，１９３３年，胡還因北平軍委會反省院政治犯待遇一事為張學良說了所謂“公道話”，并因此不惜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決裂。從以上言論可以看出，他之痛恨張學良，完全是出于“反共大業”毀于張手因而義憤填膺的“公心”。
在胡國師看來，如果不是張學良，共產黨這幫土匪早就被消滅了，哪里會有１９４９年蔣介石敗退臺灣島、自己也不得不在美國做寓公的狼狽不堪！世人對蔣關押張學良幾十年不放多有指責，認為蔣心胸狹窄。胡國師在與蔣介石幾十年的合作中雖然經常鬧分歧、鬧意見，可是在對待張學良這件事上卻是彼此心有戚戚焉。他們都相信，若無張在西安的犯上作亂，毛澤東領導的經過長征后羸弱不堪的“共匪”早就被消滅或是逃到蘇聯、外蒙古去了，張學良難道不是罪大惡極嗎？
胡國師是個文人，卻極端相信軍事的力量。西安事變前他相信蔣介石的軍事實力足以消滅共產黨；西安事變后他相信何應欽主持的南京政府的軍事實力足以打敗張學良、楊虎城與共產黨的聯軍；西安事變過去１３年后的１９４９年，他又相信蔣介石政權的失敗完全是共產黨軍事征服的結果。――１９５５年在紐約，有一次張愛玲去見胡適，談起大陸，胡適說：（共產黨）“純粹是軍事征服”。（張愛玲：《憶胡適之》）
國師嘛，世人都以為應當是極力鼓吹只有“王道”才可以征服天下的。胡適當日本侵略中國之際也曾說過“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可以征服中國，那就是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之類的話。可是對于共產黨這個“土匪”的武力卻極為“推崇”，蔣介石的８００萬軍隊都抵擋不過，一股腦就被掃到小島上去了。不知他想過沒有，“土匪”比政府軍還要強大，這政府統治了幾十年不知道是怎么鬧的！
張愛玲一向不關心政治，對左派也“本能的起反感”，然而，當她聽了胡適“軍事征服”的一番話后，卻“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零年代。我一默然，適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張愛玲：《憶胡適之》）
“適之先生把臉一沉”一點都不奇怪，一個篤信武力的文人怎肯承認左派潮流的影響？但是，事實總歸是事實，左派革命思潮風起云涌，胡適對之無可奈何，只好采取一種偏執的心態聊以自慰。在他看來，凡是接受了左派思潮的都是因為其人“盲從、愚昧、沒有自己用腦子”，而凡是信奉了他的主張的，都是因為其人“理性、不盲從、獨立思考”。胡適不知想過沒有，為什么全國大多數的人民包括他教過的大多數的學生都“盲從”共產黨而不肯像他一樣“獨立思考”？
蔣介石捧胡適為“國師”，但是這個國師實在是不高明，雖“多有垂詢”，然其所獻之策于大事卻多無所補益。不過，看起來蔣介石也并無希望從胡國師口中得到什么美芹之獻的打算，在他眼里，這位國師不過就是個高級幫閑的文人、賣力遮羞的破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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