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會在毛澤東的反復教誨后無動于衷
——這是一篇相信黨和人民群眾的文章。
毛澤東(1958年)在井岡山和當時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談話，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就不安穩了”毛主席還說：“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在毛澤東這一講話半個世紀后的今天，毛澤東的預料基本都"出現了”或正在“出現著”。有目共睹，1、農村所有制的基礎的改變帶來工業公有制的變化；2、兩極分化很快；3、共產黨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的“調控”變得力不從心，等等，最為關鍵的是，資本主義的“內外夾攻”也開始了：
近來，山姆不但加緊對臺軍售，對我實行包圍，而且越來越肆無忌憚地“到我門前”耀武揚威。在國內，不但有人公開承認自己確是右派（本質上軟弱、奴顏卑下的資右，居然有膽裸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向共產黨示威的信號）而且，網上還有人開始“促”共產黨改名、換旗號以“名正言順”了。本網民猜析：這些人是認為中國今天的時事正在按他們的設想發展，且基本“木已成舟”，他們可以為資本主義振臂一呼了。不過，本網民要在這里插兩句話：這些資右人“又在自己近千年的錯誤中繼續著錯誤“（請參讀本網民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千年長哭》），他們誤判了時代，低估了毛澤東當年社會主義教育的真理力量，看“扁”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革命性。本網民堅信，我們黨在復雜的改革實踐中，不會不比較著總結經驗，也不會置毛澤東的實踐和理論于“空地”而不作參考的。
基于以上事實，本網民越來越相信，如今中國的國策，是我黨是從毛澤東認識上所作的創新性的戰略退卻。（理由是：毛澤東的歷史分析全在實現中，我黨不會熟視無睹。）今天，——從“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出發，似應把“戰略退卻”“韜光養晦”用在如今的現實中。
回歸正題。當我們遠離毛澤東當年的那段歷史，毛澤東的高瞻遠矚、措施及時且得當，就顯得愈來愈清楚。對我們我們大多數人來說，由理論和現實的結合，現今已是十分理解毛澤東在建國后一系列社會主義措施的英明，懂得毛澤東為什么那樣緊鑼密鼓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為什么那樣看重農村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不容”動搖！
毛澤東從建國初期直至他的晚年，一直反復說：“如果不搞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勢力必然泛濫起來”，中國的社會就可能動亂。如果說這一基本認識，在三十多年前就已成為共識，那么，在經過一個大的否定之后的今日，則再一次成為人們的共同認知（右派除外），且更具理性。合作，公有，集體主義，克已奉公……這些，原來正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文化的基礎。偉大哲人毛澤東晚年的大文章，正是圍繞這個基礎展開的。
毛澤東同志多次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運動在奪取政權以后，我國國內的基本矛盾發生了變化──已經由人民大眾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矛盾轉變為人民大眾與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解決這對矛盾的根本途徑。而在這三大改造中，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更是關鍵。因此，我們黨在完成土地改革任務之后，緊接著就帶領億萬農民群眾開展互助合作運動，走共同富裕道路。
毛澤東同志在1951年9月，親自主持制訂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并在同年12月15日為印發這個決議草案而寫的通知中，要求各級黨組織要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澤東同志在1953年10月15日和11月4日還著重指出：“對個體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搞互助合作，辦合作化，這不僅是個方向,而且是當前的任務”,因此要把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集中在辦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之事上”。他以洞察秋毫的眼光,審視著這一新生事物,諄諄告誡全黨：“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如果不搞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勢力必然泛濫起來”；晚年，毛澤東則明確地說：一旦資本主義復辟，人民群眾是不會容忍的，一定會有動亂。
1955年是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取得突破性勝利的一年。在這一年里,毛澤東同志為推動農業合作化的運動的發展, 做了大量宣傳發動工作和組織工作，為黨制定了許多重要方針和政策。1955年5月17日，毛澤東同志在十五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強調“發展合作社的原則是自愿互利”，批評了“讓中農吃點虧”的錯誤觀點。
同年7月31日，他在中央召開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系統地總結了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經驗，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闡明了農業合作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首先，他指出，即將到來的全國農村中的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因此，“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
其次，他指出，廣大貧下中農“是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的”，“黨是有能力領導全國人民進入社會主義的”。
第三，強調必須做好辦社前的準備工作和建社后的整頓工作，以確保合作化的質量。
第四，進一步指出農業合作化必須貫徹黨的基本方針和基本政策，保證合作社增產，社員增收。
第五，深刻地闡明農業合作化的客觀必然性，指出：只有逐步實現對于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人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工農聯盟才能在新的基礎上獲得鞏固。
第六，提出了“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指導方針。毛澤東同志的這一報告，成了我們黨指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綱領性文件。毛澤東同志的這個報告連同后來召開的黨的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不但促進了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迅即到來，而且“縮短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毛澤東同志的這一系列領導活動，都是從改變所有制關系，防止中國農民在土改后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一根本目的出發的。
另外，毛澤東同志在1945年全國解放前夕以及解放后的一段時間內，在大量的調查研究中，已經發現了一些兩極分化的苗頭。他發動并領導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正是解決這種特殊的階級分化的有效措施。毛澤東始終認為，一旦兩極分化，資本主義就可能復辟，人民的革命果實就會得而復失。而人民對此不會答應的。
毛澤東同志在1953年10月15日說：“現在農民賣地，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們要做工作，阻止農民賣地。辦法就是合作化。互助組還不能阻止農民賣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農民不必出租土地了。”(1)賣地，是農民隊伍分化為剝削者和新無產者的具體表現。歷史上，農民革命勝利后；或別的形式的改朝換代后，大體都有如此情形。千百年來，地主掌握著土地，廣大農民在地主的沉重剝削下苦撐日月。
解放后，共產黨雖然將土地分給了農民，但有些農民因天災人禍，無法償還債務，只有賣地抵債；有的農民因缺種子、缺資金、缺勞力，處于少收或收獲甚少的狀態，只好賣地糊口；有的富裕中農或農民中的身強力壯、技術超群者，乘機擴大自己的耕地，富者越富，貧者愈貧，新的冒尖戶、新的貧因戶同時紛紛出現。毛澤東同志縱觀歷史和現實，認識到兩極分化的結果必然是產生新的地主、資產階級，出現新的剝削。其結果必然要葬送剛到手的勝利果實。如果說，歷史上的兩極分化，有其必然性，那么，今天的社會主義革命則不能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因此，他下定決心，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理論和實踐的正確性。決議說：“我國個體農民，特別是在土地改革中獲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農下中農，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貸甚至典讓和出賣土地，產生兩極分化，為了發展生產，興修水利，抗御自然災害，采用農業機械和其他新技術，確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一方面對農產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對農業技術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強，這也是促進個體農業向合作化方向發展的一個動力。”(2)
農業的發展，呼喚著農業的社會化，這是農業發展的必然規律。他在建國前夕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明確地指出：“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發展相適應。”(3)他還主張“必須先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機器”。多少年后，他結論性地宣布“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毛澤東的思路很清晰，即通過合作化，逐步地把農民從個體經營者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經營者。實踐證明，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使我們贏得了一個社會主義的農業，促進了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進而促進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
在結束此文的時候，本網民要重申：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給我們提供了切實的對比、比較。撫今追昔，毛澤東的觀點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明確、預見的科學性，展現在我們面前，這一切，已大大地激發國人認識的飛躍。我們應當“相信群眾，相信黨”，歷史不會在偉大哲人的教誨中無動于衷。
注：
(1)《毛澤東選集》第117頁
(2)引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7頁
(3)《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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