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2月14日，山西省昔陽縣大寨鄉小南山村降生了一個名叫陳永貴的農民。三十三年后，即1948年全國解放前夕，這個農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2年開始擔任大寨村黨支部書記，領導大寨村農民治山治水，首戰白駝溝，三戰狼窩掌。1958年，始任昔陽縣第一個人民公社黨委常委、副書記兼大寨黨支部書記。1963年，大寨發生特大洪水災害，他提出“三不要三不少”口號，領導當地農民自力更生抗災奪豐收，名聲逐漸雀起，其創業之路被中央確立為大寨之路，其創業精神被確立為大寨精神。1964年12月，出席三屆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受到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熱情贊揚，同年，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其領導的大寨正式成為中國農業戰線的一面紅旗。文革開始后，1967年，以全國著名農業勞模身份，代表工人、農民奪權擔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隨后又任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1969年4月、1973年8月先后當選九屆、十屆中央委員及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全國農業工作，1980年迫于形勢主動辭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陳永貴是一個地道的農民，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走上中國歷史的政治舞臺，并仍然由于他農民的原因又迅速地失去權力，可謂大起又大落。對于這樣戲劇性的升遷與失落，可能有許多人不以為然，說一個農民能有多大境界和能力，居然走進中國的政治權力舞臺？可見歷史的滑稽！然而，在新中國，出身卑微卻當過高官的，并不止是陳永貴一人，1969年，大慶石油工人王進喜同樣當選中共中央委員，要不是他病逝得早——1970年，只怕也要權傾一方。事實上，出身農民、工人卻走上省、市、縣各級領導崗位的人在中國有千百萬，千百萬個陳永貴們鑄造了毛澤東年代的奇異政治景象。這就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滑稽和不可思議了，它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見證著新中國干部體制的嬗變！
的確，陳永貴們作為地道的農民、工人，沒有高深的學問，沒有深度的見解，更不可能有高遠的眼光和睿智的頭腦，不適合從事政治決策工作。作為政治家、歷史學家的毛澤東不會笨到或糊涂到像我們許多白癡所認為的認不清這一點，而用非所人。看看我們的國家性質——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就可知毛澤東這樣做，不僅不不可思議，而且理所當然。陳永貴們有其獨到的優勢，特別是精英們不具備的優勢——其一，他們出身工人、農民，一生有很多時間在當工人、農民，是工人、農民的杰出代表，政治權力中心有了他們才真正體現這個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而排除了他們，再說是人民當家作主有多少可信度呢？其二，正因為他們出身工人、農民，所以只有他們才真正地了解工人、農民在想什么、干什么、盼什么，把他們吸納到政治權力中心，及時聽取他們的意見，就不至于國家大政方針脫離工人、農民，甚至變成欺壓工人、農民；其三，也正因為他們出身工人、農民，與工人、農民的感情很深，權力中心有了他們，黨和政府才容易搭建與工人、農民密切聯系的橋梁和平臺，才不容易失去自己的執政基礎——人民群眾；其四，陳永貴們文化水平不高，但思想最單純，覺悟最高，紀律最嚴明，雖然不適合從事決策工作，但卻是決策的堅定執行者，由他們去執行，國家大政方針才不至于走樣。特別是由于他們不會投機鉆營，不會耍心眼，只會不折不扣、不屈不撓、排除萬難地去執行，因而不用擔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利的去執行、不利的不執行或變通執行。毛澤東把這么多工人、農民選拔到國家干部的崗位，甚至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上來，用他們輔政，而用周恩來、鄧小平這樣的精英主政，恰是要搞精英與“大老粗”的有機結合：精英在聽取“大老粗”意見的基礎上決策，“大老粗”根據精英的決策去執行，相互監督，相互磨合，其實是共同進步，以保證國家干部只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只能當老牛，而不是當老爺，并進一步保證這個國家的性質——人民當家作主永不褪色、永不變質。
這樣的干部體制，除了能有效防止精英們（像周恩來那樣大公無私的精英實在太少）胡作非為，使其不能脫離人民——工人、農民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好處，即保證干部選拔的公平性和正義性。在這種體制下，干部晉升的途徑只剩下一條路——拼工作成績、比群眾威信，不管是誰，也不管他有多大背景，只要想晉升，就得像陳永貴們那樣老老實實地干工作，吃苦耐勞地干工作，公而忘私地干工作，作風正派地干工作，甚至流血犧牲地干工作。不然，工作成績出不來，群眾威信出不來，那你的政治生命就結束了。所以到頭來，干部們往往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焦裕祿，奮不顧身、勇制井噴的王進喜，而要通過跑官要官、請客送禮來達到晉升的目的絕無可能。當然，在這樣的干部體制下，干部——時下叫官員，想要貪污受賄、搞歪門邪道更無可能，一切由工人、農民用眼盯著、用心量著、用嘴揭著，誰要胡作非為立馬現形，當然也會被立馬拿下。
然而隨著毛澤東的去世，文化水平不高、只知道埋頭苦干的陳永貴們被迫歸隱了，用陳永貴自己的話講就是“我到中央才知道，我們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們抓具體的工作，搞經濟和農業還可以，搞那些歪門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陳永貴尚且如此，那些不如陳永貴的省、市、縣政權里的工人、農民代表就更不用說了。從此，國家干部隊伍逐步關閉了朝向工人、農民打開的大門，封死了工人、農民“只要好好干、只要干得好就可以當干部”的仕途之路和人生理想。權力的圈子里就只剩下有文化的精英。表面看，這像某些人評論的那樣，把文化水平不高的“大老粗”們趕出去，國家干部精干化了，甚至是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了，但趕出去的何止是“大老粗”？還有“大老粗”精神——埋頭苦干、堅韌不拔、艱苦樸素、公而忘私、身體力行、清正廉潔、不怕犧牲……更重要的是連干部選拔晉升的原則——拼工作成績、比群眾威信也隨之葬送掉了，靠焦裕祿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精神提拔晉升再也無望。而剩下的精英們由于缺乏陳永貴們的監督和影響，則無所顧及、肆無忌憚地發揮他們的特長——政治智謀（或者就叫權術），由投機鉆營、跑官要官，逐步演變到貪污受賄、賣官鬻爵。而精英們作出的決策，由于不再參考陳永貴們的意見，并拆掉了由陳永貴們架起的密切聯系群眾的橋梁，封閉了來自群眾的呼聲，則不再考慮如何提高和保障工人、農民的利益，而是思考如何提高和保障精英們的利益，甚至為了提高和保障精英們的利益而不惜廢除和破壞工人、農民的利益。于是，工人就業的國有、集體企業大批大批地被人為地搞倒閉了、破產了、改制了，逐步砸掉了工人們賴以生存的“鐵飯碗”——社會主義公有制；同時，種子、化肥、農業生產器械、器具等農資產品不斷提價，農民的土地不斷地被精英們隨意征用，農民的土地開始養不起農民。不僅如此，精英們又推出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房改革，廢除了公有住房制度、公費醫療制度、免費義務教育制度，把工人、農民由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活，一步步逼上自我謀生、強肉弱食的道路。于是，到如今還有誰能理直氣壯地說中國仍然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代表人民群眾的工人、農民早就成為草根了，早就在為生存而不是生活奔波了，哪還有一丁點兒主人的氣勢和氣度？于是，全國就不斷地發生人民群眾沖擊當地黨委、政府的惡性事件；于是，一個地方的多名黨政領導意外死亡后，全國各地紛紛發來“人民賀電”，并祝愿“要是全國各地的縣委書記都死光該多好！”
陳永貴雖然是一個“大老粗”式農民，卻有幸見證了新中國干部人事制度的嬗變。他在歸隱后，詮釋了自己的升遷與失落——“我作為一個農民，成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一個農民。今后再也不會有毛主席那樣偉大的領袖，會把一個農民，作為國家的主人捧到那樣高的地位的人了。”陳永貴的話依然農民味十足，質樸得像白開水一樣，但這碗白開水卻勝過所有飲品美酒，喝下去會讓我們每個人從口里到心里一路回味無窮，經久難忘！
原文網址：http://hi.baidu.com/xingshihengyan/blog/item/82c34cfba8e9ec2a4e4aea26.html
寫在后面的話：
這篇文章既探討新中國干部體制的嬗變問題，同時兼答時下許多人對當年工農干部任職合理性的質疑。但恐經烏有之鄉傳播后，百度又將前往鄙博搜索封殺此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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