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年春節一過，轉眼就到春暖花開的四月天了，聶元梓８９歲的生日就在這時候。按照中國人“過九不過十”的傳統，也就要邁入她“九十初度”的歲月了。對一個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曾經大紅大紫、但又大起大落的人物來說，好像早已經已經蓋棺論定了。但在民間，她并沒有被歷史塵封，依然是一個被屢屢提起的話題。對自己的政治生涯，聶元梓說，她自己經常會捫心自問，我怎么會成為反革命呢？我１６歲就參加革命了，可以說是南征北戰，出生入死，我父母兄妹全家十一人都在為黨工作，兩個人壯烈犧牲，６個人坐過敵人的監牢。父母將全部家產都捐獻給國家，至今我們家的房子還辦著學校，中共河南滑縣縣委就是在我家成立的，歷屆縣委書記包括趙紫陽同志都是在我家里辦公。參加革命后，我就抱定了為黨犧牲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怎么會產生反黨思想和參與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
聶元梓認為，不是要提倡反思嗎？但全民族都要反思，要雙向反思，對的不可能全對，錯的也有其歷史原因。她說自己９０歲了，前４５年只知道跟黨走，路走對了；后４５年也是自覺跟黨走的，沒想到會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看看今天的社會現實吧，經濟是發展了，日子是好過了，但官場貪腐、貧富懸殊、觸目驚心，以黨心、民心來看，難道說能比４０多年前的社會狀況更好更公平嗎？過去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打倒”和“砸爛”一切固然不對，可對革命的原動力來說，包括文革，不也是因為有官僚主義的存在和社會不公的因素而引發的嗎？
近距離觀察，雖說是年屆九旬的老人了，但聶元梓的思維還很清晰，她說，直到今天，自己才深刻地悟出一句名言的真諦：歷史永遠是勝利者和權力者寫就的。她解釋參與文革的動機，“我當年來北大，是大哥聶真與陸平聯系的，我與陸平本人并沒有個人恩怨。”所以，對“何其好也”的那張大字報來說，它的恰逢其時的出籠以及所產生的瘋魔般的效應，絕非今天一再重復地“造反”二字所能涵蓋的，這里面既有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中央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防修、反修”偉大號召的正常反應，也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在北大歷次運動中所造成的積怨爆發所致。這多種合力的結果，才有了“第一張大字報”的出世。
按照官方的說法，十年文革等同于十年浩劫、十年夢魘。可是發動者為什么還是萬眾景仰的“英明領袖”；黨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舉手贊同文革的有些領導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還要加害別人。一個國家與一個黨的錯誤，能否就這樣利用 “政治替罪羊”審判方式，輕而易舉地算在幾個“造反派”身上。這樣刻意營造的一種的歷史記憶？距離客觀公正又有多遠？現在不是天天說要尊重歷史、還原歷史嗎？尤其是億萬民眾所親歷過的文革史，更不應該是任人隨意來曲解的，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
一經回首往事，每每心有不甘。９０初度的聶元梓又說了一句經常掛在嘴邊的話：“只要我活著，就會繼續申訴，不為別的，就是覺得自己這輩子太冤，９０歲的人了，不知道還能有幾天活頭，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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