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張迷殺手”及其他
■ 陳福康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季刊2010年第2期
1月10日 《文匯報·文藝百家》發表楊揚教授大文《長路漫漫：2009年的上海文學》，一開頭寫到：“2009年的上海文壇沒有奇跡。2009年的海上文壇洋溢著懷舊的空氣。……一些‘張迷’聚集到一起，優雅地研討張愛玲小說中的家居擺設、人物造型。而滬上‘張迷’殺手陳福康教授酷暑揮汗寫就的批評《小團圓》的《張愛玲的文品與人品》在網站和博客中廣為流轉。……熱捧的‘張迷’自然是不用贅言啦，什么‘文學的祖師奶奶’，什么‘文學史上的空前絕后’，毫無理性地一味昏說，只要是張愛玲的東西，總是好的。”
我雖然人在上海，好像也算是搞文學研究的，但和“上海文壇”隔膜得很。例如，楊文寫到的上海某區“將張愛玲的出生故居改造成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就是看了楊文才知道的。孤陋寡聞，當然更沒有優雅地研討張愛玲作品的資格。不過，我確實也看到了楊文指出的“毫無理性地一味昏說”的現象（我認為“昏說”二字真說得好）。然而，當看到稱我是“滬上‘張迷’殺手”時，還是吃了一驚。我知道這是楊揚兄開玩笑的話，但還是想解釋幾句，并辭去這頂不合適的冠冕。
迄今為止，我只寫過很少幾篇有關張愛玲的文章，主要針對兩件事情。一件是有人借用上海某區人民政府的名義為“張愛玲故居”掛牌和修繕，我認為這樣做不能教育人民、提高人民，起的作用只能是相反。二件是美 國某 教授在某國際學術會上聲稱張愛玲的文品與人品都比魯迅好，我不能同意。這些都是骨鯁在喉，被逼出來的。我想，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難道不可以發出不同的聲音？可沒想到，投給很多報刊都不讓發表，雖然好不容易問世后“在網站和博客中廣為流轉”，但網上就有人惡聲咒罵。顯然，像我這樣的連文章也發不出的人，如作為“殺手”，未免太無力。
再說，拙文都主要不是為了“殺”所謂的“張迷”，雖然我對他們也是有所批評和勸說的。對于“張迷”，我沒有做過專門的研究，聽說其“主力”是70后、80后甚至90后的一些人。我接觸過一些這樣的朋友，老實說總感到只可用“憐憫”一詞。因為他們看過的書太少，還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學，什么才是真善美，什么才是我們祖先留下的值得珍視的文化遺產。再加上一些人的鼓噪和誘導，他們就真的以為張某人是“文學的祖師奶奶”、“文學史上的空前絕后”了。這樣的“張迷”，就像那些整天沉溺的“網迷”一樣，是需要教育和指引的，怎忍心用一個“殺”字呢？
至于前面提到的美 國 教授那樣的人，是與那些“張迷”完全不一樣的。因為他們其實很清楚他們使“張迷”們無限“懷舊”的“張愛玲的上海”是怎樣的一個人間地獄，他們其實很清楚張愛玲面對亡國滅種的嚴峻關頭時是怎樣的一種人生態度，他們其實很清楚張愛玲一生只有多少作品怎么能稱得上中國文學史上《紅樓夢》以后的唯一高峰，他們其實很清楚他們這樣的吹捧張愛玲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說我是他們這種人的“殺手”，我倒感到榮幸，只是也不敢相信自己能有這樣的力量。
楊揚兄是我的好朋友，他說我“殺手”自是說笑；但自從我寫了幾篇關于張愛玲的文章后，在網上、在背后丑化我異化我的人確實是有的。我在《張愛玲的文品與人品》一文后也附錄了有人鄙我為“夏蟲不可語冰”。現在，發表對張愛玲不同于“主流”看法的人，很容易被有些“理論家”說成是怪異的別類。例如，江蘇省社科院文學所原所長 陳遼 先生，就有人撰文說他“以老新四軍戰士的身份給張愛玲補劃‘文化漢奸’”。然而據我所知，一是 陳遼 先生從沒有說張愛玲是文化漢奸，二是 陳遼 先生在寫文章時從沒有說自己是新四軍老戰士。（我也是看了此人的文章以后，才知道 陳遼 先生曾經參加過新四軍。）但是，新四軍老戰士難道不是一個光榮的稱號，而是可以用來恥笑和調侃的嗎？
我看過《大國悲劇》一書（新華出版社2008年出版），書中寫到幾十年前“杜勒斯的設想”。這位當年的美國國務卿說，他們要不知不覺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人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他們將使用一切辦法去支持和抬舉一批所謂的藝術家，讓他們往人類的意識中灌輸某些東西，并使誠信和正派被人恥笑，變成人人所不齒和不合時宜的東西。他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一些東西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他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這些人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他們會找到毀謗這些人的辦法，宣布這些人是社會渣滓。
杜勒斯的設想，至少后來在蘇聯實現了。杜勒斯的設想，現今還在實驗中。
楊揚文章提到，2009年“中國圖書排行榜文藝類排名中，《小團圓》的銷售量牢牢端居榜首”。他的文章大概寫得稍早了一點，沒有提到2009年末《小團圓》被推選為該年全中國十大好書之一！楊揚的同事 羅崗 教授在《中華讀書報》上說，《小團圓》是一本小資必買，買了必讀，讀了必定讀不下去的書。我想，如果將《小團圓》推為十大暢銷書之一、十大被爭議書之一、十大賺錢的書之一，我也沒有意見；但說它是“好書”，而且是全年全國的“十大好書”之一，我卻實在不知道好在哪里！
最初，聽說是南方某報評選的，我沒太在意，因為畢竟是地方小報，而且還是“商報”，我想可能是從“商”字著眼的吧。后來，著名的《中華讀書報》推選它為全年全國的“百大好書之一”，就頗使我吃驚。再后來，全國各報刊載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居然也推選它為全年全國的“十大好書之一”，那就只能令我震悚了！因為聽說這個學會是由國家某總署主管的國家一級學會，簡直叫人無話可說了。這算是什么“導向”啊？
但是，作為一個讀書寫書的公民，面對堂堂十幾億人的全國讀書界的大事，有的話還是必須要說的。
報紙上說，“《小團圓》在爭議聲中入選”。但是，在講到對《小團圓》的爭議時，都僅僅只是說該書的出版違背張愛玲本人意愿，或者其文學性不強等。所謂的“爭議聲”，難道只是這些？這在我看來是嚴重歪曲事實的，不說是偷梁換柱，也是抽了梁的。《小團圓》最大的問題并不在此，就好像《色戒》那部電影的問題主要并不是那些色情鏡頭一樣。 金宏達 先生最早提出《小團圓》的出版違背張本人意愿和有關國家的出版法，同時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該書“內容上堅決摒棄‘國家主義’(民族大義)，理性上連《色，戒》還不如”。這些話刊登在《中華讀書報》上，人所共見。后來，鄙人和一些同志的文章也曾著重指出，《小團圓》最大的問題，在于它所肯定的、贊揚的是“完全站在與國家、與法律絕對對立的立場上”的思想和行為。至今，我沒有看到任何一篇從理論上正面駁斥我們的文章。難道我們這樣嚴肅地提出的看法，連所謂的“爭議聲”都算不上嗎？這稱得上“民主”“公平”嗎？
這里還想提到“將張愛玲的出生故居改造成社區文化活動中心”一事。后來，我在網上查了一下，更知道了這個以張愛玲名義打造的“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很有點像幾年前在上海宣稱興修的“張愛玲紀念圖書館”一樣，是一個“公共建筑”，同樣都十分強調其“文化功能”，主事者都是特別著眼于它們的教育功能的。這一點人們也千萬不要忽視。而且，二者在修建中同樣都有著港臺資金的經濟背景。而更令我驚奇的是，某區的這次“改造工程”，與上次該區的常德公寓“張愛玲故居”修繕一樣，又有著“黨群工作部”這樣的官方背景，而且該部負責人還公然宣布“最后會列入文物保護單位”，這就更厲害了。該負責人還說它“將成為國際性活動的聚集場所”，甚至即使現在，它的國際性活動的“檔期”就已經“排得滿滿的”了（引文均見《青年報》正式報道）。在此我只想說三點：報上稱張愛玲“在這座老宅中度過了整整二十年的時光”，完全不是事實；說這座老宅“變身”為“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就會發揮家庭和睦、鄰里團結等等功能，是笑話，因為張家的“原有風貌”與此恰恰相反；至于“列入文物保護單位”，那是必須獲得國家文物部門批準的，不然就是非法。
最后，我覺得楊揚兄說的“2009年的上海文壇沒有奇跡”，好像有點不對。以上提到的不是“奇跡”嗎？至少，楊揚兄說的“張愛玲是唯一可以行走在今天上海大街小巷的文學話題。她讓今天的上海作家望眼欲穿，她讓今天的上海批評家精疲力竭”，就是一種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出現的“奇跡”啊。
（原載《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季刊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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