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兩個人的交往開始談起吧。
遠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兩個人就有了密切的接觸了。那是在安源煤礦大罷工期間的事情了，在他們的密切配合下，安源煤礦大罷工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中國的勞苦大眾同剝削階級斗爭的信心和勇氣。
后來，在延安的時期，劉少奇勤勉、務實、認真、誠懇的工作態度也有力地配合和協助了毛澤東的各項工作。特別是當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率領著八路軍和根據地的軍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沉重地打擊了敢于來犯我根據地的敵人。積極地配合了毛澤東在重慶與蔣介石的談判工作。日本鬼子投降以后，中央召開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劉少奇作為政治局七大常委之一，向大會做了政府工作報告，報告中曾經一百八十多次提到了毛澤東思想。對確定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全國的地位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解放后，在高崗、饒漱石陰謀要另立中央、搞分裂、企圖誣陷和把劉少奇拉下臺時，是毛澤東及時發現和揭穿了高崗的陰謀。并嚴厲地批判了他的錯誤行為，保護了忠于黨忠于人民的劉少奇同志。
在一九五八年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又一次（自從五六年起，他就已經多次提出過了他想擺脫繁重的國務活動）提出了關于他不再做下一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請求，并由他提議，會議一致通過了由劉少奇繼任國家主席的決議。
一九六零年，毛澤東在回答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誰是革命的接班人的問題時，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說是劉少奇。毛澤東主席在那個時候還對劉少奇同志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他們的分歧是從一九六二年關于大包干的問題上開始的。毛澤東七月十八日在中南海約見楊尚昆談話，毛澤東提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呢？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后的第二天，毛澤東召開了北戴河會議，他找了許多地方的負責人談話，了解各地的情況。最后，他提出了幾個問題，要大家議一議：是搞無產階級專政，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是搞小資產階級專政？我們到底走什么道路？
毛澤東在中心小組的會議上說：“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的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我們要代表貧下中農。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農民，所以要按勞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還說：“集體化的鞏固，必須要經過幾個回合。我們的集體化已經經過了考驗，將來還會繼續經受考驗的。”
劉少奇在表面上附合了毛澤東的意見，但他在心里是有自己的另外一套看法的。在以后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始顯露了出來。在階級斗爭是否為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他們也是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實際上，他們兩個人的對農民究竟應該走什么道路，階級斗爭是否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爭論今天仍然在繼續。一種是走集體主義道路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另一種是不管用怎么樣的方法，只要能適合農民的愿望就是一條好道路。關于這兩個問題，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我們的黨和人民群眾的心里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答案，但這僅僅屬于一種思想認識問題。當時的毛澤東并沒有給少奇同志上綱上線。
幾十年的事實證明，有著遠見卓識的毛主席給廣大指引的是一條越走越寬的光明大道，而依從落后的小農意識所走的道路越走越窄小，引起了許多農村中的深層次的社會問題。零散的小農耕作方法，只能使廣大農民群眾陷入了封建保守的小農經濟的泥潭。遺憾的是有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們至今還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或者永遠不會認識到這個問題。還在那里張大嘴巴聒噪著什么“土地流轉”的鬼話。
劉少奇同志是個思想認識問題，要是放在我們普通的老百姓身上不算什么的。但他是國家主席，是掌握著國家政策導向的領導人，他的思想認識關系到億萬農民走什么道路的問題。而毛澤東的性格是：“我這一輩子惟有主義之爭，其他的什么都可以放棄。”在走什么主義道路的問題上，毛澤東是分毫不讓的。于是，他們之間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因為毛澤東考慮問題的角度、位置總是與眾不同，他思想的深度、高度總是高人一籌。于是，他們之間的矛盾便是越發展越激烈了。雖然他們的內心深處都認為自己是為了人民謀幸福、為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而奮斗的。對劉少奇“問題”性質的定論，毛澤東在認識上經歷了一個比較復雜的長期的變化過程，他曾經說過：“同劉少奇的這個斗爭是從一九六四年夏天開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條就是這場斗爭的結果。”
那時，他已經認為劉少奇已不適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再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階段，他們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又發生了尖銳沖突。毛主席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兩個人的分歧公開化。劉少奇同志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在中央的領導工作地位。但這時毛澤東仍然把他的問題當成黨內的“路線問題”看待：基本肯定劉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查，不贊成把關于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公共場所去。不贊成在報刊上公開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他在這次會議上說：“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劉鄧準許革命，準許改，說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單獨會見劉少奇，兩個人談了許久。臨別時毛澤東把劉少奇送到門口，囑咐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劉少奇回家后對家人說：“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四天后，毛澤東在一次同外國朋友談話中講到王明時說：“他現在還是中央委員。下次代表大會，他恐怕選不上了。劉鄧能不能選上？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
后來，因為牽扯到劉少奇的所謂的“歷史問題”。毛澤東的態度才開始發生了變化。專案組制造出一大批材料，這些材料對毛澤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致于對劉少奇產生了錯誤的判斷。
在中共中央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致使劉少奇在開封含冤而死，造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樁大冤案。
在解放后的一段時間里，毛澤東和劉少奇無論是個人還是家庭都有著非常親密的關系。劉少奇的孩子們都叫毛澤東為毛伯伯。只是由于政見的不同才最后分道揚鑣，似乎這也是一種必然。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曾經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劉少奇最后的結局太悲慘了，令人扼腕悲嘆。
毛澤東在對待兇惡的敵人時都能寬宏大量，由于擔心資本主義復辟，在文革時，對待自己的干部卻更加嚴厲。他自己給文革所做的結論是“三七開”；大概那個“三”就是指“傷害了一批老干部”.但是，我們不能因為他的這個“三”而否定了他的“七”，他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考慮問題不但高瞻遠矚，而且處處是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角度來考慮。
文化大革命在某些方面看起來是失敗了。但是，毛澤東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探索與試驗所涉及到的方面，比任何時期都要廣泛。他在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教育、文學、藝術、美學、新聞、科學、軍事、外交等方面，都有自己精辟獨到的見解，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富有啟發性的問題。他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探索與試驗具有深刻而豐富的內涵；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他思考問題的高度和深度，至今無人企及。而且這種試驗遠遠沒有結束。
任何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真正結論，應該都是靠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通過社會實踐以后來做的，而不是任何的一次會議和幾個人的幾句言論來做結論的。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劉少奇同志的死是冤枉的，而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則永遠是博大精深、光輝燦爛的，這兩點并不矛盾。這才是真正的用歷史的眼光和唯物主義辯證法來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最正確的態度；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和正確的毛澤東思想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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