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看到上面的詞句,大概很多人的腦海里會立刻回蕩起熟悉的旋律。幾十年來,這首歌唱遍了祖國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激蕩過幾代人的心扉。這首歌的詞作者就是陜西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的技術員姚筱舟。(以上文字為網上摘抄,作為本文的引入資料)
背景
這首歌詞誕生的背景,眾所周知,在那個時代共產黨號召我們的爺爺輩鬧革命,為什么會一呼百應?因為共產黨的目標與絕大多數(shù)人民的目標一致,得民心者的天下,共產黨振臂一呼,天下響應,推到蔣家王朝,摧枯拉朽。
從中國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上下五千年,社會變革總是有著一定的規(guī)律可循:那就是社會利益分配不均,引起社會動蕩,然后群雄并起,重新分配利益,又形成新的利益集團,周而復始。每一次的政治集團建立王朝后,大多數(shù)社會資源就會逐漸被少數(shù)利益集團占有,然后多數(shù)人在社會的底層每況愈下,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于是民不聊生,在內憂外患之下,很容易產生激烈的社會矛盾,從而導致社會巨變。
49年后新中國建立,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國家百廢待興;欣欣向榮,這是在清王朝滅亡后以后兩大政治集團軍事斗爭的結果。在階級斗爭的環(huán)境下,絕大多數(shù)人們的目標一致,利益均沾,生活穩(wěn)定。由于第一代領導人的人格魅力和執(zhí)政團隊的高效廉潔,建國初期,經歷過大亂、動蕩的人們渴望國家富強。把個人的欲望壓縮到最小,一切聽從組織、政府、國家的,期望早日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由于對物質的要求不是很高,人們的幸福指數(shù)很高,于是陜西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的技術員姚筱舟產生了表達這種感激之情的想法。
58年初春,姚筱舟寫了三首小詩,其中包括《唱支山歌給黨聽》。他用“蕉萍”為筆名,把3首小詩投寄到《陜西文藝》得到發(fā)表。
62年,雷鋒因公殉職。在毛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的號召下,舉國掀起學雷鋒高潮。上海音樂學院教師朱踐耳在雷鋒日記中讀到了雷鋒摘抄的這首小詩的前兩段,隨即譜成曲子,并交給當時正在上海音樂學院深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瑪試唱。沒想到這首歌一炮打響,在全國傳唱開來,幾十年久唱不衰。
變化
60年過去了,國家富強了,這是公認的,人民是否富裕了?不好說,按照國際人均標準,應該是排不到富裕的行列之中的。
60年過去了,第一、二代執(zhí)政團隊基本上全部去見了馬克思,現(xiàn)在是第四代領導在執(zhí)政。執(zhí)政環(huán)境和基礎不可同日而語。
60年過去了,60年前黨章規(guī)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60年后工人階級其實就是打工仔,屬于弱勢群體。
60年過去了,理論上階級斗爭被淡化了,現(xiàn)實中階級斗爭越來越激烈。以前有共產黨領導我們與資本家作斗爭,現(xiàn)在有工會抹稀泥,為了和諧社會,很多的社會沖突、階級斗爭被人為的和諧了。
60年過去了,我們又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一切歸零,有的還是負的,對于既得利益者和富二代,則是站在了更高的起點上。
60年過去了,不知道人民民主專政,只知道一切服從經濟建設、貪官專政。再過60年,“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個段話,是否還在?因為整個社會結構已然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沒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擋這個事實。
60年前上海物價飛漲,政府調控一針見血,立竿見影。因為,資本家和商人與政府沒有穿一條褲子;60年后全國物價尤其是房價飛漲,政府再也控制不下來了,因為大家是穿一條褲子的。
過去的50后、60后、70后,都叫做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一代,所受的教育環(huán)境相對正統(tǒng)、傳統(tǒng),具有奉獻、服從的共性,有英雄主義情懷,帶有很深的時代烙印。階級斗爭是他門曾經的生活內容,生活方式、物質基礎相對傳統(tǒng),與100年前的相差不多,社會結構2000年來基本上一成不變。溫飽是生活目標,空氣、水、火柴等是日用品、必需品,基本生存條件穩(wěn)定。生老病死順其自然,不會成為負擔,那個時代被稱為計劃經濟時代。
現(xiàn)在的80后、90后、00后多數(shù)是獨生子女,有的是富二代、有的是窮二代,絕大多數(shù)是窮二代,這些人的成長背景是處在一個市場經濟時代。最重要的是物質基礎有著根本性的區(qū)別,他們出生的時代,溫飽不再成為生活目標,電腦、手機、互聯(lián)網是日用品、必需品,社會結構呈現(xiàn)多樣性發(fā)展。他們面對的是一個物欲橫流、高速發(fā)展的社會。與他們的父輩、爺爺輩相比賴以生存的基礎條件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面對的是一個生來就不平等的世界。
前30年與后30年根本的變化是,人們的觀念。除了毛澤東建立的國家的框架和名稱、國旗、國歌、軍隊還在,其政治內涵完全發(fā)生了變化,有好的變化,有積極的變化,也有消極的變化,最明顯的是人民不再當家作主。
階級斗爭
首先要承認社會存在階級斗爭。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以階級斗爭為主;實際上是被夸大的現(xiàn)象。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階級斗爭不再被提起;但實際上,越來越激烈。東西部之間的差距、城鄉(xiāng)之間的差距、內陸和沿海之間的差距、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差距、利益集團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差距,這一系列差距注定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怎能不會有階級之分?加上中國人骨子里的嫌貧愛富,在經濟高速發(fā)展的同時,一個個階級斗爭的案例此起彼伏,“血汗工廠”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存在大量的剝削行為的最好評價。
如果有人不承認在中國有血汗工廠的事實,我可以原諒你的無知,但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你這是真實存在的,這些當事人都還健在,大多數(shù)40歲以下,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被榨干了剩余價值后;一無所有,被無情的城市踢回原籍,打發(fā)殘生。他們的人身權利基本上被踐踏的干干凈凈。新一代的階級斗爭就是勞資糾紛、利益集團與弱勢群體利益對峙、房奴與開發(fā)商、城管與小販之間的生存斗爭。
日本戰(zhàn)后靠犧牲一代婦女換來的經濟發(fā)展環(huán)境,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則是靠犧牲了一代年輕人的青春換來的,北京、上海、江浙我沒有調查過,以珠三角為例:廣東我是親身經歷,十幾年前廣州、東莞、深圳勞資糾紛事例比比皆是,當?shù)卣犚恢谎坶]一只眼,為了經濟發(fā)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改革開放三十年慶典,看到的聽到的,都是歌功頌德,樹碑立傳,有誰來為三十年來弱勢群體的犧牲和不公正的待遇,出面道歉并對他們的貢獻給予肯定?一個都沒有!
以深圳為例:
眾所周知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深圳人口不斷增長,大量年輕、有才的勞動力遷移流入深圳,產業(yè)結構的升級調整,促使了深圳人口的持續(xù)流動,使深圳持續(xù)地獲得各種人才,并持續(xù)保持了年輕勞動人口大規(guī)模的流入,目前深圳1600萬人中不到300萬的戶籍人口,1300萬非戶籍都算是外來人口,包括獲得居住證的常駐外來人員。其中近1000萬人長期在深圳工作、生活,娶妻生子,有的混得好的還買房買車,但是不能完全與戶籍市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只有繳稅納稅的義務,與戶籍居民完全相同。可以說深圳獲得的是超額的“人口紅利”。這1000多萬非戶籍和戶籍300萬人,就被人為的分化為兩個群體,通過資源分配與占有,制造了人與人之間新的不平等,制造了絕對多數(shù)的弱勢群體,政府作為既得利益者是不會誠心改變這種倒掛現(xiàn)象的。
市長更換如走馬燈一樣,要么空降、要么本地提拔,任期內都是以GDP作為檢驗政績的重要指標,干上幾年后,他們有的升遷了,有的退休了,有的雙規(guī)了,但最后都會過上幸福有保障的生活。而無數(shù)的無產階級民眾依然是朝不保夕,在為生存打拼的時候,還一廂情愿地等待政府的善心大發(fā),期待早日解決他們的戶籍、醫(yī)療、養(yǎng)老、子女就學、住房等問題。
深圳的房價推高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不作為,有意為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二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在深圳,大多數(shù)人民基本上沒有任何權利,只有納稅義務。政府無節(jié)制、規(guī)劃販賣土地牟利,他們只為自己、為政績打算,卻從沒有考慮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修建學校。尤其是那些給深圳蓋起高樓大廈的民工,有誰想過給他們在深圳修建保障性住房?教育資源的缺乏導致無數(shù)的家長為了給孩子申請一個學位,上天入地,甚至打破頭爭著去買一套帶學位的二手房子,無形中又對房價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深圳房價所謂剛性需求的一個佐證。
現(xiàn)在的深圳產業(yè)升級,不再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為主,以科技信息產業(yè)作為深圳的代表性產業(yè);政府為了和諧,也會積極處理勞資糾紛。表面上,這個城市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市政環(huán)境越來越好,血汗工廠不再有人提起,十幾年前那些犧牲的一代人,逐漸成為被忘記的一代人。但是階級斗爭卻愈演愈烈,被剝削者越來越絕望,社會群體紛爭事件層出不窮。
城市里除了勞工階層,還多了許多的社會邊緣弱勢群體,他們多是以從事街邊小買賣、打短工等方式賴以生存,沒有戶籍、醫(yī)療、養(yǎng)老等福利保障,勉強養(yǎng)家糊口,同時也在為社會作出自己的貢獻。然而他們卻成了政府專政的對象。最近網上流傳的一個帖子《彪悍小女生刀逼城市管理者撿菠蘿》就說明了這個斗爭的殘酷,從照片上雖然沒有看到小女孩揮刀指向城管,但是卻看見了女孩的哥哥,抓住城管的車門,捍衛(wèi)自己的生存利益時,幼稚的臉上流露出與年齡不相稱的犀利的兇狠表情,令人不寒而栗。他們也是祖國的花骨朵,本來也應該可以快樂的唱著《讓我們當起雙槳》享受童年的生活,但是社會的現(xiàn)實就是這樣殘酷,解放前“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解放后60年,這句話依然可以用得上。這樣一代的孩子人長大后,他們的世界觀會是怎樣的?他們對黨、社會、對國家、對政府會是什么態(tài)度?
這一代人都是90后、00后,他們沒有50后、60后、70后那樣的教育環(huán)境,世界觀也不一樣,對于他們來說一出生就面對的是一個與生俱來的世界。現(xiàn)在的大多數(shù)家長都存在同樣的問題,孩子的教育有些力不從心,這是因為,現(xiàn)在的孩子處在信息時代,他們獲取的信息量和信息渠道是優(yōu)于家長的,這與家長之間形成了不對稱的教育關系,而家長的經歷形成了固定的、甚至是落后的教育思維方式是無法解決孩子時時刻刻提出的千萬個為什么。家長在教育小孩時,不能用過去自己的經歷來衡量現(xiàn)在的孩子,否則你很難融入到他們的世界和他們溝通對話。家庭教育的問題同樣可用在政府的管理上,如果政府還是抱著過去的計劃經濟思維方式來管理現(xiàn)在市場經濟,就會像家庭教育的結果一樣,很容易造成雙方的對立。
本文主要表達的觀點
就是要再唱一次山歌給黨聽,希望黨繼續(xù)號召我們鬧革命,推翻壓在我們身上新的三座大山:房價、醫(yī)療、子女就學。在當今社會,階級斗爭依然存在,敵人改變面孔已經出現(xiàn)在我們的面前,而且變的無比的強大,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對弱勢群體的剝削、弱勢群體的生活保障、新資本家對打工階層的剝削、地方政府獨裁、貪污專政、流動人口的養(yǎng)老、醫(yī)療、戶籍、子女就學、房價、人為的不公平現(xiàn)象等等,這就是當今社會的敵人,準確地說是無產階級、弱勢群體、勞工階層、社會邊緣群體的公敵。不要為了一時的和諧,而掩蓋這些矛盾,使得社會矛盾日積月累,形成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巨大風險。
這里做個比較:一個是國際影星成龍先生,一個是山西黑煤窯的工人,都說他愛國。我們相信成龍是發(fā)自內心的,自豪的;他在國際上因為中國的國力的增強,與自身的努力相映成輝,他享受到了國家發(fā)展的紅利,享受著國內外人們的尊敬,他說愛祖國,我們都相信他是發(fā)自內心的、自豪的。可是這個黑煤窯的工人如果說他說愛國,我們很難想像他會是發(fā)自內心的、自豪的,他每日為了溫飽與死神打交道,沒有未來,只有昨天、今天。最近富士康的N連跳恰恰證明了就算是比黑煤窯工人的工作環(huán)境稍好一點的廣大勞工階層,面臨的生存境遇一樣不容樂觀。
復習一下中國共產黨章程段落
總綱規(guī)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xiàn)共產主義。
第三條黨員必須履行義務: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貢獻。
我寧愿相信大多數(shù)黨員能做到這一條,因為我相信人性本善。
復習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綱前三條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
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學習一下:
這條顯示出勞工階級和打工仔的優(yōu)越性,事實如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與現(xiàn)實社會情況對比實在有許多讓人難以理解。其中“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這段話,早已被沒有人記得,尤其是現(xiàn)在的某些政府官員、工商界的代表人物,他們在言行上時時刻刻都在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和諧,甚至是在破壞共產黨的執(zhí)政基礎。
例如:有一個叫任志強的家伙以及他的同伙,是搞房地產的。不知道是腦子進水、還是某些政府官員授意,推高房價、貶低工人階級、弱勢群體、社會底層的窮人,他的所作所為就是要激化社會矛盾,破壞社會主義和諧,而政府相關部門卻不聞不問,任其大放厥詞、肆意妄為。我們的黨此時此刻應該保持高度的警惕,很明顯政府內部已經混入了妄圖顛覆政權的敵特分子。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人民依照法律規(guī)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yè),管理社會事務。
學習一下:
各級地方政府在大肆販賣國家資源,對人民的財產巧取豪奪,打著國家經濟建設的名義,中飽私囊。人民無能為力,無無法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jiān)督。
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jiān)督。
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tǒng)一領導下,充分發(fā)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
的原則。
學習一下:
十三億人里,有多少人參加過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有誰是經過哪些人民選舉產生的?他們能負多少責任?
人民如何監(jiān)督他們?他們又是如何監(jiān)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效果如何?誰能給我們一個明確的說明?國家公務人員有多少人在每月領取薪酬的時候,看著手中的人民幣、看著第一代領導人的慈祥的臉龐,能記住為人民服務、能想到這是人民的納稅錢?
至于實現(xiàn)人民當家做主是否有利于當前的國家經濟建設,自有公論。既然人民不再當家作主,實行市場經濟,執(zhí)政的基礎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就應該與時俱進,適時調整相關政策,松綁與計劃經濟時代有關的民生政策。
回首100年,無論怎樣,我們看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為人民真正的謀幸福,現(xiàn)在的中國,就是60年前放大的上海。所以當我們看到亂象叢生、民不聊生,身處這個時代,無能為力,只有再次唱起這支歌:“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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