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癥結在老板是臺灣首富可以“通天”
坦白地說，筆者認為媒體對富士康質疑不一，甚至要修理它，是不會產生什么實質效果的。縱然再有12跳，乃至20跳國人也不必大驚小怪。富士康既不會停業，也不會受懲處。原因無它，癥結在于富士康老板郭臺銘是臺灣首富，乃對臺頭號統戰對象，他和北京、上海、江蘇、廣東、深圳乃至他祖籍地山西省都有說不清的高層關系，包括有“天線”直通北京“天庭”。郭臺銘昨天在歡迎到訪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的儀式上說：“現在很多事都不能說，我們都默默在做。”可謂言簡意賅。
試想：如果廢了富士康，國稅地稅會少收幾百億，主管經濟的那些大中小人物會舍而棄之？
試想：如果廢了富士康，“對臺方針”實施會大打折扣，主管兩岸關系的那些大中小官員會舍而棄之？
到目前為止，當局從未出臺過嚴厲措施，而嚴厲政策打擊的是錢，是GDP，是財源。深圳大學的所謂心理學家還幫腔說：在自殺率大約為每十萬人有23名自殺者的中國，富士康的自殺率僅為每十萬人有2名，證明富士康的自殺率遠遠低于中國的自殺率。
延續了山西晉商長袖善舞的傳統，鴻海集團和郭臺銘本人每年邀請多少大陸方方面面的官員到臺灣吃喝玩樂，外界對數目不清楚而已，雖然那是公開的秘密。郭臺銘前年娶舞蹈教師曾XX為二妻，大陸好多官員送紅包或用其它表示恭賀哩。已下臺大貪官許宗衡（原深圳市長），就去過富士康“拜碼頭”。
郭臺銘之父跟國民黨敗軍潰逃臺灣。郭臺銘本人也當過“國軍”，所以他也把富士康視作半軍事化管理，以修理大陸工人為樂。郭臺銘也算風派一個，李登輝主政時，他涉多宗捐款；陳水扁上臺后他試圖逢迎送錢，后來因阿扁阿珍過貪，索價太高而作罷。
工廠就是一個小社會，臺資工廠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是劃分中國社會階級的終極指標，被臺資綁架的各級地方政府當局一直不敢破除社會不平等筑起的社會柵欄。從深圳有幾十萬工人的富士康到東莞有200多工人的臺資山寨廠，勞資矛盾反映了大陸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大陸缺乏左派和代表工農階層的媒體，很少人敢于點破此點。
深圳總工會扮演了不大光彩的角色，它把資方和工人的矛盾淡化為管理方式的適應與不適應，而根本沒有站在工人一邊，這種工會實際上代表政府充當資方與工人之間調停者的角色。央視《經濟半小時》也“小罵大幫忙”，稱“工作壓力”才導致“十連跳”。既然說現在是社會主義制度，好，其基礎當然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鄉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代表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干部官員和媒體不站在工農一邊，不站在人民一邊，是非不分，官商勾結，被資本家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少數工農民眾也被資本家軟硬兼施，不是亂象又是什么？
富士康問題說到底，是當代資產階級（臺資本家加上龐大的大陸買辦管理層）與中國工人階級（城市工人加農民工）之間的階級矛盾。資方經營手法萬變不離其宗，都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所一針見血剖析的剝削本性及剩余價值理論的再現和活生生的樣板。目前社會上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只有循此思路，才會對富士康問題有更理性的研判和提出更有效的對策方案。
對富士康問題感到頭大的某些決策人來說，互相推諉責任之際忽然來了些幫忙的，就是設在美國歐洲的那些勞工、“人權”團體。他們所謂聲援富士康工人的言論實際上對工人幫倒忙。因為大陸某些決策人正好引例說，凡是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既然敵對勢力支持富士康工人，我們政府更有理由不任由他們指控。更令決策者感到鼓舞的是，十一連跳并未影響求職者信心，在深圳每天仍有上千人排隊應征富士康工作。有湖南、湖北工人說，富士康工資按時發放，環境設施與員工福利超過當地私企，不至于煤礦那樣頻遭活埋。郭臺銘昨天譏笑《南方周末》派記者到富士康臥底調查的作法：“如果有問題，老早就報道出來了。”郭臺銘的潛臺詞是：你《南都》過去多次表彰過富士康的成功管理模式，現在又翻臉不認人，朝秦暮楚而已。
所以，媒體也好，國民個人也好，被郭臺銘專門請到深圳作法事消災祈福的山西五臺山高僧也好，都想打開血汗工廠富士康屹立不倒的秘密花園，但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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